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乌玛尔·法鲁克·阿卜杜牧塔拉布企图炸掉一架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的消息后，卡明斯立即赶回了总部的办公室。在走道里通向卡明斯办公室的门上，卡明斯挂了一张美国国旗飘扬在世贸中心遗址的图片。卡明斯办公桌附近的行李架上挂着一件蓝色的联邦调查局工作服，但是卡明斯从没穿过。
阿卜杜牧塔拉布试图用一枚炸弹引爆航班—这枚炸弹的成分中包括季戊四醇，又被称为（PETN)，以及三过氧化三丙酮（也被称为TATP），这两种成分都是烈性炸药。炸弹被缝在他的内裤上靠近胯部的位置，而且是专门设计好可以在他选择的时间点进行引爆。
如果尼日利亚人阿卜杜牧塔拉布的阴谋得逞，飞机上的253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都将遇难。然而，可能由于他的引爆办法太过于笨拙，炸弹没有爆炸。当乘客们看到火焰和烟雾的时候，及时制止并控制了他。
在与麦克·雷特尔通过电话之后，卡明斯召开了一次安全视屏会议。与会者中包括麦克·雷特尔—曾任联邦检察官，现领导国家反恐中心；约翰·布瑞南—白宫反恐主任；简·鲁特—国土安全部副秘书长；当然，还有我们曾经做过防爆特工的卡明斯，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人员。
安全视频电话会议（简称SVTCs），总机设在国家反恐中心（简称NCTC）一间名为“奇爱博士”的房间里。在一张可以坐下至少20人的橡木圆桌上，放着鼠标，连接着“隐形电脑”。只要在触摸屏上轻轻一点，指令发出后，隐藏着的电脑就像亚特兰蒂斯城一样从桌子中间某个地方缓缓升起来。在桌子一端的墙壁上挂着时钟，显示着新德里、斯德哥尔摩、上海、萨拉热窝、耶路撒冷、巴黎、德黑兰、纽约的时间。
在桌子的另一端有一些等离子屏幕。在每天的视频电话会议上，这些等离子屏幕上就会显示一定级别的、经过安全审查的情报部门官员，这些成员分别来自于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五角大楼、国土安全局以及白宫。
在特工们给阿卜杜牧塔拉布宣读了米兰达忠告之后，关于企图炸毁飞机一案的安全视频电话会议正式开始。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会议内容涉及“我们已经得到的消息、谁正在做什么、我们需要跟什么人接触以及我们需要跟谁汇报情况。”卡明斯说道。卡明斯还说，发出米兰达忠告的主体从来不在会议上露脸。
布瑞南事后提到，在圣诞夜，他给共和党国会领袖—议员凯特·邦德和米奇·麦康奈尔以及众议院代表约翰·博纳和皮特·胡克斯特拉详细汇报了阿卜杜牧塔拉布被捕一案以及善后处理事宜。
在参加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节目《会见新闻界》时，布瑞南说道：“那个时候，他们谁都没有提出异议。他们并没有说，‘军队会收监阿卜杜牧塔拉布吗？你们会给他宣读米兰达忠告吗？’他们非常感谢我们汇报的信息。我们告诉他们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和进展，都会告知他们。事实上，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但是，这四名领导的说法跟布瑞南的有所出入，他们都说布瑞南只是告诉了他们阿卜杜牧塔拉布被捕了，但是没有告诉他们任何关于这个案子后续的安排细节。一些共和党领袖强烈建议类似的案子应该送交军事法庭，没有必要给一名外国嫌疑人宣读美国公民才能享有的权利。
卡明斯解释道，这个案子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与其他联邦调查局的案子不同，阿卜杜牧塔拉布已经被美国海关与边防局收押。所以，联邦调查局在他被收押之前并没有足够的机会对他进行审讯。然而，根据最高法院在1984年纽约夸尔斯决议中规定：如果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米兰达忠告可以被推迟宣布，所以，这次的案子中“米兰达忠告”被推迟了。
“通常，你要做的可能不只是要逮捕一名嫌疑犯，”卡明斯说道，“我们会跟他谈谈，跟他说说生命的意义，以及他的生命将会走向何方。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所以我们没必要好好坐下来才说，‘你有权这样做，你有权那样做。’”
在这名年仅23岁的嫌疑犯的案子中，他一开始说得很多，很坦白。“第一个小时，他告诉我们一些最前沿的信息，这些信息真的很不错，”卡明斯说道，“‘是的，我做的这些都是代表了基地组织。是的，它是在也门。’”他甚至于说出了很多姓名、地址、训练营地。之后，他被转移到密歇根大学医疗中心，进行医治。打那之后，他开始变得异常冷静，不怎么说话了。
