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盲眼天才的说法无从稽考，所以三千多年来，荷马史诗一直引起文学界的猜想。不过，今人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荷马是古代希腊人所称的“吟唱诗人”，即在公众场合表演吟诵诗歌的人。我们对这一点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希腊人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才从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人那里学会字母，荷马时代之前的希腊人是文盲，根本不能书写记载，荷马以前的传说和故事只能凭口头传播，所以为了方便“吟唱诗人”记诵，故事传说都采取了歌谣形式。而且吟唱诗人并不严格地按照死记硬背的方式传诵歌谣，他们被人邀请去宴会或公众仪式上诵唱，往往会摘取故事片段，现场作一些自由发挥，以戏剧的形式加以表演。
吟唱的故事大多是口口相传的题材，并非信口开河，同时每一个吟唱都要依循固定的格律，以及复诵某些组合词，除了这些固定的基本要求外，较有才能的吟唱者亦可即席自由发挥，而且每次表演的细节不尽相同，每个吟唱诗人均以自己的方式，把一首诗歌添加修改，于是日积月累，一首诗就不断有各种发展和演变。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在希腊没有文字以前，它们是“活的”，都装在那些吟唱诗人的大脑里，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由众多的人集体创作的，绝对不止一人，否则很可能就失传了。在这个口头相传的过程中，人们深切地感觉到它的不便，所以当有了文字以后，人们迫切的需要把一些宝贵的经验记下来，以便将来的人学习掌握，于是有人博采众长，总结了很多人的经验，整理出了现在的这两部史诗的蓝本，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当《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用文字写下来时，必然经过了增补和润色，这个最终定稿的人应该就是荷马。
学者承认，这两部史诗包含所有口传诗歌的成分，定形描写短语和口语形式不断重复出现，大量利用神话和传说及生动活泼的情节等，特罗亚之战的英雄故事和奥迪修斯的流浪生涯，无疑都是古代希腊吟唱诗人及听众喜欢的题材。荷马史诗中一些段落，读起来好像原是短诗，而且诗中描述的若干事件，似乎发生于比其他部分更早的时代，这就表明荷马史诗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荷马是一个集大成者，是当时吟唱诗歌的“总集”。
这两部史诗，或许是由他自己写下或是由他口授，叫人抄录下来。这样考虑两部史诗的起源和成书过程，应该能够立得住脚。不过“荷马”也有可能有两位，因为除了《奥德赛》某些用语似乎比《伊利亚特》时代较晚之外，学者们也发现了这两部史诗的主题和语调也不大相同，这是不同人汇集的区别。例如，《伊利亚特》集中描写发生在几日内的事，并且强调战阵军功；《奥德赛》所述事迹则历时十年之久，同时专写神明魔鬼和幻想。另外，因为《奥德赛》内容比较少涉及战争残酷的一面，所以研究《奥德赛》颇具声名的19世纪英国小说家巴特勒，即以此为论据说《奥德赛》作者不像是男人，而应该是女人！
无论如何，这两部史诗初次写下后，应该首先是在吟唱诗人之间流传，增补和润色可能仍然在继续。虽然这两部史诗以书写形式出现的手抄本，并没有早于公元前三世纪的留存至今，但是两部史诗的风格相近，足以表示编写这两部史诗时有着相同的时代动因，因为这共同的成因，所以把她们一并称做荷马史诗应该是可以的。
斯巴达人的勇敢与勇气
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以出刻苦坚忍的英雄闻名于世，英文spartan这个形容词，源于古希腊城邦，含有“坚忍刻苦”的意思，更带有勇敢，置痛苦于度外等赞美之义。
在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接连战胜雅典，成为希腊最有势力的城邦。
