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毛泽东指责说：去年“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这是对周恩来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评论的批评。周恩来这个讲话，比较全面地总结了1956年上半年经济工作中冒进与反冒进的经验教训，并正确地提出1957年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作了带总结经验教训性质的评论。他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案，主席提出时说的。有些东西在实际执行中还要修改。实际上某些数字已经勾掉了，某些数字还会修改的。现在执行了差不多快一年了，已经证明有些东西是需要研究的，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举几个例子：比如扩大耕地面积。现在看起来，那么一个要求f指12年之内开垦1.4亿亩）很显然是难于达到的。又比如双轮双铧犁，要生产600万部，显然不需要这样多。（1956年反冒进的措施之一是把生产双轮双铧犁60t3万部的指标，减为350万部，实际生产了250万部，出售170万部，农民退回80万部）因为很多地方不可能用这种双轮双铧犁。周恩来认为，大家谈到计划，最容易联系到八大的建议和四十条。因为这两个东西是规定我们每年进度的指标的。这两个东西我们经过研究，觉得可以修改，不合实际跟不上去，就不能勉强跟，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它也不能单独跟上去，还是得退下来，钱也浪费了……这就是“扫掉四十条”的由来。
所谓“扫掉促进委员会”毛泽东说：去年“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这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要讲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毛泽东这些指责是很严厉的。他所指责的，就是1956年初周恩来和陈云发现经济工作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以后，周恩来提出要“压一压”的方针，在2月召开的财政会议和计划会议后，计委和财政部由李先念组织一个“促退会”，把两个会议期间各地、各部门上报来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高达200多亿压下来，要退到147亿左右。这一措施经过落实，减少了盲目冒进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然而，这一重大措施，毛泽东持异议。因此，把作为压一压的工作班子“促退会”提高到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组织、提高到如同“那个右派章罗同盟”加以类比，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八届三中全会后，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逐步见诸报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说：“1956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四十条纲要目标，结果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接着，同月31日，《人民日报》针对河南省1956年水利建设的情况说：这“不是冒进，而是‘跃进’。”随后，经毛泽东在出访莫斯科期间签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发表，把批判反冒进公布于世。社论认为，1956年正确的跃进，而不是冒进，社论号召大家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个大跃进”。毛泽东对此文采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的提法颇为赞赏。事隔约半年之久，毛泽东在重看这篇社论后，于1958年5月26日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写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起，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对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决策接二连三地进行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只能反右倾保守。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他还武断地认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似乎高指标，“快”就是马克思主义，而量力而行的指标、“慢”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经过接连数日的批判，到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对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决策作出了错误的结论。主持反冒进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分别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对反冒进错误批判的结果，在思想上，批掉了实事求是，实际肯定“左”比右好；在政治，批掉了八大正确路线，代之以高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在组织上，批掉党内的民主作风和集体领导原则，滋长了个人专断；在经济工作上，批掉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发动起“左”倾冒进的“大跃进”运动来。
农业率先“大跃进”
八届三中全会在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恢复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中央还作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要鼓起像1955年冬季高潮中那样一股劲头来，使这一运动“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11月至12月间，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武器，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农村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运动，投入劳动力逐月上升：10月份二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达8000万人，1958年1月高达1亿人。从1957年冬到1958年4月，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出现可喜的形势。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应有的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了低洼易涝的耕地2亿多亩，改造了瘠薄的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亿担。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会后，正式写入《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之中，规定：“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毛泽东在1958年1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还提出：15年要看头5年，头5年要看前3年，前3年看头1年，头1年要看头1个月。在这样的要求之下，有些省提出了“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委提出，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
随着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目标的确定，在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之下，农业生产主要产品的高指标相继出台，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向一届五次人大会议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1958年计划粮食产量为3920亿斤，比上年增加210亿斤；棉花产量为3500万担，比上年增加220万担。这个指标基本上仍然按照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要求，是切实可行的。然而，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一再追加指标。1958年4月4日，国家经委调整了上述计划。要求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4397亿斤，比上年增加497亿斤；棉花产量达到4463万担。比上年增加1283万担。
为达到这样的高指标，大力推广深翻土地、合理密植、工具改革、养猪积肥等措施。然而，在求成过急的思想支配下，主观主义大膨胀，对一些正确措施和具体经验不顾客观实际，任意拔高，照抄照搬，结果适得其反，闹出很多笑话，摔大跤子。最突出的表现是浮夸风的泛滥。
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
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全国为“超英赶美”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逐步推向高潮。
1958年5月，党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正确地提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另一方面，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错误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错误地提出了“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错误地对1956年反冒进作了不公正的结论。在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会议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并规定“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
由此可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必然具有两重性。正如《关于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这条总路线的确定，标志着我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上指导方针的失误。
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总路线的产物。“大跃进”运动是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随着钢铁生产指标不断加码而发展起来的。
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为624.8万吨，比上年增长19.2％。这一指标说明发展速度不低，但仍然没有离开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的轨道。同年3月31日，成都会议通过了国家经委提出的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1958年计划的预算的第二本账的意见》，钢产量由624.8万吨提高到700万吨。此意见在同年5月6日，中央政治局批准时再把钢产量提高到7ll万吨。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整个经济工作转入了“以钢为纲”的轨道。5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800万吨，华北600万吨，西南310万吨，东北1100万吨，西北150万吨，并预计到1962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在这种气氛之下，6月19日，毛泽东邀集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业部长谈话，毛泽东提出，去年是530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冶金工业部长回答，好吧！布置一下看。由此确定1958年钢产指标为1070万吨。同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时，这个意见被正式通过。
然而，从8个月来钢生产情况看，由于生产能力不足，运输、动力、原料不足等种种因素，1～8月份生产钢只有450万吨左右，时间已过2／3，而任务尚有2／3，要以1／3的时间内完成翻一番任务，时间太紧迫了，毛泽东对此很不乐观，他曾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表达了他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