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峰应该说早已料到高举会对这些问题发难，她只需将腹稿转换成语言就成了。她慢条斯理地说：“你肯定是中了张登高的奸计！没错，那封信是我俩写的，当时的情况你最清楚不过了，为了给你赔偿800万，我俩只有卖股权来筹款这自古华山一条路了。而当时能痛痛快快拿出800万的人并不多，因为拿出这笔钱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俩商量着，认识的人中只有张登高最合适。我俩被关在里面，没有别的选择。”高英接过话题：“明明是你俩主动卖股权给张登高的，怎么经你俩的加工，变成是张登高强迫你俩卖的呢？还包括我们的股权。”李海峰说：“表面看起来是这样，可张登高就抓住了这个趁火打劫的机会，拼命压低我们的价格，逼着我俩打对折出让，这还不算强迫？当然也包括你们的价格。”高举感觉李海峰在狡辩，玩偷换概念的把戏，她还是没说清楚里面的猫腻。高举此时就已经掌握的情况而言已经无法接近事实真相，高举使诈说：“张登高明明告诉我，你俩开出的价格，他根本没还价。还有，你俩当时的成交条件就是联手把我抓起来，然后逼着我低价转让股权，最后还要逼钱进、赵牧之出局，达到所谓‘一统天下’的目的。所以李海峰你就写下举报信，张登高找省公安厅的领导批示，你们合谋把我抓进去，让我在监所待了整整一年，还他妈的戴着‘判三缓五’的帽子出来……”
高举的诈术果然生效。沉默良久，王建国说：“既然你已经全都知道了，咱们也就坦然了，没什么好隐瞒的。是的，当时的环境和情景实在特殊，我俩为了自保，不得不出此下策，拉着张登高当救命稻草。其结果是，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还拉你过来做了垫背的。说到这里，我俩为我们当时的行为正式给你和你姐道歉。”王建国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李海峰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们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俩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拉你进来，共同起诉张登高，要求他补偿我们的损失。同时，此举也给我俩一个改正过错、挽回你们损失的机会。现在我们又到了一条船上，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现在需要的是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希望你们姐弟俩能够理解个中的深意。”
高举穷追猛打。他问道：“你俩发誓说可以出庭作证，证明张登高抓我进去，强迫我低价转让股权。你俩的证据是什么？”王建国马上接过话题答道：“证据有三：一是张登高让我俩写下举报信，剩下的事情由他出面搞掂。包括立案、提供侦查线索、逮捕和提取公诉；二是你在深圳酒店打电话给张登高，说自己遭到公安的边控，请求他想办法救你时，他当时就在经侦大队。所以你的航班号被他们掌握，你在回驼城的班机上一下飞机就被抓获；三是就在你被提起公诉、面临判刑的时候，张登高找他手下人放出风声，说只要高举转让股权，就可以不被判实刑而改判缓刑。这样就可以重获自由。”高英说：“当时我是听到过一些风声。记得我还当面质问过张登高。他一甩手，说让我找别人帮忙去，他无能为力。现在看来，他那是欲擒故纵啊！这么说，他早已挖好了坑，只等我们自愿跳下去啊。你看，这江湖多么险恶。”高举问王建国：“你能拿出其他证据吗？光听你一面之词，口说无凭，法官会相信你？连我就不能完全相信。”
李海峰接着说，自己做驼城这个项目，别的没学到什么，跟钱进、赵牧之他们打了十几个官司，倒是把自己熬成半个律师了。咱们联手申请仲裁，我俩在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而你们合同约定的管辖是市仲裁委。因为我和建国是外商身份，有涉外因素，所以只能这样约定。我们可以申请并案处理，就选择北京这家。仲裁跟法院审理案子不同，它有更多的民间性的特点，而且一裁定音。仲裁庭的三位仲裁员由双方各指定一位，另一位由委员会委派。所以，仲裁的运作空间很大。至于证据问题，人证、证人证言就足够了，根本不用其他证据。再说了，也确实找不到其他证据。现在申请仲裁是最好的时机，听说张登高前不久跟钱进、赵牧之签订了什么谅解备忘录，他们继续做那个在美国上市的IPO美梦，我们仲裁申请一旦被立案公告，他们那个“美国梦”就会灰飞烟灭，变成一个屁。
真相已经水落石出，高举现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伸手接过昔日仇人张登高伸过来的橄榄枝呢，还是跟另一个昔日仇人王建国、李海峰同仇敌忾、并肩作战，申请仲裁，跟仇人张登高打一场官司呢？但从金钱上看，仲裁的最好结果是：可以向张登高索要5000万补偿或者干脆拿回自己的股权；而加入永泰集团属下的文化传播公司，享有20%的股权，市值值200万。选择前者就意味着和张登高继续结仇。而张登高作为驼城首富，正处在上升势头，把他逼急了，他要是再一次使坏的话，可以分分钟把我再抓进去，这辈子我可不想再进去遭罪了。选择前者呢，看起来是一笔还不错的买卖。别说拿回5000万，就是拿回1000万也值啊。而选择后者呢，就要跟张登高密切合作了。名义上是做他的股东，实际上就是给他打工，从此被他牢牢地拴住。他张登高凭什么白送我20%的股份？显然是他这是在认错，良心发现自己做了对不起我高举的亏心事。可他是有身份的人呀，他又不愿当面向我高举低头认错，难以启齿嘛。所以他就以送股的方式给我补偿。一切都在不言中，最终斩断我和王建国、李海峰的联盟，让他俩孤掌难鸣。即便提起仲裁也是败诉的结果。这样的策略一旦得逞的话，他张登高就不用补偿王建国夫妻和我了，相当于赚了一亿五千万。为了我高举，张登高真是煞费苦心啊！