斯巴达人舍弃了我们今日称为“希腊文荣”的艺术、文化和哲学等文明特征，专心致志致力于优秀无匹的军事方面的发展，以战士的无畏精神为治国理想，使这个民族形成了历史悠久的英勇主义传统。很多人都曾经听过一名斯巴达小童忍受痛苦的故事，他把一只狐狸藏在怀内衬衣下，为了不让人知道狐狸的所在，任由狐狸啮咬身体，也不肯露出半点痛苦的神情。公元前480年，数百名斯巴达人在的色摩比利山把守一个隘口，抵挡波斯瑟克昔斯王的大军，一直战斗至最后一人，结果帮助了希腊的主力军得以安全撤退，这个故事的内容或许有点夸张，但斯巴达人的英雄品质是决不容怀疑的，Laconic这个英文单词，常形容精简，干脆利落的说话，它也源自斯巴达人。公元前四世纪，斯巴达一带的来哥尼亚发生一件流传千古的事：当时马其顿国王菲力普二世带领大军要征服世界，向斯巴达人下战书：“假如我开进来哥尼亚，必把它夷为平地。”斯巴达人以两个字回复：“假如。”我们每每把斯巴达人与一些优良的品德，例如勇敢、纪律严格、自我克制等联系起来。对于传说，人们往往将信将疑，所以我们应该通过研究历史，探究出斯巴达人如此与众不同的原因。
斯巴达人为了培养勇敢的战土，每个国民都要过坚忍刻苦的生活，这并非说全国皆兵，不过，凡具政治势力和享有一切公民权利的家族，族长都是拥有土地的军人，这些军人曾受过严格训练，纪律严明，才可以取得公民的资格，他们才是“真斯巴达人”。至于次等的非公民，即为数众多的国家奴隶，既没有金钱，也没有土地，几乎全无权利，对社会的观念和行为亦不能产生影响。统治阶层好像一支在全国永久驻扎的军队一样，以军营的方式管治斯巴达。
“真斯巴达人”对外来的人非常怀疑，但彼此之间能自我克制。人人平等，从不炫耀财富；甚至舍金银而用质朴无华的铁条做货币。他们视效忠国家为生命的全部意义。每个公民的责任是把自己化作军事机器中一个有用的齿轮，因此亲属关系和个人需要便轮为次要。公民责任从出生时候告开始，初生婴儿须经过官员检验，假如发现生病、羸弱或畸形，官员有权丢弃，使之缺乏照顾而死。
那些经过检验被认定为合格的男孩，到了大约八岁便要离开家庭，接受国家的教育和军事训练，其中最注重体格的锻练。在训练期间，他们只分配得少量的食物，而且不管天气如何，只可穿着单衣。他们在空地上铺垫薄薄的蒲席睡觉，并要经常接受忍耐和服从的试验，有时候更包括鞭打。很多男童忍着痛苦死去，丝毫没有表示软弱。此外，他们被鼓励去偷取食物，不仅为补充口粮的不足，而且町以锻炼成心灵手巧。
如果当场被捕就要受鞭打惩罚，不是因为偷食物，而是因为行动失慎以致被捕。
取得公民资格的“真斯巴达人”长期准备投入战斗。没有战事时，他们经常进行体育竞技和打猎，或者携带匕首到郊野过艰苦生活。当然，他们也须要时刻守卫国土以及抚养下一代的战士。女孩子不用离家接受早期的训练，但在其他方面就要向男孩子看齐，同样需要有强健的体魄，以期长大后生育健康的孩子。婚姻皆由家长安排，并且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期巴达的女人不参与政治和战争，但一旦证明有生育能力，一般便可获得公民资格。所受的严厉监管也会放松。据说斯巴达没有奸淫这项罪名，因为和社会认可的人有性关系是可以宽容的；举个例说，如果一个已婚女人替超过一个男人生育强健的婴儿。斯巴达人会觉得这是件喜事，并没有什么羞耻。
后来，斯巴达逐渐衰落，但斯巴达传统依然保持不堕。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希腊所有的领土都在罗马统治之下，斯巴达人传奇般的刻苦性格，变质成为虐待杂耍，斯巴达人忍受各种折靡不肯发出半声呜咽，正好给到访的罗马人作为学习榜样，尽管斯巴达人的品德当时如此受贬低，但他们刻苦坚忍的形象依然深具魅力。在今天，忍耐、坚毅和承担社会责任同样是斯巴达人美好的品德。
木乃伊书已成“天书”
1928年，研究伊特拉斯坎文化的兴趣一度兴起，因为当时罗马西北80公里乌尔齐地，一个农夫的一头牛突然不见了，大惊之余发现那头牛掉进田中的一个洞里，那个“洞”原来是伊特拉斯坎人坟墓，经进一步探索发现了古墓群，墓里埋藏着各种彩绘和雕刻品、陶器、青铜器、雕像和珠宝。这些物品流进市场后，掀起一阵收藏伊特拉斯坎狂热，于是，任何人只要努力搜寻，几乎必可发现藏有大批文物的伊特拉斯坎坟墓和贮存处。农民和地主见钱眼开，闻风而动，一个个忙不迭失地搜掠地下财富。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当然不胜惋惜，因为许多有关伊特拉斯坎的重要资料，在漫无休止的肆意盗窃下，必然失落甚至毁灭了，这些人盗墓之际，免不了把看起来似乎无甚价值的物品随手抛弃。
