书城文学闻一多作品集(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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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红豆篇(9)

如果是以贿赂式的祭祀为手段,来诱致神的福佑或杜绝神的灾祸,或有时还不惜用某种恫吓式的手段,来要挟神做些什么或不做些什么——对神的态度,如果是这样,那便把神的能力看得太小了。人小看了神的能力其实也就是小看自己的能力,严格的讲,可以恫吓与贿赂的手段来控制的对象,只能称之为妖灵或精物,而不是神,因之,这种信仰也只能算作迷信,而不是宗教。宗教崇拜的对象必须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的,万能而慈爱的神,你向他只有无条件的依皈和虔诚的祈祷。你的神愈是全德与万能,愈见得你自己全德与万能,因为你的神就是你所投射出去的自身的影子。既然神就是像自己,所以他不妨是一个人格神,而且必然是一个人格神。神的形相愈像你自己,愈足以证明是你的创造。正如神的权力愈大,愈足以反映你自己权力之大。总之你的神不能太不像你自己,不像你自己,便与你自己无关,他又不能太像你自己,太像你自己便暴露了你的精神力量究竟有限。是一个不太像你,又不太不像你的全德与万能的人格神,不多不少,恰恰是这样一个信仰,才能算作宗教。

按照上述的宗教思想发展的程序和它的性质,我们很容易辨明中西人谁有宗教,谁没有宗教。第一,关于不死的问题,中国人最初分明只有肉体不死的观念,所以一方面那样着重祭祀与厚葬,一方面还有长生不老和白日飞行的神仙观念。真正灵魂不死的观念,我们本没有,我们的灵魂观念是外来的,所以多少总有点模糊。第二,我们的神,在下层阶级里,不是些妖灵精物,便是人鬼的变相,因此都不太像我们自己了,在上层阶级里,他又只是一个观念神而非人格神,因此太嫌不像我们自己了。既没有真正的灵魂观念,又没有一个全德与万能的人格神,所以说我们没有宗教,而我们的风格和西洋人根本不同之处恐怕也便在这里。我们说死就是死,他们说死还是生,我们说人就是人,我们对现实屈服了,认输了,他们不屈服,不认输,所以他们有宗教而我们没有。

我们在上文屡次提到生的意志,这是极重要的一点,也许就是问题的核心。往往有人说弱者才需要宗教,其实是强者才能创造宗教来扶助弱者,替他们提高生的情绪,加强生的意志。就个人看。似乎弱者更需要宗教,但就社会看,强者领着较弱的同类,有组织的向着一个完整而绝对的生命追求,不正表现那社会的健康吗?宗教本身尽有数不完的缺憾与流弊,产生宗教的动机无疑是健康的,有人说西洋人的爱国思想和恋爱哲学,甚至他们的科学精神,都是他们宗教的产物,他们把国家,爱人和科学的真理都“神化”了,这话并不过分。至少我们可以说,产生他们那宗教的动力,也就是产生那爱国思想,恋爱哲学和科学精神的动力。不是对付的,将就的,马马虎虎的,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上弥留着的活着,而是完整的,绝对的活着,热烈的活着——不是彼此都让步点的委曲求全,所谓“中庸之道”式的,实在是一种虚伪的活,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不是你死我活,便是我死你活的澈底的,认真的活——是一种失败在今生,成功在来世的永不认输,永不屈服的精神。这便是西洋人的性格。这性格在他们的宗教中表现得最明显,因此也在清教徒的美国人身上表现得最明显。