高举接了个电话，然后起身拉着姐姐高英神秘离开酒店的房间。
李海峰抱怨王建国道：“就你嘴快。万一高举刚才使诈呢，那我们不就上了大当。你根本没必要承认，还站起来鞠个什么躬道个什么歉！这叫什么事，哪像快60岁的人干的事！记住，以后这种场合，选择沉默的方式是最好的，沉默就是金。王建国为自己刚才的行为辩解道：“承认与否还不是早晚的事，纸能包住火？再说了，我们认个错，表示一下诚意，高举就会选择跟我们走。你要知道，没有这张牌，我们扳倒张登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
高举、高英进来了。原来高举神秘兮兮地接的那个电话是他在驼城的法律顾问打来的。法律顾问明确告诉他有关仲裁的操作方式和注意事项。高举选择了一个在他看来两全其美的绝招儿——脚踏两只船。那就是这边和王建国、李海峰联手提出仲裁申请；那边接受张登高的邀请和善意，做他那间文化传播公司的股东，给他张登高打工。高举做出这种选择也是迫不得已：张登高实力雄厚，又是驼城首富。他跟各级领导的关系都维持得很好，跟他作对，无异于自掘坟墓；而王建国、李海峰简直就是恶魔，你要是招惹了他们，他们就会把你往死里整。他俩从不讲什么感情，只讲赤裸裸的利益。高举为什么如此小心，都是因为他戴的那顶“判三缓五”的帽子，这就是一道“紧箍咒”！因为在此期间，只要抓住高举新的犯罪证据，高举就面临二次收监，重新坐牢。而无论是张登高，还是王建国两口子，他们都有能力轻易办到。没有证据，他们可以制造证据。所以，高举在未来的5年的岁月里，只能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地过日子。稍有造次或不慎，就会被收监。高举只能自叹命苦，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报应？
法律顾问告诉他，因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管辖权，他的仲裁申请很难与王建国、李海峰的案子并案合起来立案审理。所以高举采用“骑驴看唱本”的策略，让王建国、李海峰率先在北京提出仲裁申请，自己随后跟进。而实际上呢，高举按兵不动，静待北京那边的仲裁结果。如果王建国、李海峰赢了，自己立马就在西安仲裁委提出申请，如法炮制；如果王建国他们输了，自己则就认命了。后半生就跟着张登高打工得了，当然还是他下属公司的小股东，也不算太差。
高举从监所刚出来那会儿，整天无所事事，就窝在家里看碟，他看过《潜伏》不下十几遍，余则成那句经典的台词提醒了他——“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我高举如今落难江湖，暂时潜伏下来，以投降的姿态来求生存，隐忍苟活。一旦时机成熟，仇恨的种子生根发芽，我高举就会举起利剑，对张登高完成致命的一击，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高举对王建国、李海峰说，既然你俩当面承认错误，也给我们鞠躬道歉了，所以我们就接受你俩的诚意，不计前嫌，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向张登高追讨本属于我们的利益。不过，刚才我咨询了法律顾问，因为我们在合同中约定仲裁的管辖地域不同，我们只能分头申请仲裁。你俩赶紧在北京递状子，我就在西安这边递状子。咱们同步进行，情报互通，资源共享。
真没想到高举答应得如此爽快，王建国、李海峰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以高英的眼光来看，似乎好久没看见王建国、李海峰有这种笑容了。
8
接到高举打来的电话，说愿意归顺到他的帐下听令，张登高心中一阵暗爽。他将双脚跷到桌子上，老板椅调到半躺的位置，优哉游哉地哼着信天游《赶牲灵》的旋律。而此时，他眼前却突然蹊跷地浮现出港产片《无间道》的一个镜头——吴镇宇饰演的黑道大佬低下头用粤语说出的那句永载史册的话“出嚟行，无论做过D乜，预咗要还”。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黑道大佬说完这句话，就被一枪毙命。角色死了，台词却不朽。因为他说出了这个现实世界的朴素真理。后来这句话又在网络世界风靡一时，并成为“三国杀”中司马懿的口头禅——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可不是吗，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无不在证明着“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则颠扑不破的因果定律。先是前妻发难，直接上门索债，张口就要5000万。谁让咱亏欠她娘儿俩那么多呢？其实，婆姨对自己的那份情分并没有断。