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些历史学家仍对此说提出了质疑，以研究海军史见长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兰·罗斯在他的名著《拿破仑一世传》中不客气地指出：“所有关于这一情节的传说，归根到底都是以比尼翁的描述为依据的，而比尼翁在书中却没有举出任何确实的证据。”他写道：两位皇帝在帐篷中的首次会晤没有带任何随员，别人是无法知道他们谈话内容的。要说是他们事后自己透露了对方当时讲的话，那也不可能；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记载说是有谁听两位皇帝向他们谈起过这些话。更何况，据说是亚历山大讲的那句话是很不策略的。他还援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塔蒂舍夫在《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一书中的说法证明，亚历山大其实是很想拖几个月才与英国决裂。著名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也持同样观点。
他在《拿破仑时代》一书中写道：6月25日在涅曼河的木筏上，两位皇帝单独进行长时间的会谈。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彼此说了些什么，而且有关其他单独会谈的秘密我们也无从知晓。
罗斯先生提出的事实显然是无可辩驳的。那么，关于这一情节的“传说”怎么会被这么多历史学家接受呢？罗斯先生认为：“法国人富于幽默，喜欢隽言妙语。在这样一个民族中，只要话说得精彩，几乎肯定会有人相信，从而作为历史事实流传后世。”看来罗斯先生也“没有举出任何确实的证据”来推倒比尼翁等人的见解。相反，历史的事实倒让人更容易接受亚历山大说过关于英国的那些话。
7月7日，法俄正式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和约的各项条款对俄国是如此之宽容，与拿破仑当时逼迫其他任何战败国签订的割地赔款，甚至肢解他国的条约截然不同。俄国不仅没有丧失一寸领土，它还获得了另一个战败国普鲁士的一部分土地。拿破仑还同意俄国有权在瑞典和土耳其自由行动。
俄国为此承担的义务只是承认拿破仑在历次战争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在同一天签订的秘密盟约中，俄国承担了调停英法和平的任务，如果英国不接受调停，则俄国将加入法国的大陆封锁体系并向英国宣战。由此可见，俄国对英国的态度正是法俄和约及盟约签订的基础。完全有理由认为，亚历山大正是在这一点上迎合了拿破仑的需要，法俄才如此顺利地化敌为友，订约结盟。
持不同看法的史学家们则坚持认为，具体描述两国皇帝单独会晤时说了哪些话是毫无根据的。通过他们对和约及盟约的深人分析，对照亚历山大后来说过的话，他们坚信亚历山大并不急于和英国决裂，更不情愿被绑在法国的战车上。
因为和英国决裂，对英国关闭俄国的港口将极大损害俄国的海军建设和滨海地区的贸易。因此亚历山大在离开提尔西特前对普鲁士国王说：“拿破仑所强加于俄国和普鲁士的这个最苛刻的条件（指参加大陆封锁体系），对俄普两国都是一样的。”其语调之愤然溢于言表。其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法俄再次走向战争的直接诱因就是坚持与破坏大陆封锁体系。
至此，“提尔西特的秘密”仍未揭开。不过，1963年前苏联公开出版一批沙俄时代外交部的文件集。在第1集第3卷中披露了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会谈期间给他的对法和谈全权代表的训示草案和补充训示。这两份历史性的文件明白无误地揭示出亚历山大对英国的真实立场：“根据拿破仑的一些提议判断，我预料法国代表将提出俄法结盟的建议。尽管我已决心和这个国家签订和约并准备履行所规定的义务，但我现在还看不出两国结盟的必要，因为这不符合长远的利益。”亚历山大指出，结盟就意味着“俄国付出与英国绝交的代价”。而“在目前形势下和英国决裂将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难”。他指示自己的谈判代表“应尽一切努力向法国代表说明，这样做在目前既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可以预料，依据今后逐步发现和公布的历史资料，“提尔西特的秘密”将被逐步揭晓。当然这是指两国皇帝单独会谈时的真实立场而言，至于他们会谈时说过的具体话语，恐怕会是一个永恒的秘密了。
瓜亚基尔的迷雾