“他们给他用了止痛药，因为需要擦洗伤口，去掉那些烧坏的皮肤。他受到了止痛药的影响，”卡明斯说道。麻醉剂的影响退去之后，两名特工去见了他。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见到阿卜杜牧塔拉布的时候见机行事。
特工们在这名尼日利亚人被捕的第二天见到了他。他当时正在祈祷。他们一开始就询问一些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之前已经回答过了。“但是他回答的时候要不就是撒谎，要不就是不愿意告诉他们答案，”卡明斯说道，“在那种情况下，两名特工认为，‘他已经都招了。’随即，他们给他宣读了米兰达忠告。”
在接下来的五个星期的时间，联邦调查局一直设法让他合作。关键在于找出他到底在乎些什么。“是他的母亲吗？还是他的家庭？或是他的未来？”卡明斯说道，“是否他的行为让家庭蒙了羞？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种可能：那种取代死在美国监狱的可能，那种或许在未来某天他们还能回家看看家人的可能，那种他们不用被判处死刑的可能，那种他们不用死在一个他们恨之入骨的民族手中的可能。”
与时代广场爆炸未遂案件中的费萨尔·沙赫扎德一样，阿卜杜牧塔拉布也是一名受基地组织影响的自发的恐怖主义分子。
“所以，我们真的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卡明斯说道，“到底是什么事情影响了这么一个年轻人（沙赫扎德），让他走向这条不归路？这与那些参加暴力帮会的年轻人还非常不同。相反，这些人是自己主动加入了基地组织的战斗中。”
卡明斯派了两名特工去尼日利亚了解尽可能多的关于阿卜杜牧塔拉布的背景信息和家庭信息。“他们找到了阿卜杜牧塔拉布的家里人，跟他们解释道：‘我们真的很认真，也很严肃地想要帮你们的儿子，如果我们能够达成某种默契，就是给你们的儿子帮了大忙。’”卡明斯说道。
其中一名特工感动了阿卜杜牧塔拉布的叔叔，说服这位叔叔跟着他一起返回了底特律。后来，他的父亲也飞来了底特律。父亲和叔叔都劝解阿卜杜牧塔拉布，为了自己好，就要听特工的话。同时，特工们也跟阿卜杜牧塔拉布讲道：“你的人生还很长，你可以为自己选择不同的人生，只要你愿意的话。”
阿卜杜牧塔拉布在沉默五周之后，开口说话了。
卡明斯认为，尽管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已经允许了对米兰达忠告的短期延迟，但是如果法律规定上能再多延迟一些时间可能会更有帮助。但是，他也说道，在一些案子中，因为嫌疑人并没有被收监，所以联邦探员们没必要担心宣读米兰达忠告的事情。而且，按照卡明斯的说法，即使嫌疑犯已经收监在押，特工们仍然可以在宣读了米兰达忠告之后获得他们想要的信息，只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自由进出监狱进行审讯，还能够提供足够好的刺激诱使嫌疑人同意合作。
“坦白说，我几乎想不起来有哪个恐怖主义的案子是嫌疑人没有跟我们合作的。”卡明斯回忆道，“你让他们知道事情的重要性，然后你告诉他们可以享有的权利，最后，你说：‘但是，在这里签个字就好了，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讨论。’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愿意签署弃权证书，然后继续跟我们说下去。通常的问题不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让他们开口。而是在于我们的对话能够持续多久。”
卡明斯认为，如果联邦调查局是在美国逮捕的嫌疑犯，那就没必要诉诸军事法庭。卡明斯提到一个案子，涉及一名出生在布鲁克林最后皈依伊斯兰教的男子约瑟·帕蒂拉，这名男子一开始被当做“敌方战士”由军方收监在押。
“没有米兰达忠告，没有权利，没有律师，”卡明斯说道，“他们从他那里什么也没得到。”
最终，帕蒂拉还是被转移到了民事法庭。他被指控合谋帮助海外伊斯兰教圣战成员。但是，一些联邦调查局高级别的官员却私下里很赞成在军事法庭审判。
卡明斯告诉我，尽管是否给予嫌疑犯一个米兰达忠告完全是属于联邦调查局的职权范围，但是国土安全部秘书长珍妮特·纳波利塔诺却坚持她的部门也要对这个事情有发言权。“国土安全部的代表们认为他们有权利干涉联邦调查局是否对某人宣读米兰达忠告，这简直就是无厘头，”卡明斯说道，“他们根本不应该掺和到反恐行动（简称CT）的战术决策中。”
在布什任总统期间，国土安全部从没有尝试干涉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布什任职期间，国土安全局秘书长迈克尔·切尔托夫却一直努力想让他的部门加入联合反恐特别行动小组—联邦调查局当时就很反对。
