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营救计划全都落空了呢？苏联以往的文献一般强调俄国人民的革命觉悟和果断行动起了决定作用。他们指出，临时政府就是在人民得知消息后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放弃送尼古拉二世经摩尔曼斯克出国的计划的。在托博尔斯克，看守的士兵自觉地加强了戒备，后来他们怀疑潘克拉托夫勾结阴谋者，便主动撤了他的职。在情况紧急时，鄂木斯克一支武装赤卫队赶到了托博尔斯克，对此，参加营救活动的前宫廷法语教师、瑞土人日里亚尔叹息不已：“我们的营救希望，看来要成为泡影了。”《尼古拉二世评传》的作者卡斯维诺夫充分肯定群众在挫败阴谋中所起的作用，他写道：“如果没有他们的警惕性和决心，罗曼诺夫一家肯定逃之夭夭了。”
这么说是不是在整个监禁期间完全没有半点营救的希望呢？不是这样。由于当时俄国政局极其混乱，看守卫队几经更换，而长期负责警卫的科贝林斯基和潘克拉托夫对沙皇一家十分同情，只要有人活动，他们很可能会卷入营救行动。即使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监禁也相当松弛，乌拉尔苏维埃认为1918年春尼古拉二世实际上处于“没有监视”的状态。可是16个月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如果不把雅科夫列夫那次真伪难辨的“营救”算在内，那么连一次尝试性的营救行动也没有。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阴谋分子的涣散、怯懦与自私，他们内部也是以这类罪名互相攻计的。比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罗曼诺夫一家的死亡是由于临时政府软弱造成的。”克伦斯基则反唇相讥，指责英国人出尔反尔，迟迟不派军舰来，并有意泄漏风声，引起苏维埃和俄国民众出来阻拦。可见，双方都不愿为营救尼古拉二世承担风险。除了慑于民众的反对以外，肯定还各有盘算，只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罢了。
民间保皇分子可以说没有政府那种顾忌。他们又是在什么地方失算的呢？很多人都认为占多数的阴谋分子是投机分子，主要是借救驾一事捞取名利，所以不敢冒风险，结果一事无成。可是事实上也有不少死心塌地的保皇派，比如许多人不惜花费重金，甚至冒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尾随沙皇来到托博尔斯克，最后却毫无动静，个中缘由，显然有待人们彻底揭开。
于是有人认为症结在囚犯本身，责怪尼古拉二世优柔寡断，态度消极，怕冒风险。甚至说他关在皇村时就曾给劫狱的马尔科夫第二传过话，要他暂缓行动。沙皇想由政府安排出国，因为那样既体面又安全。后来他一直坚持要选择绝对稳妥可靠的方案。但此种说法亦缺乏证据，尼古拉二世在监所无事可干，成天写日记，可就是从中找不到与“营救者”进行联络接触的蛛丝马迹。
尼古拉二世最终还是死在枪口下，营救活动也就成了历史陈案，成了酒后饭余的话题，也成了感伤的文艺题材，但是其中一系列令人疑惑不解之处一旦揭示真相，还是有价值的。
朝鲜历史上的山上王延优之谜
《三国史记》是12世纪中叶，金富轼根据当时尚存的各种古书和其他资料编写的朝鲜史书。书中记载了高句丽国王的世系资料，是一部朝鲜现存最古老的史书。
但是对《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成书于公元1145年、南宋绍兴十五年）关于国王世系的记载中记载的高句丽第十世王——山上王延优其人是否存在的问题，现今还有争议。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朝鲜史专家杨通方在论述朝鲜《三国史记》有关高句丽君主世系问题时，认为：高句丽不存在山上王延优其人？据“好太王陵碑”记载：“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于沸流谷忽本西，（筑）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逮至十七世孙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文中说明高句丽王朝第十七世国王为广开土王。
但朝鲜高句丽王朝时金富较著《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关于国王世系的记载却为：1、始祖东明圣王（邹牟）；2、琉璃明王（孺留）；3、大武神王（大解朱留三，无恤）；……19、广开土王（谈德）……。根据此记载，比“好太王陵碑”多出了两世国王。而“好太王陵碑”系好太王死后立于太王陵侧的人王勋绩碑，具有极珍贵的史料价值，可据以校正、补充过去史籍记载中的错误与不足。
再根据西晋陈寿著《三国志·魏书·东夷高句丽传》推断出山上王延优是误载的二国王之一。此书云，“伯固死，有二子：长子拔奇，小子伊夷漠。拔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漠为王。……伊夷谟无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宫……”而《三国史记》云：“山上王，讳延优，一名位宫，故国川王之弟也。……”“东川王，或云东襄。讳忧位居，少名郊彘，山上王之子。……”据此及史实所载与《三国志》基本一致。因此，位宫应是东川王忧位居的另一个名字，而不应是山上王延优的另一个名字。再则，《三国史记》提及新大王伯固死时有两个儿子，未记载还有别的儿子，与《三国志》中的提法基本一致。但《三国史记》记载继承故国川王伊夷谟王位的山上王延优时，却说山上王延优是“故国川王之弟”，也就是说伯固还有一个儿子名延优。这就更加引起并加深了对山上王存在的怀疑。由此说明故国川王伊夷谟与山上王延优二人即故国川王伊夷漠一人，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山上王延优其人。金富轼在高句丽历史上多加了一个山上王延优，并把位宫这一名字从东川王忧位居的头上移到了山上王延优的头上，显然是错误的。
