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样大规模的会议，不可能进一步具体地部署经济调整工作，因此，在“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又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议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对国民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的或未能充分展开讨论的问题讲深讲透。在会上，少奇同志指出，只有暴露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周总理建议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陈云同志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做了重要讲话。陈云同志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对于存在着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陈云同志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农业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通货膨胀；投机倒把现象；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他接着提出6条解决措施：一是把1963～1964年的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陈云同志这篇讲话深得少奇同志的赞赏。与会同志也都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少奇同志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再展开讲一讲，陈云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国务院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由富春、先念同志和他共同传达“西楼会议”精神。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李富春同志做了《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同志做了《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报告，陈云同志做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这三个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把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彻底摆开了，提出的措施也很有力。特别是陈云同志的报告，对问题讲得很透彻，克服困难的办法讲得很具体，对大家认识全局，统一思想，正视困难有很大的帮助，从而坚定了全党同志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当时农业大幅度减产，1961年同1957年比较，粮食减产800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农业生产恢复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到粮食的进口、工业的速度、基建的规模等财经工作的整个部署，而对于农业恢复速度的快慢，党内还有不同的意见。陈云同志在分析了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以后说，“总的看，好坏两种条件相抵，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过去。”“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在此基础上，陈云同志还提出把当时拟定的1963～1972年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所有这些精辟的论述，使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财经部门的全体同志从“超英赶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对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会后，陈云同志命我整理他的报告记录，我整理以后，又经邓力群同志做文字修改，再送少奇同志。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并报毛主席批准后，把陈云、富春、先念三位副总理的报告，连同中央的批语，一并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学习并贯彻执行。
“西楼会议”以后，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少奇同志指示陈云同志，将财经小组从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周总理、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和我。我作为陈云同志的主要助手。仍兼任财经小组的秘书。1962年3月7日和8日，召开中央财经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西楼会议”和国务院扩大会议的精神问题。在会上，陈云同志除了重申把“十年规划”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的主张外，着重讲了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问题。
他指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他说：“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应该说，陈云同志的这两次讲话，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决策上的重大失误，使我国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陈云同志建议正式规定1961～1965年五年为恢复时期，争取1965年粮食生产恢复到1957年水平。
第一次财经小组会议以后不久，陈云同志就因病去杭州疗养，由周总理直接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1962年4月2日至4日，中央财经小组举行扩大会议，吸收有关各部委党组负责同志参加，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会后，财经小组又继续讨论了两天。原来确定的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主要指标为：工农业总产值1400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450亿元，工业总产值950亿元，当年生产原煤2.51亿吨，钢750万吨，粮食2986亿～3014亿斤，棉花2034亿～2049万担。这些指标虽低于1961年的实际数字，但仍然过高。会议根据陈云同志指示的“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的精神，调整为：工农业总产值1300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420亿元，工业总产值880亿元，原煤2.39亿吨，钢600万吨，粮食2890亿斤，棉花2063万担。
调整计划确定以后，周总理又亲自领导我们起草《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参加起草小组的除我外，还有邓力群、梅行、顾明、许明、吴俊扬、廖季立等同志。报告突出地强调：第一，大幅度削减基本建设规模。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原计划草案的60.7亿元削减到46亿元，这是1953年以来基本建设规模最小的一年。坚决停建、缓建一批没有条件继续建设的项目，不要怕“伤筋动骨”，同时要合理使用有限的财力物力，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和支援农业、满足市场、出口需要的工业项目继续建设并按时投产。第二，除砍掉10万个小高炉外，对那些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不好、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和那些原料、燃料、动力供应不上或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要下决心“拆架子”、“收摊子”，坚决关、停、并、转。第三，大力压缩城镇人口和减少职工。在“大跃进”中，城镇人口从1957年的9900万人，增加到1961年的1.3亿人，职工总数从2450万人猛增到5000万人。这样庞大的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是已经大幅度下降的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根本负担不了的。自从中央提出调整方针以后，1961年已压缩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其中精减职工873万人，但仍然超过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承受能力。因此确定再压缩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精减职工850万人。动员那些“大跃进”时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加强农业生产。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务农，解决口粮问题，以缓和城镇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调整计划的报告起草完成后，周总理命我送到杭州向陈云同志报告，得到了他的同意。这个调整计划，正如陈云同志所说，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没有这样的调整计划，“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是很难克服的。但在“左”倾错误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当时，这样大幅度的调整计划，很可能被认为是要砍掉毛主席的“三面红旗”，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要不是刘少奇同志、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是不可能得到毛主席同意，用中央名义批准和转发下去的。
1962年5月7日到11日，党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中央财经小组的调整报告。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各大区中央局、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讲了话。他们和到会同志一致同意调整报告对形势的分析、所下的决心和采取的重大措施。会后，中央财经小组又吸收会议中提出的意见修改补充，将这个调整报告报送中央，经毛主席批准，于1962年5月26日发到全国贯彻执行。随后，国务院又组织若干个工作组，由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带队，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派干部参加，到各大区和重点城市，同地方同志一道落实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消减基本建设规模以及关停并转企业等各项任务。这一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使严重困难的局面得以迅速扭转。
1962年夏季，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全会的预备会议，整个会议的过程长达两个多月。会议原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重点是要讨论和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在8月6日的大会上，毛主席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以后又在会上多次讲这个问题，会议风向就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所谓“黑暗风”（指“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以来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单干风”（指主张包产到户、实行责任田的意见）、“翻案风”（指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等事件）和“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这样，又把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的纠“左”变成了反“右”。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对会议精神的传达作了严格的限制，防止了扩大化。全会以后，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面，还是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西楼会议”、“五月会议”确定的各项重要措施，经济工作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在政治上造成的消极后果是很严重的。
1963年9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1963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确实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但问题仍然不少，特别是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吃、穿、用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整个工交系统，特别是基础工业的调整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企业还需要大力整顿。基于这样的分析，会议确定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把1963～1965年这3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1966年再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过渡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农业生产要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水平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比例关系应在新的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经营管理工作要走上正常轨道。为了实现上述任务，经济工作必须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技术的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方针。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这些决策，对于统一干部思想，防止形势稍有好转就想大干快上的“左”的倾向，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有重要意义。
在9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正确决策下，经过1964年全党、全国各条战线上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恢复经济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1965年要继续完成调整工作中尚未完成的任务，大力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并为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形势的发展，正如中央预料的那样，到1965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达到2235亿元，其中农业833亿元，工业140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1957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5％，其中农业增长9.9％，工业增长98.1％。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工业内部的各种比例关系以及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已趋于协调。财政收支已趋于平衡并略有节余。市场上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在总量上已经平衡，全国零售物价和集市贸易的价格大幅度回落。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松辽平原建成了大庆油田，结束了我国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在攻克了几千个难关之后，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在我国西部地区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事实证明，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