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23日，威廉·韦伯斯特出任新一届联邦调查局局长。上任之初，威廉即委任特工专职研发精密技术用于反间谍的行动中。威廉·韦伯斯特，前任联邦法官，美国检察长，在他的带领下，联邦调查局情报部门的工作重心从原来追查形形色色的反战人士和共产党员转向追击来自于不同国家的真正间谍以及卖国贼支持的情报人员。
除了密切监视以外交官为幌子出使美国的克格勃特工之外，联邦特工们还采取了一些主动的防御和侦查措施。联邦调查局安排两倍的人力掌控克格勃特工在任何时间段的一举一动，去了解这些苏联特工们的动向，争取能够找个借口驱逐他们出境。
后来大家所熟知的针对外国间谍的“反情报活动”，其实就是联邦调查局的情报部门参与的一次秘密而高效的行动—这项行动旨在密切跟踪克格勃特工和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工的动向—监视、学习，而且在必要的时刻制止一次间谍行动。
由于克格勃的大部分人员都部署在华盛顿和纽约，自然，这些主要城市就成为了反情报行动的主要目标地区。为了不引起媒体的注意，联邦调查局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许多公用设施里都安装着用于监视克格勃特工的摄像头。联邦调查局还经营着许多音响设备店，隐蔽在店里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便衣特工，他们在一些时候还能给克格勃的特工们提供“帮助”。克格勃特工的邻居自然也会邀请他们去参加舞会，而实际上在场的其他宾客都是便装的联邦探员。位于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极不起眼的办事处，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联合小组的总部所在地，但是它表面上看来则是一个“招聘中介”，帮助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招聘了很多克格勃特工。
在华盛顿，许多克格勃特工乘坐的轿车上都安装了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设备。通过安装在车上的定位传感器，联邦特工们能够很好地跟踪到每个克格勃特工的具体位置。一旦某个苏联特工出现任何偏离轨道的举动，一台人工智能机器就会主动发出信号。
然而，即使外国特工被现场抓到，也不一定会被指控。因为对于中央情报局、国防部以及其他国家安全部门来说，被自己人出卖是件极其丢人的事情，所以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去说服司法部不要起诉间谍活动的案子。而对于那些去其他国家做间谍的美国人来说，如果一旦被发现，他们便可以悄悄地辞去能够接触敏感信息的工作。
在韦伯斯特就任局长的前一年，总检察长格林芬·贝尔改变了之前一直执行的政策，开始起诉外国特工，以求能够阻止间谍活动。1973年接管起诉间谍任务的前联邦探员约翰·马丁，于1980年升任司法部反间谍科主任，对于间谍活动提起诉讼的法令就是从马丁开始发展起来的。在马丁接手这个工作之前，几乎有十年的时间，没有一个间谍被成功起诉过。直到1997年8月马丁退休，由他亲自负责起诉的间谍就达76个之多。在这些起诉中，仅有一例最终宣告无罪释放。
“我们坚信我们可以提供他们宪法所赋予的任何权利，然后再把他们送进监狱度过余生。”这个长相帅气，皮肤褐色的男人马丁说道。
联邦调查局反情报行动最为巅峰的时刻应该是1985年，也就是“间谍之年”，一年之中成功抓获11名间谍，这其中包括一名海军护航军官约翰·沃克；一名以色列间谍乔纳森·波德拉；一名前任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人员罗纳德·佩尔顿；还有一名中国间谍金无怠。所有人都承认罪行并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尽管沃克的案子是联邦调查局经手的最大的间谍案件，但是都不足以跟卡尔和汉娜·科伊谢尔的案子相提并论。1962年，捷克情报部门开始训练卡雷尔·弗朗齐歇克·科伊谢尔—卡尔·科伊谢尔的原名，目的就是让卡尔混进美国的情报机构做一名“鼹鼠”。“鼹鼠”并非情报部门的官方专用术语，它主要指代那些混入到敌方情报部门工作的间谍或特工，持续不断地为自己的情报组织提供来自敌方的机密信息。
1963年，在布拉格的一次舞会上，科伊谢尔邂逅了汉娜·帕达姆科娃。汉娜当时19岁，做着翻译工作，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党员。身高一米六左右，漂亮、热情、易于相处—这就是卡尔对汉娜的第一印象。三个月后，他们结婚了。
卡尔是一名非常有才能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1965年入境美国，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传奇故事和封面文章都把他作为原型来宣传。卡尔标榜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极端反对派。他宣称自己不过就是抱怨了一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活，就被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炒了鱿鱼。卡尔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们的极力推荐，申请加入中央情报局工作。