人生如果仅是吃饭睡觉,寒喧应酬,或囤积居奇,营私舞弊,那许用不着宗,但人生也有些严重关头,小的严重点头叫你感着不舒服,大的简直要你的命,这些时候来到,你往往感着没有能力应付它,其实还是有能力应付,因为人人都有一副不可思议的潜能。问题只在用一套什么手法把它动员起来。一挺胸,一咬牙,一转念头,潜能起来了,你便能排山倒海,使一切不可能的变为可能了。那不是技术,而是一种魔术。那便是宗教。中国人的办法,似乎是防范严重关头,使它不要发生,藉以省却自己应付的麻烦。这在事实上是否可能,姑且不管,即使可能,在西洋人看来,多么泄气,多么没出息!他们甚至没有严重关头,还要设法制造它,为的是好从那应付的挣扎中得到乐趣。没事自己放火给自己扑灭,为的是救火的紧张太有趣了,如果救火不熄,自己反被烧死,那殉道者的光荣更是人生无上的满足——你说荒廖绝伦,简直是疯子!对了,你就是不会发疯,你生活里就缺少那点疯,所以你平庸,懦弱。人家在天上飞时,你在粪坑里爬!

中西风格的比较?你拿什么跟人家比?你配?尽管有你那一套美丽名词,还是掩不住那渺小,平庸,怯懦,虚伪,掩不住你的小算盘,你的偷偷摸摸,自私自利,和一切的丑态。你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你古圣先贤的什么哲学只令人作呕,我都看透了!

你没有灵魂,没有上帝的国度,你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一盘散沙,一群不知什么是爱的天阉,(因此也不知什么是恨)你没有同情,也没有真理观念。然而你有一点鬼聪明,你的蕃殖力很大,因为聪明所以会鼠窍狗偷——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因为繁殖力大,所以让你的同类成千成万的裹在清一色的破棉袄里,排全番号,吸完了他们的血,让他们饿死,病死……这是你的风格,你的仁义道德!你拿什么和人家比!

没有宗教的形式不要紧。只要有产生宗教的那股永不屈服,永远向上追求的精神,换言之,就是那铁的生命意志,有了这个,任凭你向宗教以外任何方向发展都好,怕的是你这点意志,早被瘪死了,因此除了你那庸俗主义的儒家哲学以外,不但宗教没有,旁的东西也没有。更可怕的是宗教到你手里,也变成了庸俗,虚伪,和鼠窃狗偷的工具。怕的是你的生命的前提是败北主义,和你那典型的口号“没有办法!”于是你只好嘲笑,说俏皮话。是啊,你有聪明,有蕃殖力,所以你可以存在,“耗子苍蝇不也存在吗?”但你没有生活,因为我看透了你,你打头就承认了死是事实,那证明了你是怕死的。惟其怕死,所以你也怕生,你这没出息的“四万万五千万!”

五四历史座谈

时间——三十三年五月三日晚

地点——联大新舍南区十号教室

刚才周炳琳先生报告了五四时候北大的情形,五四运动的中心是在北大,而清华是在城外,五三那天的会不能够去参加。(记者按:周炳琳先生方才说到五三晚上北大学生集会于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决定次日的游行示威。)至于后来的街头演讲,清华倒干得很起劲,一千多人被关起来,其中有许多是清华的。我那时候呢?也是因为喜欢弄弄文墨,而在清华学生里当文书。我想起那时候的一件呆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积习竟有这样深:五四的消息传到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去贴的。所以我今天看了许多同学的壁报,觉得我那时候贴的东西真太不如今天你们的壁报了。我一直在学校里管文件,没有到城里参加演讲,除了有一次特殊的之外。那年署假到上海开学生总会,周先生(炳琳)代表北大,我代表清华到上海听过中山先生的演讲,我的记忆极坏,此外没有甚么事实可以报告,只知道当时的情绪,就像我的贴《满江红》吧!