瓜亚基尔是厄瓜多尔最大的一座城市，美丽多姿，风景如画。市中心是著名的一百周年广场，10月9日大道直穿广场通向繁华的马莱孔滨水区。人们在滨水区街头漫步，壮观典、雅的市政厅和政府宫顿时映人眼帘，但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是一尊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紧紧握手的巨型石雕像。这是为永远纪念1822年7月26日至27日两位拉美独立战争领袖在瓜亚基尔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而建立的。
拉美独立战争爆发不久，圣马丁先后统率大军解放了阿根廷、智利，1821年7月解放了利马，本人被推举为秘鲁国家元首“护国公”，但西班牙殖民军主力仍未被消灭：而这时玻利瓦尔在解放大片土地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今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拿马在内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为了彻底铲除殖民势力，共商独立战争大业，在革命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两位拉美独立革命的伟人于1822年7月举行了永载史册的瓜亚基尔会谈。
1822年7月13日玻利瓦尔先期抵达该城。26日中午圣马丁乘坐的帆船停靠瓜亚基尔港口。在圣马丁前往宾馆的路上，步兵列队欢迎他的到来。玻利瓦尔在宾馆大厅一见到圣马丁就迎上前去伸出手说：“我终于实现了见到威震四方的圣马丁将军并与您握手的愿望。”随后一起上楼走进一间宽敞的布置一新的接待室，在稍事进行礼仪活动后两人就开始没有第三者参加的秘密会谈。会谈第二天继续进行。两天会谈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会谈结束后也没有发表任何公报和宣言。28日凌晨一点，当盛大的舞会在欢乐的乐曲声中继续进行时，圣马丁将军决定退场。他对手下人说：“我们走吧！
这里的喧闹令我受不了。”他起身悄悄地与玻利瓦尔告别，在任何人也不注意的情况下由玻利瓦尔一名副官引路，走出小门，登船起航。9月22日，圣马丁在秘鲁国会上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辞去了护国公和军队统帅的职务，并当晚取道智利回到了阿根廷。1824年2月，圣马丁带着女儿梅塞德斯去欧洲，1850年8月病逝在法国，其间再没回拉丁美洲。玻利瓦尔在完成南美洲解放任务后曾设想在南美组建大的联邦，但由于各国间的矛盾和各国内部矛盾激化，未能如愿。不久南美陷入混乱之中，1830年5月他辞去了大哥伦比亚总统职务。长期戎马生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同年12月因病去世。
关于这次会晤的内幕一直是历史学界引起讨论和争议课题。虽然当时没有什么记录留下，但后人根据当时形势，两人公布的信件，两人间关系及会晤前后各种迹象，进行了各种分析。较普通的看法是，这次会谈涉及到的内容有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两支军队协同作战、两人军事指挥关系、瓜亚基尔归属、独立后拉美政体形式、秘鲁建立何种形式政府及如何确定秘鲁北方疆界等。由于两人观点的截然不一致，不欢而散，最后圣马丁决定让贤，以便玻利瓦尔在没有任何妨碍下独自完成南美独立任务。
但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不这么认为，而是说圣马丁当上了秘鲁护国公，迎合内部封建贵族势力要求，这既违背了他当初参加爱国组织劳塔罗宗旨即为建立拉美共和制而斗争，也引起下属不满，以致他在阿根廷、秘鲁都得不到支持，觉得僧“在那里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合适的”，长期的战争生活又耗尽了他的体力，而缺乏刚毅性格和锲而不舍精神，意志消沉和厌世情绪已不时流露，他在给奥希金斯信中不加掩饰地说：
“你会责备我没有完成事业就罢手。你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的道理比你的更充足……我的健康情况相当恶化，这个国家里的气温将把我送进坟墓。总之，我牺牲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为西班牙人服务，牺牲了自己的中年时代为祖国服务，我现在有权利安排自己的晚年了。”由此可见圣马丁后来撒手丢下拉美独立大业过他的隐居生活是意料中的，也是必然的。
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一些学者和美国及我国一些历史学家均认为独立后拉美的政体形式是这场会谈的主题，两人在这问题上分歧尖锐。圣马丁一贯坚持独立后各国建立君主制，甚至企望由欧洲某一亲王来治理秘鲁，但玻利瓦尔则极力主张推行共和制，实现大陆联合。他在1817年致胡安·普埃伦东信中呼吁“把我们所有的共和国组成一个政治实体”。1818年他公开宣布“我们的座右铭是：南美的联合”。1826年为实现他《牙买加来信》中理想，在巴拿马举行首次美洲大陆国际会议，通过建立拉美国家联邦宣言。
