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其最早来源可追溯到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谈话，为什么有这样狂热的经济运动？它给中国现代化事业带来了怎样难以估量的恶果？
发动“大跃进”的初衷
1955年冬，毛泽东在聚精会神地推进全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之际，曾憧憬着“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这表达了毛泽东切盼我国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事业出现飞速发展的心情。这种心情。基于他早年立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也基于经常使他揪心的中国处于“人口上、政治上是个大国，而经济上却是个小国”的矛盾现实的忧虑。1956年8月30日，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激昂而郑重地对代表们忠告：“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100个国家，但是超过2000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200年前，即1750年至1800年，世界主要大国经济实力，用各国占世界制造工业总产出相对份额来表示，中国居世界第一位，约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1/3。这是某一外国学者的评估，有可能偏高，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居世界之首这确是基本事实。然而，从1800年至1900年这百年间，是中国经济实力地位下降时期，186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比例为19.7％，逊于英国所占的19.9％，居世界第二位；到1900年德国、俄国和法国相继超过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中国仍然处于停滞状态或下降的趋势。到1953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量仅有2.3％，处在历史发展的最低点。面对这样的态势，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深深懂得“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迫切地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完成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使命，尽快地缩短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避免“挨打”，不要被开除“球籍”，使社会主义中国坚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的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既然确定了上述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制订了不按照苏联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的方针，而要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于是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急于求成的露头
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在酝酿如何发展我国经济文化建设问题上，既抱着迫切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同时，又滋长着急于求成的情绪。这集中表现在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和1957年对1956年反冒进正确决策的错误批判。而这样的批判，又直接成为酝酿“大跃进”的思想动员，这就使“大跃进”自然而然地带上“左”的色彩，原有的良好初衷，不得实现。
1955年冬，毛泽东眼看着5亿农民即将进入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现实，怀着一股从来未曾有过的喜悦心情对人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他又说：“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在反对右倾保守和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内容广泛、指标很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o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应分别以8.7％、10.4％以上的速度递增，保证1967年分别达到l万亿斤、1万亿担的高指标。这样要求引起了连锁反应：一是修改1955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规划；二是中央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纷纷按“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要求，把远景规划所规定的8～12年的任务，提前为3—5年内完成；三是1956年度经济计划马上发生重大的变动，1956年1月10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所确定的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考虑需要多，而对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条件研究少，安排要求过高过急。要求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5.9％；工业总产值增长19.5％；农业总产值增长11.5％；各项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整个年度计划被打乱了。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资过多。1956年2月召开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将“一五”计划期间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由原定的694项，增加到754项。同年6月，继续追加，高达800个，建成项目增加到500多个。相应基建投资猛涨。周恩来说过，基本建设5年的总计划是427亿元。历来的数字（不算其他自筹资金的基建、国防基建），第一年65亿元，第二年75亿元，第三年82亿元，（按国家统计局公布实施结果同上述预算相接近）当时考虑，1956年的基建投资以90亿元上下为恰当。但是，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的财经会议，各省市、各部门报来的基建投资总额高达200亿元，比上年的88.5亿元，增长一倍半，也大大突破了1955年9月预定的112.7亿元，尽管从1953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年年均有增长，收大于支，但也无法承受如此高额的基建投资额。
——职工和工资增加过快。1956年全国全民公有制职工数达2423万人，比上年1908万人增加515万人，比原定计划增加84万人大大突破。随着职工猛增，工资总额也相应上升，包括当年调整工资的因素在内，1956年工资总额达137亿元，比上年增加37亿元，大大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
——贷款过多。过去几年的农业贷款总额为1亿～2亿元，1956年猛增高达19.3亿元。同时对手工业合作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贷款9.4亿元。这是财政支出一大突破，为此，只有动用历年的结余款和增发钞票来弥补。
——市场供应紧张，商业库存减少。1956年商品库存为246亿元，比上年减少17.2亿元。减少部分是为弥补多印发的钞票。当时商品库存减少的主要是布匹，12种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和24种日用工业品以及粮食等。
——财政收支不平衡，出现赤字。经过及时反冒进后，尽管压缩了各项开支，到1956年终，财政总收入为287.4亿元，总支出为305.7亿元，仍有赤字18.3亿元。
——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农业生产规定过高的指标，并一再追加。如粮食，1955年9月确定的指标仅比丰收的1955年预计数增长1.7％，12月改为增长8.1％，1956年5月又改为增长9.1％。棉花增长指标由上年预算减产改为增长18％。农业生产大型工具的生产指标定得很高，如双轮双铧犁，1956年要求生产500万部。在农村不切实际过多过早兴办公共设施项目。在农村要求在2～3年内消灭文盲，强迫农民参加扫盲学习等。
富于务实精神的周恩来和陈云，敏锐地发现了这股“左”倾冒进的苗头，适时地告诫国务院各部分的领导者们，并立即进行一系列有效的反冒进的工作。
从1月10日至2月7日，在北京同时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会议期间，2月3日、6日，周恩来先后两次约李富春、李先念研究1956年度计划和这两个会议存在冒进倾向的问题。在会议结束的2月7日，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冰水。但各部分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的乱提计划。各部分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和财政部要压一压。周恩来提议，由李先念主持计委和财政部组织一个“促退会”对已定的各项指标，预算一律降低6％～5％，叫做“推平头”。这一决策是果断而正确的。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作了一个重要的发言，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指出了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二，按照毛主席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大约再有3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的要求。这只是讲大体完成。在少数民族地区，三大改造会拖长一些，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反对操之过急和一刀切。三，强调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以加快工业建设，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四，不论制订部门计划，还是十二年远景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不能头脑发热，领导者要头脑清醒为好。这次讲话，主要是针对自1955年秋季以来一股劲地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情况下，“左”倾冒进正在抬头，不切实际地提出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强调要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各部门制定年度计划和十二年远景规划提出过高过急的指标等等。这反映了党内对待经济建设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指导方针。
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提出的各项指标，实行“压一压”的方针。他抓住了严重妨碍当年计划平衡的两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削减：一是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全国各地削减后的金额，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预算由200多亿元压为180亿元，再压为147亿元；二是削减双轮双铧犁的年产量，由500万部减为350万部。会后，国家计委按照上述要求修改1956年度计划。周恩来还责成有关部门负责人再对钢材和其他主要物资进行检查，注意纠正齐头并进造成物资缺口的情况。
3月25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修改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这个草案所定的指标仍然过高。因此，实施不久，立即出现物资供求矛盾很大，使有些施工单位窝工、停工。但与此同时，还有些部门仍在追加基建项目和投资数额。4月初，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追加基建投资20亿元，会上只有一人表示同意，那时党中央的民主生活还比较正常，所以，这个提议因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而作罢。会上和会后周恩来充分说明无法追加基建投资的原因。这埋下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争。
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讨论计委提出的《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他再次重申：搞计划要注意实事求是，要为平衡而奋斗。这次会议对计委提出的关于新增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的几个方案，再次肯定3月25日下达的方案。即允许各部门分别轻重缓急，缓办一部分原定项目，在不增加投资和物资和前提下，补进3.5亿元必须增加的新项目。周恩来还指出，即使是重点建设项目，我们也要实事求是。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意见，确定开源节流，缓和供需矛盾的几项重大措施。这样，便把当时追加基建项目和投资的倾向及时地刹住了。
5月份，毛泽东离京外出休假。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