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埃德加·胡佛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早先日子里，秘密潜入大使馆是一件极其敏感的事件，以至于没有哪个联邦探员胆敢向局长请缨执行此类的任务。一旦有任何闪失，特工及其领导都必将受到责罚。所以通常的情况是，特工们先秘密潜入大使馆，安置窃听器，窃取密码本，行动完成之后再上报给胡佛申请“入室许可”。在申请函的末端，他们都会加上，“安全保障”—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来说，这四个字就意味着行动已经进行得顺畅无阻—申请函以此作为结束语，被递送给胡佛。这样先斩后奏，特工们也就不用担心申请会被驳回了。
“玩文字游戏”只是对胡佛管理联邦调查局的手法的一个隐喻。从某个方面来说，胡佛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的成长历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华盛顿东南面苏厄德广场的家中，他的一个仆人为他准备荷包蛋作为早餐，如果这个荷包蛋上有任何的破损，他就拒绝这份鸡蛋，直到一个新做的没有任何破损的荷包蛋端上来，他才接受。接着，他会把他不吃的鸡蛋拿去喂他的艾尔谷犬—斯皮·迪·伯祖。
胡佛的完美主义倾向，引导他成为了使用先进技术解决实验室犯罪问题的先驱。在电脑问世之前，他就已经发明了一种存档和索引系统，能够有效地跟踪大量信息。同时，指纹档案室也是他一手创建的。其实，联邦调查局本质上是胡佛的作品。
然而，胡佛的盲区和怪癖却带着不少传奇色彩。如果一个特工做得不是很好，胡佛就会认为这件事情给他的脸上抹了黑。他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定义为“不要给局里丢脸”。对他来说，这也意味着“不要给我丢脸”。就胡佛而言，他就是整个联邦调查局，而他的特工们就是他的家人。
正是由于这样的行事方式，特工们就必须时刻警醒着，以防出现任何纰漏—如果他在一份备忘录上写道“注意边界！”总部的官员们就会忙碌起来，以确定是否在墨西哥或是加拿大边境上出现了什么事端。
“有人说，‘你直接去问问胡佛他知道的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不就行了吗？’”胡佛的高级助理凯撒·迪“德克”·帝洛奇回忆道，“但是大家都想掩饰自己的无知。”
所以，联邦特工们马上与海关取得了联系，但是从海关那里，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边界上的进一步的信息。过了一段时间，一个高级主管重新看了一下这份备忘录，他发现打印出来的备忘录页边距非常狭窄，这才恍然大悟—一贯追求完美的胡佛，不过是拿起笔，对备忘录的页边距写了一下评论：“注意边界！”
说到胡佛的怪癖，还包括禁止工作时间喝咖啡，以及禁止穿有颜色的衬衣。诚然，工作时间悠然地喝咖啡与从不休息的工作狂人可能有所冲突。然而，在胡佛的声明引导下，为了避免在办公桌前饮用咖啡，特工们还得抽出一些工作时间，专门用于找寻可以喝咖啡的地方。
在胡佛任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对于黑帮组织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禁酒令，黑手党控制了酒业买卖，还用钱收买警察，让他们在白道上多多照顾。黑手党用残忍的处决异类的方式，不断给人们灌输对黑帮的畏惧，黑手党还控制了卡车司机以及主要行业的工会，这些主要的行业涉及大城市里的建筑业、垃圾回收、成衣制作以及货物运输。随着有组织的犯罪势力渐长，他们还不断渗透到政治领域。黑手党首脑的指令甚至就能决定谁当法官，谁做警察总长。正是由于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谁也不能把这些犯罪组织怎么样。然而，尽管黑手党已经将触角伸向整个国家，但是胡佛坚决否认其他所有人的共识：有组织的犯罪对于美国是唯一的最大的犯罪威胁。他依然坚持认为黑手党成员不过只是街边的地痞流氓，不是全国范围内的辛迪加，不足为惧。