虽然因各种原因终未实现，但他至死都为此奋斗。美国的艾·巴·托马斯也指出，“玻利瓦尔不能接受圣马丁关于被解放国家特别是秘鲁的未来政体的君主制思想。”委内瑞拉的萨尔塞多·巴斯塔多博士则认为这次会晤达到了双方共同期待的成果，联合起来求解放是一致的目标，双方没有发生对峙，也没有出现障碍，而且颂扬两人都有着完美无暇的高尚情操。
另一位委内瑞拉史学家奥·米哈雷斯提出这次会谈没有什么重要性，第一，要讨论的瓜亚基尔地位问题，实际已解决；第二，两人在短暂会谈中仅对诸多问题泛泛交换意见；第三，两人均无权谈判或缔结任何协议；第四，圣马丁在阿根廷、秘鲁的威望已下降，无什么力量支持。
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研究会出版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传略》则持下列观点：会议“主要目的是谈判瓜亚基尔的前途问题”，但“未能实现，因为当时该省已加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玻利亚尔秘书何塞·佩雷斯认为两位伟人主要讨论下列问题：瓜亚基尔归属，圣马丁持反对卷人的态度，关于美洲各国政体，圣马丁主张君主制，玻利瓦尔坚决反对；关于秘鲁与哥伦比亚间领土问题，双方均认为无权参与：至于建立西班牙美洲联盟，圣马丁赞同玻利瓦尔观点。
阿根廷历史学家恩里克·德甘迪亚不同意将马丁卸职说成是因为遭到失败和玻利瓦尔有其野心，而认为从圣马丁当上护国公一天起就有言在先执政不超过一年，而瓜亚基尔会谈只是商讨两人统率的部队如何联合起来打败西班牙殖民者。
瓜亚基尔会谈已过去170年了，会谈的两位巨人也早已长眠于地下。玻利瓦尔在会谈结束的第二天致桑坦德信中仅说：“我们没有做别的事，只是拥抱、谈话和告别”，如真是如此有必要在硝烟弥漫的当口跑到瓜亚基尔来寒喧、聊天吗？
这是事实吗？瓜亚基尔会晤的内幕也许将永远作为一个历史悬案留在人间。
克里普斯的真意
1942年春，正当世界人民同德日意法西斯国家鏖战方酣之际，英国下院领袖、掌玺大臣克里普斯携带解决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亦称《克里普斯方案》），风尘仆仆地飞往新德里访问。克里普斯的印度之行耐人寻味，引起学者和政界的关注和兴趣，一时间议论纷纷。人们不禁要问，在大战关键时刻，英国当权人物为何要采取这一行动？目的何在？会谈为何失败？谁该负责？等等。对这一连串疑问的回答，至今尚无定论。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英国战时联合内阁派遣克里普斯访印呢？目前，在国内外学者和史学家的著述中，大致有四说。一曰“丘吉尔决定说”。一般认为，此举是丘吉尔首相本人决定的。而这一决策又同当时战局密切相关。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日本加速了侵略步伐。1942年春，新加坡、仰光先后沦陷。南亚次大陆的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印度的东大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岌岌可危。素以维护大英帝国利益而著称的丘吉尔首相，为了确保帝国生命线——印度殖民地的完整无损，免受日军蹂躏，当机立断，派遣克里普斯访印，以此来加强英国的地位。
二曰“罗斯福干预说”。美国一些学者并不完全同意上述说法。他们认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美国总统罗斯德的影响和干预。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两国同日本争夺南亚次大陆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突出。由于英军的节节败退，东南亚国家接二连三地失守。远东战场这一局面对盟国极为不利。由于中国与外界的海上联系被切断，中国战场更难得到盟国的支持和合作。东南亚形势剧变，国内外对丘吉尔政府的压力与日俱增。当时中美两国政府首脑出于盟国共同事业的需要，并以印度所处战略地位考虑，曾向丘吉尔频频施加影响，要求早日解决印度问题，以争取印度人民尽快投入反法西斯战争。1942年2月5日—21日，在罗斯福的支持下，蒋介石夫妇访问了印度，试图劝说英印政府改变对印政策，但未能成功。3月中旬，罗斯福本人获悉克里普斯即将启程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印度总督林利思戈，说他己任命约翰逊上校作为他的私人驻印代表，名义上担任美国驻印度军事代表团团长。后来约翰逊上校多次向罗斯福汇报克里普斯与国大党领导人会谈情况，并多次从中斡旋，力促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