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讲到1959年钢铁指标是否定在3000万吨时，薄一波插了一段话：现在这种形势，6000万人，搞一个大运动，这样搞下去，当然有很大的好处，可是造成了各方面这么个紧张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明年这样搞，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提出一个“定点”，是两种用意：把基地定下来，不是马上形成什么，而是赶快定；那些合乎条件的就把它保存起来，那些不合乎条件的就收兵回营，不要搞了，人就可以撤下来一些。老这么拖，各方面的矛盾太突出了，棉花也不能收了，吃的也不能运了，出口的东西也不能够集中了，什么东西都供应不上。薄一波讲到这里时，毛主席说：大城市里头，猪肉也没得吃了，粮食也没得吃了，猪肉也不能出口了。我接着说：钢，北戴河向主席保证的1100万吨，现在从数量上来讲，还是可以达到，甚至可以超过，但是从质量上，把内容加以分析，情况就大变了，1100万吨钢，大概把18个重点企业，把造机械的铸钢，把地方上的好钢加上，不会超过900万吨，我估计是850万吨，还有250万吨土钢，还轧不成现在所需要的材料，假使明年要搞到3000万吨，概念是增加两倍半达到三倍半，那是相当紧张的。毛主席说：要总结经验，你搞这么一点铁，这么一点钢，要6000万人，我们中国究竟有几个6000万人？这个总不妙吧。是不是这样，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他风趣地说，唱戏拉胡琴，转那个东西转得太紧，它就有断弦之危险。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
21日下午，李富春同志主持中央部委参加会议的同志讨论1959年钢铁等指标的安排问题。初到武昌的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李富春、赵尔陆和薄一波，谈明年钢的指标定多少？富春同志说：有同志说定3000万吨，我看2500万吨是可能的。尔陆同志说：我看1600万吨也就不小了。最后，薄一波说：内定1800万吨，公布1600万吨。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11月23日，他在武昌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指出：
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指标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是2700万～3000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一次是决定性的，问题是办得到办不到。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
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2700万到3000万吨难得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个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与会的有少奇、陈云、小平、彭真、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陶铸、欧阳钦、张德生、林铁等同志——编者注），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将来又搞个马鞍形，那好，就开个全国大会。昨天晚上我们说，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要经过努力。但是还有好几关没有过。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没有一个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第二条，人是要睡觉的，这也算一条科学。
为了从理论上弄清冷和热的辩证关系，12月1日，毛主席在武昌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作了回答：
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脚慢慢热起来。
在毛主席的耐心启发和教导下，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的紧张工作，终于迈出了纠“左”的一步，取得了最初的成果。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全会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虽然还保留了相当多的高指标，但钢的产量已由原来的2700万～3000万吨，降为1800—20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已从500亿元降到了360亿元。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全会通过的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
“事非经过不知难呀！”一个时期一股热情，谁不想搞得快一点。但愿望与可能毕竟不是一回事。毛主席首先察觉到这一点，提出“压缩空气”，说明他头脑清醒得比我们早，发现和判断问题的敏锐性比我们高，转变不合乎实际的看法也比我们快。这的确是很不容易、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主席在察觉到“大跃进”中泛滥起来的“左”的错误之后，从1958年10月中旬到12月，为了开始纠“左”，他一路奔波、夜以继日地非常之紧张地工作了两个多月。从中也可以看到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几个鲜明特点。一是抓得很紧。一旦发现了错误倾向，就抓住不放，又是调查了解，又是开会研究，又是找人谈话，寻找解决办法，几至终日以思，夜不能寐；二是加强实地调查。不但派人下去调查，而且亲自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不仅找省部级的高级干部、地县级的中层干部座谈、个别交谈，而且找区乡级的基层干部座谈、个别交谈。通过座谈、交谈，反复了解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同时也向调查对象亮明自己的看法；三是理论与实际结合。他既要求大家实地调查，又要求大家读点书，把“左”的错误的表现、产生的原因上升到理论上进行分析，以利于提高大家对错误的认识，增强纠正错误的决心和自觉性；四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形式多样。小范围研究、大会讲话以及党内写信、作批示等等，多管齐下，把中央要纠正错误倾向的意图、办法迅速传达下去。这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特点，不独表现在这次开始纠“左”的工作中，而是贯穿于毛主席的整个领导工作之中。下一节还要谈到的他在1959年1月下旬，再一次风尘仆仆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着重调查研究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我以为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
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
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湖北、湖南和返京途中，又与当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于1958年12月30日回到北京。
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中央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的年度计划等问题。2月1日、2日，毛主席两次到会讲话。他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客观经济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毛主席的这种坦诚态度，发人深省；而他那种“从实践中找经验”的求知欲望和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的负责精神，更为全党树立了榜样。
1月15日，毛主席从新华社内部参考上，看到了广东《新会县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勤率、劳动效率为什么普遍下降》一文，其中谈到：究其原因是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都一样。2月中旬，毛主席看到了广东省委批转赵紫阳同志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瞒产私分的严重情况，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关注。23日，他再次外出视察，在天津与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等省、市负责人谈公社问题。24日，分别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省、市委负责同志谈公社问题。25日，又跟舒同和历城县委第一书记、东郊人民公社第一书记、大辛管理区总支书记、生产队长等谈公社分配问题。他了解到，吕鸿宾合作社用一张条子（调东西调不动），一把秤（让人拿秤去称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便翻箱倒柜），一顶帽子（本位主义，进行神经战）都不灵，于是，受了教育，改变主意，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一张布告（安民告示），一个楼梯（下决心解决所有制问题）解决问题的经验。26日，他与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等同志谈公社分配问题。27日上午，又与新乡、信阳、许昌、洛阳地委书记谈公社生产、分配问题。
2月27日至3月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问题，形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郑州会议记录》。
在郑州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多次讲话。这里，我想着重引述毛主席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是怎样透过现象弄清本质的。
毛主席是这样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这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但作为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来讲，似应指出大体需要多长时间。经过30多年的实践，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想的过渡时间显然是太短了，过急了——编者注）。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很多东西我们并未真正弄清楚——编者注）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从这样的分析入手，毛主席认为首先应该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他说：
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一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
对事物的分析，并没有到此为止。请看毛主席是怎样从实践升华到理论高度的：
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剥削阶级所采取的政策（指赎买政策——编者注），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同志们，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