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5月份，大家尽了最大努力，鼓足干劲去做，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提高了90％，但还没有完成计划。钢铁、电力、机械工业的生产都没有完成计划。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就是完不成任务，压得大家情绪都下来了，总是感到欠了债。
工业生产出现这样的局面，不能怪各部，首先我有责任。从中央领导机关起，连我在内，原先都希望指标能高一些。我曾经说过：树上有果子，要跳一跳才能拿下来。这是对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树上的果子，而是天花板上的电扇，怎么跳也拿不下来。既然是办不到的事，那只得退回来，这样有好处。
原来订的1800万吨钢的指标就是虚胖的，有“空气”，是虚假现象。把虚假现象去掉有什么不好呢？1800万吨钢的指标把我们整苦了，天天忙着1800万吨。现在解放出来了，可以想一想农业的问题、市场的问题，这样有好处。农业不抓不行，去年大丰产，可是农村劳动力却集中去搞大办钢铁和水利，没有把丰产的粮食全部收起来，损失很大，今年一些地方没有饭吃；去年大跃进，今年王府井商店的货架子上没有东西。现在钢的指标落实下来了，可以腾出手来搞农业，搞商业，想想化学工业、轻工业，好好调整一下各方面的比例关系。
同样内容的话，这期间我还在外交部、冶金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讲过。这些话，比较真实地表达了作为工交战线指挥员的我的看法。
6月29日，国家经委党组趁降低钢铁指标的东风，向中央作了《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三季度拟针对“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严重失调现象，进行整顿和巩固，调整比例关系和整顿生产秩序的意见。可惜，庐山会议后期的“反右倾”，使这个过程中断了。
读书、总结经验与逐步认识客观规律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认识上的原因（当时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下进行的，如果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动摇，就认为“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在这个前提下纠“左”，当然是不可能彻底的，因而庐山会议后期出现反复就不足为奇了），未能一以贯之。我们既不能过高地估计它的成果，也不要忽略它在党史（社会主义时期）中的地位。这次纠“左”，方向是正确的，也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毛主席在纠“左”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和领导方法，是有长远意义的。我感受较深的有三点：
第一点，要经常读一点书。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完成了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承认，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比较顺利，但时间毕竟很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它的规律是什么，我们的确知之不多，不甚了了。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走一步，看一步，边实践，边总结经验，而我们却急急忙忙往前闭，不出乱子、不闹笑话、不办蠢事才怪呢？毛主席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1958年11月9日他在《关于读书的建议》中写道：
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编者注），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主席的这种领导方法（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尽管在今天看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早已突破了斯大林著作的框框，但是，我们毕竟要承认。
在30多年前，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从他的这本书中受到了教益，初步懂得了些什么是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等等。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我们着眼于未来，但从不割断历史。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左”的思潮再度泛滥，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以及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又精心攻读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中受到启迪。这说明经常联系实际读点书，是开阔脑筋、实现思想飞跃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一环。
第二点，要“唯实”。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但仅仅满足于好心，是很不够的。“大跃进”的实践证明，如果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对头，不从实际出发，不掌握群众的脉搏，陷入“左”的空想，单凭主观愿望行事，好心也仍然会办错事。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最大的收获是使党的政策重新回到了现实之中。这个转变，是跟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倾听群众的呼声分不开的。毛主席找到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赞成陈云同志提出降低钢铁指标的意见，无一不是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领导方法的结果。毛主席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又说“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因而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当正确的政策已经制定，毛主席便果断地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召开五级、六级干部会议，直接跟群众见面，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毛主席倡导的这种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需要我们代代相传，这是关系我们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大事。空谈不能治国，只能误国。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不能解决问题。“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小平同志讲得好：“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只要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又掌握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功，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够无往不胜。
第三点，认识客观规律要有一个过程。毛主席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是因为“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因而，不可能要求人民公社刚一出现在地平线时就充分地认识它，只能随着这一过程的延续和矛盾的展开而逐步加深认识。武昌会议认识到要划“两条线”是进步；郑州会议认识到“三级所有”要以“队（即原高级社）为基础”，更是个进步；上海会议认识到还要保留部分的初级社所有制，则又进了一步。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当今农村的经济体制问题。这个过程，花了20多年的时间，并且几经反复。又如，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认识，花费的时间更长，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又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问题，进而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可见，认识一个事物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虽然搞了40多年的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仍在实践中。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经过14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显示了它的正确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正如小平同志客观和冷静地指出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至于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则需要到下个世纪中叶。总之，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去探索、去奋斗、去掌握它的规律。只要我们勇于实践，勤于思索，善于总结，我们就一定能够把中国的事情办得越来越好，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