上述观点发表后，引起了争议。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的朴真G8A5D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对“好太王碑”文中所记载：“GPBA9至十七世孙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字样，列举了中外史学界存在的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认为，碑文所记“十七世孙”应按行辈算，不应按王位世系算，认为好太王是高句丽始祖邹牟王的第十七世孙子；第二种认为，“高句丽王朝第十七世国王为广开土王”，这是按王位世系算的；第三种认为，碑文中“十七世孙”，按王位世系算而不按行辈算，但它应从高句丽第三世，即大朱留王开始算。而朴文同意第三种看法。因为在古代，不论东方或西方，都施行王位世袭制度，高句丽也不例外。在高句丽初期王位不仅父子世袭，而且也兄弟相续。如第三世大武神王和四世闵中王都是第二；世琉璃王的儿子，是兄弟；九世故国川王和十世山上王是八世新大王的儿子，也是兄弟。这种情况必然造成翠位世系超过血统行辈的结果。碑文中首先记述了从第一世到三世的一些活动情况：“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紧接着便记载道：“GFBA9（及）至十七世孙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从文章的上下关系看，这里的“十七世孙”，如从第一世邹牟王开始算似有重复之嫌，但从第三世大朱留王开始算则有顺通之感，因为前面已经讲到大朱留王，下面的话是接着上面讲的，即从大朱留王到好太王有十七世。中外史学界的罗振玉、王健群、朴时亨等人也持类似观点。另外，《三国志·魏志》记载伯固的儿子是二人，而《三国史记》却载为五人：拔奇、伊夷谟、发岐、延优、GCl59须。从整体上看，《三国史记》的记载不仅有人，而且每个人的活动事实都记载得较详细具体。《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新大王十五年十二月条中（也就是伯固死的时候），并没有提出他究竟有几个儿子的问题，而是在故国川王元年条中有这样一段话：“故国川王，讳男武（伊夷谟），新大王伯固之第二子。伯固毙，国人以长子拔奇不肖，共立伊夷谟为王。”但此话并不是说伯固只有两个儿子，而是指明了新大王的二儿子能够继承王位的原因。《三国史记》虽把伊夷漠看成故国川王的另一个名字，但从他的实际活动看却不像故国川王，而更像山上王。故国川王在公元197年逝世，同年其弟山上王即位。《魏志》载：“东川王……小名郊彘”，说明东川王之父是山卜乇，而不是故国川王。清代丁谦对《梁书》高句丽传所记“丸都”的注释中写道：“丸都……考《东蕃纪要》其国山上王始都于此，迨其子东川王时，为魏将母丘俭所破。”朝鲜古书《三国史节要》和《东国通鉴》都以专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山上王的活动事实。《三国遗事》王历中也有他的名字。所以，在高句丽历史上确有山上王延优其人，否认他的存在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以上两种结论相悖而行，各说一是。但是仅据《三国志·魏志》和《三国史记》作为弄清山上王是否存在的疑问是片面的，因为这两部书与其他所有古书一样并不是完美无误的，因此，高句丽王朝山上王延优的问题最终的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才能大白于天下。
朝鲜李熙皇帝为何会暴死
1919年1月22日，朝鲜李朝第26代国王李熙暴死，直接导致了震动世界的朝鲜“三·一”起义。然而，李熙为什么猝然死去，却成了一个疑题。
李熙生于1852年，是兴宣大院君李是应的第二个儿子，12岁即位，号高宗。他的孩童时代可谓享尽了一代帝王的荣华富贵生活。但他运气不太好，等他长大成人，亲掌政权时，朝廷内部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国力日衰，因此，日、俄帝国主义便乘虚而人。从此，他饱尝了受人欺侮的岁月，有着一段苦难的经历。
1894年6月21日日本驻朝鲜公使无视国王尊严，公然带兵冲进王宫，杀人劫货，竟把李家王朝500年来靠刮取民脂民膏而聚积的珍宝，抢夺一空，扬长而去。面对日本强盗，李熙无可奈何，被吓得脸无人色，浑身发抖。
1895年10月，在日本公使和汉城日军守卫队长的策划下，又派军包围了王宫，并向王官卫队开火，40多名日本暴徒持刀闯进宫内，王后、大臣、宫女都惨遭杀害。李熙看到此景更是惊恐万状，魂不附体。
日本公使还强迫高宗下“断发令”。强制朝鲜人改变传统习俗，禁止留发。并叫嚷：“要留发者不留头，要留头者不留发”。国王在暴力威逼之下，也无它路可走，只好和太子一起带头剪发。受尽侮辱的国王感到日本人实在是欺人过甚，又想依靠俄国人来帮他出口气。1896年2月11日凌晨，国王便戏剧性地乘坐宫女花轿，潜出宫门躲进俄国驻朝公使馆内。但俄国人也不是好东西，要挟持国王，在朝鲜人头上作威作福。国王醒悟到自己从虎口里又掉进了狼窝里，他终于返回了王宫，而俄国人看到李熙不听话就溜走了，便唆使朝奸在1898年9月12日国王祝寿之日，在寿茶中放毒药，高宗用茶时感到茶中有怪味，不敢喝，太子略尝一点，便立即昏倒，经紧急抢救才脱险。国王险遭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