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黄金问题”，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到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但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一离开根据地就不能用了。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较好，大军出动时，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些黄金，备紧急情况之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组织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东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那时这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已知将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的烈士很多，从前是老革命地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但省的经济隋况较陕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我让翁徐文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这笔款项由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营。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直接经手过。
翁徐文为人十分老实，从不谋私，又十分谨慎。他为革命队伍经管这笔钱财，兢兢业业，不敢销毁。当我调北京回军队时，他仍留湖南工作，曾为此问我，这些账目是否仍由他保存？我一向都是个谨慎的人，这一次却由于问心无愧，十分自信，信口回答他说：这是你经手的帐，交给谁呢？要是你嫌它是累赘，这陈年老账就销毁了它也可以。
军委斗争会揭发了这个问题以后，我真担心起来了。我怕的是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J怕他已经将账目销毁。而万一翁徐文死去，我就是百口难辩了。我尽管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过，但实在耻于“贪污”的名声。为此，我写信给代替彭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
为查清此事，听说罗瑞卿率领一批人员亲赴湖南，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前的老账都翻出来，一天一天的查看追问。幸亏翁徐文比我还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账簿、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富春批准的字据也在（富春自己已忘了此事，人们问他，他说不记得了）。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不再提这事了。我由此得以解脱被诬陷的罪名。这真得感谢翁徐文的谨慎作风。
军委斗争会停止后，我就在家闲住。彭德怀在庐山曾表态说：不管如何处理，我一不自杀，二不叛党……我当然也是这样。因此，不管心理感受如何，还得把日子过下去。这段时间里，我读了不少书，主要是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中国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名人回忆录等等。
这时中央转发了一封张闻天给主席的信，主席批字鼓励。我看后没有表示。我老伴就使劲催我也写一封认罪悔过的信给主席。我说难写，空话无用。老伴不死心，就替我起草了一封，说些什么“罪过深重，寝食不安，痛悔莫及”之类的话。我向来不喜欢空话，这信虽言词甚切而无实际内容，我也不愿写。但我老伴在庐山会后吃了不少苦，被人批斗，几乎也戴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最后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她无故受害，又没有经历过党内斗争的实际锻炼，有一段时间精神都有点失常。我看她把写这封信看得那么重，为了照颐她的情绪，就照抄一遍，把信发了出去。想不到，主席竟亲笔回了—信，意思是：1.欢迎认罪改过；2.要求有实际表现。主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说空话是不中的，但我无法有什么实际表现，也就没有再写信。
张闻天庐山发言
一、关于工业化的建议：“拿来主义”和“稳步前进”
《张闻天选集》收入了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当时遭到错误的批判，今天人们却惊奇地发现，这篇发言的基本思想不但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至今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张闻天从1951年起担任驻苏大使，接着1955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为什么一位负责外交工作的领导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却能发表一篇如此系统地反对“左”倾错误的发言呢？其实，一些当年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虽然他从事外交工作，但同时对国内经济建设一直十分关注。他身居国外，却总是不断地向国内索取经济建设的信息资料，了解国内经济建设情况，同时又把研究并向国内介绍国外经济情况和经验一直摆在使馆工作的首位。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在1952年给中央写的《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一封建议信。