方才张先生说五四是思想革命是正中下怀,(记者按:张奚若先生说到:“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则是思想革命。”)但是你们现在好像是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张先生说现在精神解放已走入歧途,我认为还是太客气的说法,实在是整个都走回去了!是开倒车了!现在有些人学会了新名词,拿他来解释旧的,说外国人有的东西我国老早就都有啦!我为什么教中国文学系呢?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翻译Nationalism为民族主义,我以为这是反动的。回国以后在好几次的集会中曾经和周先生站在相反的立场。其实现在看起来?那是相同的,周先生:你说是不是?我在外国所学的本来不是文学,但因为这种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并且我父亲是一个秀才,从小我就受诗云子曰的影响。但是愈读中国书就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我的读中国书是要戳破他的疮疤,揭穿他的黑暗,而不是去捧他。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当时要打倒孔家店,现在更要打倒,不过当时大家讲不出理由来,今天你们可以来请教我,我念过了几十年的经书,愈念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因为那是封建社会底下的,封建社会是病态的社会,儒学就是用来维持封建社会的假秩序的。他们要把整个社会弄得死板不动,所以封建社会的东西是要不得的。我相信,凭我的读书经验和心得,他是实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务就是要知道他的要不得,才不至于开倒车。但是非中文系的人往往会受父辈诗云子曰的影响,也许在开倒车……

负起五四的责任是不容易的,因为人家不许我们负呀!这不是口头说说的,你在行为上的小地方是会处处反映出孔家店的。

可怕的冷静

一个从灾荒里长成的民族,挨着一切的苦难,总像挨着天灾一样,以麻木的坚忍承受打击,没有招架,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呻吟,像冬眠的蛰虫一般,只在半死状态中静候着第二个春天的来临,——这样便是今天的中国,快挨过了第七个年头的国难,它会准备再挨下去,直到那一天,大概一觉醒来,自然会发生胜利就在眼前。客观上,战争与饥饿本也久已打成一片了,因此,愈是实在的战斗员,愈的挨饿的责任,不像人家最前线的人们吃得最好最饱,我们这里真正的饿殍恰恰就是真正的兵士。抗战与灾荒既已打成一片,抗战期中的现象,便更酷肖荒年的现象了。照例是灾情愈重,发财的愈多,结果贫穷的更加贫穷,富贵的更加富贵。照例是灾情严重了,呼吁的声音海外比国内更响,于是救济的主要责任落在外人身上,而国内人士,相形之下,便愈能显出他们那“不动心”的沈着而雍容的风度了。现在一切荒年的社会现象就在抗战中又重演一次,不过规模更大,严重性更深刻些罢了。但是说来奇怪,分明是痼疾愈深,危机愈大,社会表层偏要装出一副太平景象的面孔。配合着冠冕堂皇的要人谈话和报纸社评的,是一般社会情绪——今天一个画展,明天一个堂会,“顾左右而言他”的副刊和小报一天天充斥起来,内容一天比一天软性化。从抗战开始以来,没有见过今天这样“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的景象,这不知道是肺结核患者脸上的红晕呢,还是将死前的回光反照!

一部分人为着旁人的剥削,在饥饿中畜牲似的沉默着,另一部分人却在舒适中兴高采烈的粉饰着太平,这现象是叫人不能不寒心的,如果他还有点同情心与正义感的话。然而不知道是为了谁的体面,你还不能声张。最可虑的是不通世故而血气方刚的青年,面对这种事实,又将作何感想?对了,怕动摇抗战,但饥饿能抗战吗?粉饰饥饿就是抗战吗?如果抗战是天经地义,不要忘记当年的青年,便是撑持这天经地义最有力的支住,可见青年盲目而又不盲目,在平时他不免盲目,但在非常时期他永远是不盲目的。原来非常时期所需要的往往不是审慎,而是勇气,而在这上面,青年是比任何人都强的。正如当年激起抗战怒潮的是青年,今天将要完成抗战大业的力量,也正是这蕴藏在青年心灵中的烦躁。这不是浮动,而是活力的脉搏。民族必须生存,抗战必须胜利,在这最高原则之下,任何平时的轨范都是暂时可以搁置的枝节。火烧上了眉毛,就得抢救。这是一个非常时期!

如果老年人中年人能负起责任,那自然更好,但事实上,战争先天的是青年人的工作(它需要青年的体质和青年的热情),所以如果老年人中年人肯负起责任,也只是参加青年的工作,或与青年分工合作,而不是代替青年的工作。战争既先天的是青年的工作,那么战时的国家就得以青年的意志为意志,虽则在战争的技术上,老年人中年人的智慧也是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