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作为当时的行动口号。在某项工作任务中，缺乏认真研究具体条件，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定。有时中央下达了任务，他们层层加码。甚至流传了一些纯主观主义的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然，这些错误说法，他们是不会直接讲给主席等领导同志听的。我认为，这种作法和说法，实际上是在破坏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劳动力的组织方面；有许多地区过分强调大兵团作战，不按照强弱劳动力相互搭配，反而实行强弱分别组织。这样组织劳动力，是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
在当时，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作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树木、竹林。有不少农户J怕“共产”，就低价变卖家产。有些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就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本来产量不高，而报上去的数字很高。如果这些数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领导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重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生产中，有些地区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的现象也很严重，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这些风气，在1958年12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申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在某些地区刮起，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倾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隋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
1959年7月14日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些“左”的现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从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正如在1958年秋，人民公社刚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但是经过主席的开导，那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既纠正了偏差，又没有伤害同志的积极性，我对此非常满意。所以我7月14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
可是，事与愿违。在7月17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对那封信的印发本，并在起头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7月18日，在小组会上我就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7月23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相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当日黄昏，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在马路上散步时，迎面碰见了一个同志，他叫了声：“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他很严肃地说：“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我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他说：“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并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我说：“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我知道他说的话是好意，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即别而归。
回到住所后，参谋同志送来军委转西藏军区电报，是要求增派运输车辆。即拿着电报想同黄克诚同志商量一下。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对我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说，五十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仅停片刻，没有谈及别的，我即回自己办公室去处理电报。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至天晓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呢？那位同志的话虽对，但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还是作检讨见？总之，有一系列的问号在我脑子里盘旋着。甚至产生了一种埋怨情绪，想：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30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同时也考虑到，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
第二天，即24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但是，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有“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E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作，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黄克诚谈庐山风云
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影响深远。
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E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而我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他们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也和他谈过一些国内情况，可能加重了他的忧虑情绪。彭德怀收到庐山会议的通知后，他不想去，让我替他去。我说：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我又向他：他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去开会了。在会议中他对就事论事不满，对没有尖锐的意见不满，认为纠“左”的措施不力，因而写出了那份有名的“意见书”。
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我还在北京守摊子。彭真和林彪也未去庐山，似乎都没想到会出什么大问题。我还是把这个会当成一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工作问题的会议。还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一个文件是关于钢铁工作的，主要说：我国现已有一千万吨钢的产量，目前应着重质量，不要追求数量；并举了苏联和日本作例子。苏、日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钢的年产量都不甚高，但在战争中都显示了很大的威力。这说明有一定的数量时，就应待别重视质量。第二个文件则是关于无线电工业的，现称电子工业，但当时尚无此称谓。军委非常重视军事工业，国家设二机部专管军工。开军委会时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几位元帅都主张不能削弱对军事工业的领导，我就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一个加强对无线工业领导的文件。
此时，国内经济情况已有些乱了。河北、山东都有饥荒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多。我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后，中央通知我去开会，我有点意识到会议上分歧严重。彭德怀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意见书”已打印出来，看来可能要受批评。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我和他意见相反，后来却被人引为我“蓄意反党”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