这封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拿来主义”，二是“稳步前进”。这个：“拿来主义”，也就是他后来在庐山会议发言中所说的“把人家最新最先进的东西拿来”。这在当时条件下，虽然具体是指“使用苏联的技术与经验。”但从他前后一贯的思想来看，并非仅限于此，而有着广泛的意义。而“稳步前进”则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条件提出的，正如信中所说：“离开了中国现有的各种条件，而要加速工业化，显然是一种急性病。”为此，他建议要集中有限的资金用到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建设项目上去，并对当时“外汇用的不集中”的情况提出了批评。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张闻天那时在如何加速我国工业化的问题上，比较强调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也可以看出他对于旧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有比较清醒的估计。应当指出的是，这位20年代有过旅美勤工俭学经历和旅俄学习生涯的老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建国初期的上述建议，就同他的眼界比较开阔有关，而建国后的八年外交工作，更加深了他对中国同先进国家经济状况的差距的实际了解。因此，后来在庐山发言中对于当时出现的违背科学、盲目自大的错误思想和绝对排斥外国经验的错误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不是偶然的。
二、从喜到忧：“这是理论的问题”
张闻天1958年反对“左”倾错误的思想的形成也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的。1955年他从国外回来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时，正是国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逐步推向高潮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进行的时期，对于不断前进的变化形势，张闻天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对于1956年一度出现的冒进偏差，张闻天也曾有过认真的思考。1957年5月他在巡视驻巴基斯坦使馆时有一次讲话。当他谈到国内建设情况时就说国内有冒进，原因是“经济建设追求先进标准，忘记了我们还很落后”。同年6月，他在视察印尼使馆时也说到国内建设中的缺点“是要求太高、太急、太大”，并说“苏联过去很苦，缩紧裤带工业化，我们今天条件好了，可以适当放慢，要平衡”。张闻天的上述这些思想是同当时周恩来、陈云的思想完全一致的。而他也从建设的实践中认识到确有一个要注意反冒进的问题。
到了1958年春，张闻天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对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基础上出现的经济势头思想上感到十分兴奋，这一年2月他参观了上海、杭州的一些企业之后，曾经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从群众的建设热情中受到的鼓舞和教育，毛泽东也亲自复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但是，对于当时在批判“反冒进”气氛下已经出现的追求高指标和形式主义的一些做法，张闻天也有所担心，特别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年年初南宁会议上对1956年“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在思想上有很大抵触，认为“有冒进也要讲”。张闻天的这些思想是同他后来在“大跃进”中形成系统的反“左”思想直接有关的。
张闻天反“左”的一套想法是随着他对当时一系列“左’倾错误的觉察而逐步形成的。正如他自己陈述当时反“左”思想形成的原因时所说，“主要的问题是：搞土高炉动员那么多人上山，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人民日报》又有些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主观能动性文章，批评按劳取酬和条件论，有些同志跟外国人谈话说共产主义快来了等等。这样，我得出总的感觉就是太‘左’了，过火了。”
张闻天以上认识形成的时间，大体是在1958年10月他从东北调查回来之后。东北是张闻天工作过将近5年的地方，他熟悉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大炼钢铁运动开始差不多一个月之后，他就跑到那里，想从那里直接取得第一手资料。结果他亲眼看到了这个运动所呈现的一种盲目性。人们还不知道那里有矿石就往山上跑，甚至用石头来砸矿石，花费了大量劳力和成本，而炼出来的铁又都质量很差，根本不能用。当他看到这种情况时就觉察到问题确实不小，当场就向周围一些同志表示这是得不偿失。
在他东北之行结束的时候，也正是毛泽东和中央着手纠“左”并召开一系列会议的时候，于是他便将自己的认识先后在两次武汉政治局会议匕坦率地讲了。同时他又从这些会议上了解到一些全国的情况，从而在思想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得出了明确否定的结论，12月武昌会议之后，他就向身边有的同志说过自己的看法：人民公社、“大跃进”“仅仅起到检阅群众力量的作用。”另一次说到宣传方面错误的原因时指出：“这是理论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这是他最早从理论上明确提出这个问题。
到了1959年上半年，一方面党中央在继续纠“左”，另一方面某些“左”的做法和情绪都仍旧在各地继续发展。而张闻天同志在处理繁重的日常外交事务的同时，更加关心全国经济形势的发展。2月他去越南使馆视察，3月回国之后就立即又到广东海南岛地区进行调查，他在这次调查中看到的许多事实又进一步印证了他在此前已经形成的看法。比如海南岛这块物产丰富的宝岛，有的地方饿死人而干部却不敢说。报纸上登的许多消息是浮夸的。他越看心情越沉重，一面参观一面暗想：问题这样严重，确实不能光讲成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