但是，一切的改变发生在1957年11月14日，纽约州的警察局发现：来自不同州的63个黑手党头目齐聚在老约瑟夫·芭芭拉位于山里的一幢秘密住宅，地点在纽约州阿巴拉钦城外。现实摆在眼前，不能再否认组织犯罪已经超出了本地界限的胡佛，极不情愿地组织了进攻计划。行动完成后，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将这次行动统计为“成功”，这一统计只是数据上，并不涉及任何案件的质量。
“后来，联邦调查局一直将这次愚蠢的行动与其他行动相提并论。”丹·瑞里说道。丹·瑞里，一名特工，曾经在纽约做过关于组织犯罪方面的工作。丹接着说，“如果你抓到两个偷轮毂盖的小偷，可比逮住伯尼·麦道夫强多了！联邦调查局里有很多粗鲁并且难搞的退役军人。他们总是持有这样的理论：偷窃一支自来水笔的人，就连那柔弱的女人还不如。他们就热衷于逮到那些装甲车盗贼，银行抢劫犯或是绑匪。在纽约联邦调查局分局里，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追踪黑手党的任务都被当做一份垃圾工作。”
与此同时，纽约地区办公室成立了两个小组负责组织犯罪：一个小组负责勒索诈骗，另一个负责出版制作。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15名到20名特工组成的5个小组，开始跟踪纽约黑手党家族的案子。特工们的工作就是把黑手党成员的老底挖出来—什么时候出生、是否是从西西里岛偷渡过来的境外人员、是否有犯罪记录、亲戚又都是些什么人。
“慢慢地，通过与纽约城市警察局的高级探员们的合作，联邦调查局最终得以锁定关键人物，并开始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瑞里说道，“当审问这些人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手里已经掌握了一堆可信的材料。当时联邦调查局掌握的关于这些关键人物的信息，足以让秘密犯罪社团里的同伙心生恐惧。”
警察腐败在当时是十分猖獗的。
“那些警局里的大头目，当面告诉我，他们只是从博彩业务中获得一些干净的不义之财，但是他们从不接受毒品交易所涉及的赃款。”瑞里叙述道，“尽管有所畏惧，但是当时，我还真特别想扇他们一记耳光，让他们弄弄清楚：搞毒品和博彩的不就是同一伙人吗！”
每天，科伦坡犯罪家族的大老板总会把他的白色劳斯莱斯停在位于布鲁克林消防局前面的公交车站里。
“那就是他的停车位。”瑞里说道，“没有人会把车停在那里。尽管联邦特工也给当地的城管打了招呼，但我从没见过那辆车收到罚单或是被拖车拖走。”
腐败问题已经深深地渗透到警察的圈子里。科伦坡家族的一员告诉瑞里，在禁酒令执行的那段时间，他还曾经跟约瑟夫·肯尼迪的违法酒行竞争过。约瑟夫·肯尼迪是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肯尼迪王朝的创建者曾经拥有一整只船队，专门用来非法进口酒精饮品。
联邦调查局的一项临时任务，后来却变成了标准的业务—联邦调查局于1972年决定在布朗克斯建立自己的垃圾回收公司，专门针对那些试图想来吃掉垃圾回收公司的黑手党。同时，联邦调查局还发展了自己在黑帮内部的线人，其中就包括一名科伦坡犯罪家族的成员—格雷戈里·斯卡帕。
“斯卡帕作为线人，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瑞里说，“任何一个时间，你都可以向跟斯卡帕接头的特工询问任何可以想到的关于犯罪组织的问题，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答案就会放到你的办公桌上，或者你会接到一个电话，告知你所需要的内容。”
另外一个线人，曾经告知联邦调查：古诺维斯犯罪家族正在谋划刺杀一名联邦探员。瑞里知道后，就直接走到古诺维斯犯罪家族大老板家门前，叫着他的昵称，说道，“番子，我们最近一直听到一个疯狂的谣言，说你的人正在计划干掉一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你也知道，现在，联邦调查局只工作半天。那些阿肯色和俄勒冈的特工需要花上另外半天的时间回家。如果你们的人杀死一个联邦探员，我们可能就不只是恢复全天工作，而是开始疯狂加班，甚至是没日没夜地工作。接下来的几个月，你们的人就等着大范围的逮捕和审判吧！这些被逮捕和审判的案子绝对会超乎你的想象！”
直到胡佛1972年去世，联邦调查局才开始部署对付组织犯罪的长期战略，端掉黑手党的整个领导集团。但是到那个时候，黑手党已经变得足够强大，想要根除已非易事。