1973年2月5日，科伊谢尔成为一名中央情报局的翻译，拥有接收高度机密的权限。作为第一个世人所知的潜伏在中央情报局的“鼹鼠”，科伊谢尔翻译了大量中央情报局档案库里的文字和影音报告。再加上卡尔对于科学和工程学的专业知识，中央情报局还分配了许多极其敏感的高度机密文件让卡尔翻译，让他将内容从俄语或捷克语翻译成英语。
而事实上，卡尔直接把情报汇报给克格勃。由于他在前方的努力，获得了克格勃和捷克情报部门颁发的很多杰出勋章。汉娜也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从事“电刷接触”，填充“死降”接收现钞或是传递信息。
通过经手不同的翻译任务，卡尔得以确定亚历山大·欧哥罗德尼克的真实身份，这在中央情报局可能是极其重要的高度机密。欧哥罗德尼克—代号“三角形”—为莫斯科的苏联外交部工作。他在苏联，给中央情报局用微型胶卷传回了上百份高度机密的苏联文件，包括苏联大使上交的各种报告。因为报告太过于重要，所以只在白宫内部传阅。
1977年克格勃逮捕了欧哥罗德尼克。他同意招供，但是他要求审讯的特工给他笔和纸。“顺便说一下，这么多年，我都是用同一支笔书写，一只万宝龙笔。”欧哥罗德尼克说道，“我记得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了。如果你们有人待会路过我家，能否顺便帮我拿一下那只笔。”
克格勃把笔带到他的面前，却不知道中央情报局精心安放了一颗毒药在这支笔里。欧哥罗德尼克打开笔，吞服了毒药。10秒钟后，他当场死亡。
除了正常的翻译工作之外，科伊谢尔还通过另外一个不寻常的途径获取高度机密：参加性派对。红发，留着灰白小胡须的科伊谢尔把自己的太太介绍到“互换配偶”的游戏中。出乎意料的是，汉娜似乎很热衷于这样的游戏，她的活跃度完全超过了卡尔。
卡尔和汉娜定期出席华盛顿和纽约的性派对和狂欢。他们经常光顾“柏拉图避难所”和“地狱火俱乐部”—纽约两大性派对会所—只对那些交了会费的人开放。他们同时也会去华盛顿的“交换国会配偶”酒吧以及马里兰州吉赛普的“快活门”。“快活门”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这间乡村小屋里，每面墙上都装着床垫和特殊装置，专门用于“三人游戏”。
卡尔和汉娜有着一帮子通过交换配偶认识的朋友。比如，他们在纽约新帕尔兹的一个狂欢派对上认识了一对夫妇。那名白色头发，褐色皮肤的丈夫酷似加里·格兰特；而妻子有着一头金色短发，皮肤就像广告上的象牙香皂般细腻光滑。当他们见到汉娜的时候，汉娜衣装整齐。那名男子便在汉娜身旁坐下。经过自我介绍之后，他便带着汉娜上楼，由于汉娜极其热衷这样的游戏，她很快就变成了狂欢派对上的“宠物”。拥有性感迷人的金发和一双湛蓝眼睛的汉娜喜欢陪着卡尔一起光顾“弗吉尼亚的最佳位置”—1972年由一名房产商开办的精英私人俱乐部，传说这名住在弗吉尼亚郊区的房产商对于与妻子在一起的生活曾感到无聊透顶。
俱乐部的老板在费尔法克斯租借了一套非常宽敞的房子，从科伊谢尔位于罗斯林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室出来就几分钟的路程，穿过源自华盛顿的波特马克河即是。这幢房子门前有一个很大的圆形私车道，周围装点着4根高大的白色柱子。看起来的确是个周末狂欢的好去处。
汉娜算是一个社交常客，她的一名“搭档”形容她具有“夺人眼球的美貌”和“无法想象的热情”。汉娜喜欢在双人床上同时与三到四个男人发生关系。尽管卡尔当时也会在场，但是他通常都会撤到客厅，与别人闲聊。
如果间谍们都喜欢放纵狂欢，那么他们将会发现狂欢派对其实是认识其他同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或是在其他华盛顿敏感部门工作的员工的最好机会。由于诸如中央情报局这样的安全机构禁止此类狂欢活动，所以凡是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参与者都会显得有些鬼鬼祟祟，这正是科伊谢尔可以下手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很容易就可以得到来自于国防部、白宫以及中央情报局的有价值的情报。
1982年，联邦调查局似乎察觉出科伊谢尔一家的间谍行迹，开始对他们采取密切监视。最终，两人都被逮捕了。在纽约一个秘密法庭上，科伊谢尔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之后，科伊谢尔夫妇与在监间谍约翰·马丁同被用于国与国之间的“间谍交换”，其中，1986年苏联反对派成员纳坦·沙朗斯基就是被他们交换回来的。在一个下着雪的日子，人质交换在吉列尼克桥上完成。这座桥连接了东西柏林。20年前，也是在这座桥上，美国用克格勃特工鲁多夫·阿贝尔交换回来U2飞行员盖瑞·鲍尔。
根据双方的约定，科伊谢尔夫妇再也不能踏上美国的土地，而且必须退还他们非法骗取的美国国籍。
1987年4月29日开始，在布拉格，我对卡尔·科伊谢尔开始了为期5天的采访。卡尔·科伊谢尔告诉我参加狂欢派对非常有用。“即使只是知道某人—比如说中央情报局的GS-17—参加了派对，也是一条非常有趣的信息。”科伊谢尔说道，“然后，你就可以把这条信息告诉其他负责这个事情的情报特工，这将非常有用。我们就是这样做事的。”
集体狂欢不过就是“当时所做的事情而已”，汉娜·科伊谢尔告诉我实情，“我们的朋友不知怎么都去那个小俱乐部或是其他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就跟着去了，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问科伊谢尔他自己对于欧哥罗德尼克的死如何感想时，他对我说：“对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最终导致他的死亡的是中央情报局和他自己。如果不是他们带着如此卑劣的目的雇佣他，他也不至于最后选择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