伊特拉斯坎制品后来终于成为很贵重的货品，而拿赝品来交易也大行其道。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样体面的文物收藏机构，竟然也上了赝品制造者的当，在1920年前后以4万美元高价买下一对“伊特拉斯坎战士”，目前已较确当地标明为：“20世纪仿公元前5世纪伊特拉斯坎制品。”
我们知道伊特拉斯坎人统治意大利半岛大部分地区至少历300年，后来才被势力渐大的罗马人赶走；也知道伊特拉斯坎人是虔信宗教的民族，制造了许多精美艺术晶，并且到处旅行，广事贸易。而其时意大利各邻邦仍然只靠农牧为主，其他有关资料大部分来自罗马人的记述；罗马人极可能因征服伊特拉斯坎人而充满优越感，著文立论时有失中肯。他们眼中的伊特拉斯坎人，莫不残忍、邪恶、淫荡。但罗马人征服这种个族的人后，雇用其中少数人担任预言和占卜的工作，因为当时的人相信他们具有预言神意的特殊才能。
前有希腊人，后有罗马人，都有推测伊特拉斯坎人的来源。一则因他们的艺术带有奇异的东方色彩。二则因语言与地中海地区西部其他语言完全不相似。伊特拉斯坎人善于航海，与希腊、北非及近东均有广泛的贸易往来，所以不知是从哪个地方移来定居的。
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伊特拉斯坎人制品相当丰富，对伊特拉斯坎人文明的突然消失，感到最为神秘。举个例说，为什么我们对古埃及社会的结构与活动所知甚多，而独对与古埃及有贸易往来的伊特拉斯坎人所知这么少？
这个问题的答案错综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至今尚未能发现一块伊特拉斯坎人的“罗塞达碑”。19世纪初以前没有一位学者能破译埃及象形文字，所以古埃及历史、文化方面的真貌，世人感到莫测高深。不过，后来在尼罗河罗塞达附近发现一块石碑，其上刻有长长一串象形铭文，且附有希腊文译文。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向波昂经仔细研究，把碑上希腊文与埃及象形文字两者意义直接联系，公诸于众后，世界各地学者就可阐释古埃及文字的奥秘了。
但作用如“罗塞达碑”的伊特拉斯坎文献至今尚未发现，考古学家手上只有相当多墓碑之类的铭刻。这些碑文铭辞都很简单，多中只显示墓中人姓名、身份。学者目前也能辨认其中若干单词，这些词以字母拼写，有点像希腊文，然而学者对此一语文的结构和语法所知甚少。这种语文看起来与希腊文或拉丁文都似乎并无关联，如果语文学家能够加以破译，那么现存文字资料虽则不多，不足以尽揭其日常生活状况，但由于伊特拉斯坎语本身可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语文有关联，从而或可提供线索以解自古以来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的伊特拉斯坎人来源之谜。
最少有一样文献是现代研究伊特拉斯坎人的学者渴望能看懂的；这文献如能破译，今人便可略知伊特拉斯坎人的生活状况，而非仅能窥其部分殓葬礼仪。19世纪末期，在一具木乃伊的裹布上发现一篇用伊特拉斯坎文写的文章。那木乃伊由匈牙利总理公署一位官员自埃及运往欧洲，是他旅游非洲的一件纪念品。这位官员去世后，木乃伊辗转送到萨格里布博物院。博物院的人员拆开木乃伊，在内层裹布发现这文献。专家们不免要花几年时间辨认其中文字。因为木乃伊自埃及运来，专家自然认为是埃及文。在1892年，终于经一群德国专家鉴定，认为是伊特拉斯坎文，其上总共有216行文字，似乎是某种宗教传单。这一截写上文字的裹布被人称为“木乃伊书”，显然只是一大幅布匹的一部分。专家们研究这木乃伊和裹布后，相信那具制成木乃伊的女尸，也许不是伊特拉斯坎人，但裹布无疑是从一卷写满文字的亚麻布上剪下来的。这卷亚麻布当时或许是由伊特拉斯坎商人或殖民者带到埃及，而尽人皆知，埃及人向来不管裹布的来源。
自从德国专家鉴定木乃伊裹布上的文字确为伊特拉斯坎文以来，有不少语文学家热切于探索这谜一样的文献，可是至今仍无人能掌握伊特拉斯坎语文的“密码”。一位学者说得对，事情很简单，要破译一种无人能解的语言，唯一的方法是将它与已知的语言对照。
近至1964年，以研究伊特拉斯坎知名的意大利专家帕洛蒂诺教授，在罗马附近派尔基地方伊特拉斯坎神庙进行发掘时，挖得三面金牌。其中两面上有伊特拉斯坎文铭刻，另一面则有古迦太基文，即腓尼基人的文字的铭刻。而古迦太基文是语文学家通晓的文字。这是不是语文学家要找的物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