后来，出现很多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对付组织犯罪会让胡佛如此不情愿。安东尼·萨默斯，在他已经出版的著作《官方高度机密：约翰·埃德加·胡佛的秘密一生》中披露胡佛之所以没有对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动刀，是因为黑手党有他勒索诈骗的把柄。萨默斯引用苏珊·罗森斯蒂尔的描述—苏珊·罗森斯蒂尔是路易斯·罗森斯蒂尔的前妻，后者是当时申利工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1958年，在广场酒店举办的一次宴会中，苏珊看到胡佛身着异性的服装，出现在路易斯·罗森斯蒂尔和罗伊·科恩面前。罗伊·科恩曾是议员乔·麦克卡西的顾问团成员。
“胡佛当时就穿着一条黑色的蓬蓬裙，带着褶皱花边的那种蓬蓬裙。除了蓬蓬裙，还穿了一双蕾丝丝袜，一双高跟鞋，带了一顶黑色卷曲的假发。”萨默斯引用苏珊的话说，“他还化了妆，装了假睫毛。”
一年之后，苏珊又在广场酒店见到了胡佛。这一次，我们的主角换了一条红色裙子。还在脖颈上带了一条黑色羽毛围巾。他当时手拿《圣经》，让身旁的一个金发男孩阅读其中的一段，而旁边的另一个男孩正在与他暧昧不清。
另一个走私贩—路易斯·罗森斯蒂尔与黑手党成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苏珊却没能成为有用的目击者。事实上，由于在1971年的案子里提供伪证，她被关在了赖克斯岛监狱。苏珊于2009年去世。
“不过苏珊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人。”威廉·亨德利说道—威廉，当时主管司法部与组织犯罪相关的案子的控方的工作—“为我工作的人曾经跟她聊过。胡佛穿着异性服装这个故事纯属胡编乱造。由于她所谓的胡佛干过的‘好事’，她对胡佛可谓是恨之入骨。而且，这个故事本来就是无稽之谈。”
尽管总是有人怀疑胡佛和他的副手克莱德·托尔森的关系，但是对于异性装扮这个事情，在联邦调查局内外都是闻所未闻的。奥利弗·巴克·瑞威尔，这位前任联邦调查局副主任认为，如果黑手党真的拿住了胡佛的什么把柄，那么在阿巴拉钦案子之后，专门针对组织犯罪所安装的窃听器应该能够得到一些只言片语的信息，却从来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这种指控的存在。
相对于绝大多数美国总统，胡佛可能更为家喻户晓。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可能根本就没出现在什么广场酒店的活动之中，现场有那么多的目击者，难道都是不透风的墙？
再说，胡佛和托尔森，就俩单身汉，长时间在一起再正常不过了。他们每天都要在一起吃午饭，晚饭也几乎都是在一块吃。他们不过就是一起休假，住在隔壁，相互拍拍照而已。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联邦调查局习惯性地从华盛顿办事处派遣特工小心地跟踪胡佛和托尔森以保护他们的安全。琼·格瑞，当时执行这一任务的特工，提到曾经有两辆车的监控特工在胡佛和托尔森当天离开司法部之后，就一直尾随他们。尽管这两人都知道有特工在“监视”，但是他们通常都不会捅破那层“纸”。
“我们尾随他们至哈维餐厅，或是五月花餐厅，他们在那里吃晚饭。”格瑞说道，“接着我们就把他们护送到托尔森位于教堂大街的公寓，托尔森下车后，我们接着把胡佛护送到家。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蹲点蹲一个晚上。第二天，特工们又会跟着胡佛去接上托尔森，穿过石溪公园，开到宪法大道的司法部。”
“我们怀疑过埃德加和克莱德。”格瑞说道，“但是如果局长有什么绯闻的话，不出30分钟，整个联邦调查局上上下下都会知晓了。”
然而，胡佛的业余时间总是跟一个男人走在一起不假，他们相互拍摄亲密照片也不假，这些事实都指向了对于胡佛是否同性恋的猜测。他一直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直到他43岁那年，他母亲去世。后来他还把自己的遗产给了托尔森。尽管他可能已经多次澄清过他的性取向问题，抑或意识到了，却一直隐瞒。哪怕就像他们通常在一起那样，他跟托尔森独处的时候，也极有可能会出现亲密举动。但是，单单从他们俩在精神上的默契来推断，胡佛与托尔森确实可以算作一对“搭档”，正如“搭档”这个词组的广义解释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