她做过各种努力，软硬兼施，试图挽回家庭的破裂，给儿子一个健全的成长环境。但我为什么没松口呢？也许是我的个性的使然。就像一个犯了大错的日本男人，要么隐瞒抵赖，死不认账；要么东窗事发，剖腹自杀。还有一个藏在心底的隐秘的原因，那就是翠喜的死。我真他妈的后悔呀，糊涂啊，当初对翠喜的态度不是那么暧昧的话，怎么会搭上两条人命？我这后半生注定都要为翠喜忏悔，她才是我心中永远的痛！虽然给了翠喜父母一大笔钱，足够他们这一辈子都能过上富裕、体面的生活，而且还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做了回“活雷锋”。可这样做，并没有丝毫缓解自己对翠喜的负罪感。所以当金香玉对翠喜出言不逊、侮辱这个冤魂时，我气急败坏动手打了她，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动手打一个女人。真不该啊，明明是我背叛了妻子，却因为妻子对死去的翠喜的恶语伤害，我动手了。记得金香玉曾明确表示可以原谅我和翠喜的孽缘，保证下不为例就行。可我做不到啊。因为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这样也好，金香玉主动要求做个了断，我用金钱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金钱万能的时代，也许勉强算得上是一个公道合理、对双方都划算的交易。
至于对高举这个人，说句良心话，因为受到王建国、李海峰的蒙蔽、诱导和教唆，我当时做得的确有些过分。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有点不寒而栗。这笔欠账我如今正在偿还。尽管看起来是杯水车薪，对高举也不太公平，但我张登高毕竟拿出偿还的姿态了啊。再说了，高举也不是什么好鸟，用张慧能的话来说，他就是认钱不认人的“墙头草”，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现在好了，只要把高举拴在我的槽上，那你就得像一头叫驴，乖乖地听我使唤，当然也得防备他随时尥蹶子。
一个人如果只是在乎自己的利益，有时越过做人的底线去坑害别人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情，而且易如反掌，就像捅破一张纸般容易。当事人这时总会给自己找一大堆理由，找一堆貌似合理的解释，以寻求心理的平衡。当然，这种情况是设定你的良心没有泯灭时。像王建国、李海峰之流的人，是不会多此一举的。他们俩的词典里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俩可以翻云覆雨，指鹿为马。对于合作伙伴，动辄就告你，动辄就检举揭发你，完全没有了做人的底线。正像张慧能说的那样，就是一个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的买卖人。就说这次股权转让的事，明明是你王建国、李海峰写信邀请我出面收购你俩的股权并救你俩出去，而且你俩开出的价格我根本没还价。现在你俩获得自由了，没说句感恩的话，却转身拉开架势，还教唆、拉拢高举结成联盟，“组团”和我打官司，而且大言不惭索要1个亿的补偿。奶奶的，要是放在早两年，我真想花钱将这两个狗日的抓进去，让他俩把牢底坐穿，或者干脆找人把他俩做了……免得这对儿坏怂总在社会上招摇撞骗，到处害人……
高举的来电引来张登高的思维像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在八百里秦川那广袤的沃野上。张登高平常难得有这种反观自省的时候。这一切得益于张慧能那次的开导，使张登高忽然大悟大彻起来。原来自己对于人生这些终极问题从未想过，对于经商的意义也从未思考过，对于近乎疯狂的赚钱、敛财也从未检讨过。只是感觉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自己去干这干那，而自己也就沉浸在追逐钱财、追逐物欲的快乐中。有钱真好啊，到处都是敬重你的人，到处都是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你可以随时达成自己的愿望，你也可以随时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像他收到的一则手机短信所憧憬的生活——想吃啥就吃啥，想日谁就日谁（段子的前面两句：贫穷——白天没吃的，晚上没日的；温饱：白天有得吃，晚上有得日：小康——白天挑着吃，晚上挑着日；富裕——）。当然，这只是拿人性中的“饮食男女”搞笑而已。人毕竟有别于动物，不能只讲“吃”和“日”，人是高等级动物，他有思想，他有远景，他有追求，他遵循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他要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
文化产业、慈善基金，再加上精心构建一座震惊世界的摩天大楼——中国中心·长安塔，这大概就是我张登高今生今世要完成的使命。张登高突发奇想，摩天大楼奠基那天，一定要从缅甸那边搞回一块硕大的翡翠原石，一面开边，擦出翠绿的“苍蝇翅膀”和“橘皮光环”，镌刻上一句话，一定要幽默，让人发笑的那种。巧妙地刻上翠喜和我的名字，与这块石头一起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