“他们的使命是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没有任何人在履行他们的使命，”卡明斯谈及国土安全部的时候说道，“他们应该去加固水坝，应该去加固电站，还应该去加固化学工厂，不要让这些地方成为敌人的目标。但是，没有人在做这些事情，这些本应该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坦白说，我并不认为他们把重心放在了本职工作上。”
国家反恐中心有权利决定某个个体是否需要被加到“恐怖分子身份数据库”中（简称TIDE）—这个数据库中罗列了55万条个体信息、地址以及诸如汽车和武器这样的物体信息。根据这份列表，联邦调查局开发了“恐怖分子甄别数据库”（简称“TSDB”），领馆、边境以及航空公司手里的监察名单都是从这份数据库中提取。名单上总共有43万个名字。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也设置了自己的“禁飞”名单，有4000名人员被禁止上飞机或是乘坐返程美国的飞机；另外一份名单涉及14000名“征召员”，在名单上的人员需要额外的审查才能乘坐飞机。每份名单基于不同的分类，用于不同的目的。TIDE名单的范围最广，包括了任何一个可能的嫌疑人。“禁飞”名单包括的只是那些最明确的威胁。在决定将不同个体放置到这些名单的过程中，情报官员们需要顶着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美国民权同盟（简称ACLU）和其他一些民权拥护者—民权人士控诉这些名单可能隐藏了某些见不得人的阴谋。美国民权同盟隐私权方面的法律顾问蒂莫西·斯帕拉潘尼，就曾经把这些数据形容为“骇人听闻”。
阿卜杜牧塔拉布的父亲曾经警告过在尼日利亚的美国官员：他的儿子已经变成激进的伊斯兰教徒，而且儿子还曾告诉他说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了。结果，阿卜杜牧塔拉布上了TIDE的名单—但是他并没有被筛选到其他更具体的名单里。
“阿卜杜牧塔拉布的案子真的是一个‘错失良机’的集合。”卡明斯说道。
按照卡明斯的说法，国务院基本上不会因为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请求就拒绝签发一份签证。卡明斯和联邦调查局不断地努力，试图让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改变一下签证政策，但都无功而返。
“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是一名学生，你来到美国，如果你因为恐怖主义活动而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我们是没权收回你的签证的。”卡明斯说道，“我想说的是，他们有什么权利留在这里？什么时候特别待遇变成了一项公民权利？”
但是，卡明斯非常赞同奥巴马当局对飞机上的乘客进行甄别的指导方针。以前，美国政府仅仅靠国籍的不同来决定是否对飞往美国的乘客进行额外审查。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政府会事先得到一些关于潜在威胁的情报，他们就用乘机旅客的信息来匹配这些情报，包括乘客的外形体征和旅行模式。之前，只要是来自于14个国家当中任何一个的乘客都要接受额外的甄别。但是，在新的指导方针下，是基于最新的情报来选择是否需要进行额外甄别。
卡明斯由于在联邦调查局的特殊地位，会定期与白宫官员会晤。他与布什总统以及之后的奥巴马总统碰过很多次面。联邦调查局几乎没有感觉到这两任政府的变化，更没有发现任何政治上的激励指导。“坦率地说，我们也不会对这种所谓的指导做出回应。”卡明斯说道。
让卡明斯最为不爽的就是国家情报部长办公室（简称ODNI）的机构臃肿。“9·11”委员会起初想可能需要几百个工作人员协调各个情报部门，但是，后来却膨胀为一个拥有1500名雇员的机构。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员工真正为国家反恐中心工作，这个数量的员工人数已经足够了。但是，在卡明斯的眼里，这个机构里还剩下很多几乎没有对情报系统做过任何贡献的人。
卡明斯的这个想法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得到了印证，2010年12月，美国广播公司主播黛安·索耶采访了国家情报部长詹姆斯·克拉帕，克拉帕承认他还不知道在伦敦有12名恐怖主义分子被捕一事。之后，这件事情成为了各大媒体的热门新闻。卡明斯认为克拉帕是迄今为止最胜任的国家情报部长。但是，令人尴尬的失误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在实际执行反恐任务的众多机构之上再创建一个庞大的部门真是愚蠢之极。
“情报部门的员工们正在干好一份工作，”卡明斯说道，“但是，包围着他们的官僚主义却放慢了他们破案的步伐，挫败了他们取得的进步。这个庞大的机器，总是不停地开会，没有止境。每次走出会场，我们都只能无奈地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