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任总统正面交锋过。事实上，就算是对政府机构的调查也是极少发生的。在胡佛统管下的联邦调查局，当地官员以及国会成员是禁止大肆讨论当值总统、内阁成员以及白宫官员的。
但是现在胡佛已经走了，尽管曾经一度联邦调查局总部还想过停止调查水门大厦的入室案件以及其掩盖的阴谋—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派特瑞克·格瑞，听从尼克松白宫政府的命令，停止深入调查入室案件所牵涉的来源于墨西哥的不明资金。尼克松宣称他那是为了保证中央情报局在墨西哥的行动。而事实上，他是找了个借口去掩盖他的总统连任竞选团队卷入案件的事实。水门案件的调查因此就被耽误了，幸好也就只有一周的时间。
“他们并不打算制止我正在进行的调查，”另一个参与水门事件调查的特工丹尼尔·马汉说道，“那可是联邦调查局可圈可点的一个巅峰时刻。”
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调查的相关消息走漏了风声，被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曝光到《华盛顿邮报》以及其他媒体上。格瑞于1973年6月24日把拉诺小组里的26个特工召集起来，指责他们“走漏风声”。
“有人故意放风给媒体。”格瑞说道，“我希望那个或者那群泄露消息的特工能够自己站出来。我希望他们交出委任状，乖乖地主动辞职，否则我就把你们都炒了！”
当时，那可是死一般的寂静。
格瑞接着开始破口大骂这些特工。他的脸涨得通红，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地大声吼道：“我早晚会查出来是谁泄露消息的！作为海军舰长，我指挥过核潜艇作战。作为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又在海军部队里执行过那么多次的调查任务，我可是清清楚楚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调查到事实真相。”
说到这儿，格瑞戛然止住，离开了会议室。
“我几乎不能相信我当时所听到的。”麦格兰尼斯说道，“大家都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而事实上，却是格瑞自己不合时宜地把联邦调查局关于水门事件调查审讯的报告FD-302号文件交给了约翰·迪恩—白宫法律顾问。1972年6月21日，白宫幕僚迪恩和约翰·埃尔利切曼会见了格瑞，并且让他把联邦调查局获得的有关政治破坏的文档毁掉，这些文档都是在高管办公室大楼中汉特的保险柜里找到的。格瑞后来披露，当时迪恩和约翰跟他说那些文件里包含了很多“国家顶级机密文件”，跟水门事件无关。６个月之后，格瑞还真在家里把部分文件给焚烧掉了。
格瑞还从埃尔利切曼那里了解到，迪恩当时正与总检察长一起工作，将对6月21日泄露出去的那些内容进行披露。格瑞把这些信息告诉了他的国会支持者，议员娄威尔·维克，让他为这次披露做好准备。后来，竟然是维克把文件被毁的信息透露给了媒体。
1973年4月23日早晨，两位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里奥纳德·“巴克”·沃特斯与威廉·索亚斯同坐在一辆车上，向局里开去。沃特斯告诉索亚斯，当他得知格瑞把证据销毁的时候，他就打算辞职了。听完这个消息之后，索亚斯也当即发誓，他也要一起辞职。当天早晨９点，沃特斯与格瑞手下的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马克·菲尔特碰了面。
“我告诉菲尔特，我再也不会为一个亲手销毁案件证据的领导工作，而且这个案件还是联邦特工们正在着手努力调查的，”沃特说道，“我告诉他我当天就要辞职。同时，也跟他说了我还会号召其他助理局长一起辞职。”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沃特斯给其他每一个助理局长挨个打了电话，大家都响应了他的号召，同意集体辞职。菲尔特收到沃特斯转来的所有助理局长的意见，并表示他会把这些意见上报给格瑞。一个小时过后，时间正好是上午10点半，格瑞召集了所有联邦调查局的高管开了个会，在会上正式宣布了即日他自动离职。
后来，当格瑞被传讯到法庭面对着大众陪审团的时候，特工拉诺—当时曾被格瑞指控把相关调查信息泄露给了《华盛顿邮报》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当庭承认是他亲自把传票送给格瑞的。
除了7名直接参与水门事件的嫌犯和同伙之外，另有40名政府官员最终因为妨碍司法公正、做伪证而受到起诉。其中，总检察长约翰·米歇尔、白宫法律顾问迪恩、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办公室主任约翰·埃尔利切曼被判有罪。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作为未被起诉的“同谋”，最终也被迫辞职。
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披露了水门事件调查的信息，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一次协同犯罪以及尼克松的幕僚们企图掩盖政治间谍活动的各种手段，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联邦调查局顺利进行下一步的调查。然而，联邦调查局内部走漏风声，让记者曝光，还让公众错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水门事件的案子，这一系列的事情惹恼了拉诺以及其他办案的特工。
不过话又说回来，明德曼说道：“那两个记者的稿子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它们让我们的调查得以继续进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得到沉默大众的支持是非常有意义的。鲍勃·伍德沃德和贝恩斯坦的报道，让诸如《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介入了进来，也只有在这样的关注度之下，才能真正保证案件调查继续下去。如果没有这些媒体，案件或许早就被以另外的方式解决了，也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了。”
“媒体发挥的作用非同凡响。”当时参与水门事件调查的另一名特工爱德华·拉瑞说道，“一方面，这还真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报纸上把我们之前做的事情都抖了出来。我们不得不去应付和解释各种各样的质问和疑问。为什么我们就必须不厌其烦地去给那些要探究文章真实性的人解释呢？而另一方面，通过媒体的介入，很明显，普通大众能够关注这个案件，而且来自于大众的聚光灯还最终为我们打通了一些本来不通的门路。”
行动队里的每位特工对于“深喉”的定义都有着不同的解释。在与编辑讨论题材的过程中，伍德沃德决定将他的一位知识渊博却并不‘通情达理’的线人称作“我的朋友”。而那位后来成为《华盛顿邮报》主编的霍华德·西蒙，则颇具幽默色彩地将“深喉”的绰号给了这名线人。“深喉”一词源于一部成人片，后来才被用到新闻当中。正是由于这个名字所涉及的那些不是特别上台面的背景，尽管这位水门事件中的关键线人相比其他重要的线人更加位高权重，却更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
一些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认为“深喉”这个词不过是对与伍德沃德和贝恩斯坦有联系的线人的模糊总称。然而，这样的理解其实是对这个名字的一种曲解。作为《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当时我就在贝恩斯坦旁边。贝恩斯坦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者，每天晚上，伍德沃德都会与贝恩斯坦待在一起；当他们俩对得到的信息和内幕消息进行讨论的时候，贝恩斯坦就会同时撰写好报道的内容。
从之前的背景了解中可以了解到他们俩当时已经获得了很多合法的内幕消息。他们手上掌握着白宫人员的通讯地址信息、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人事名单。只要根据这些信息顺藤摸瓜，就可以敲开关键人物的大门，得到进一步的信息。曾几何时联邦调查局都怀疑这两名记者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局里审讯调查的各种报告。而实际上是他们采访了同一拨被联邦调查局审讯或调查的人，就像会计朱迪·侯贝克一样，不仅跟联邦探员交代了实情，也把相关的信息告诉了两名记者。所以，被媒体曝光的信息，不一定就非得是从联邦调查局里泄露出来的。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格瑞委派马克·菲尔特去调查消息泄露的事情，而后者可能正是“深喉”。后来菲尔特与爱德华·米勒因为涉嫌签署非法入室允许而受到指控，在接受指控中，米勒一直宣称这份入室许可是当时格瑞同意操作的，并非他们故意所为。1979年在对这个案子的调查中，联邦调查局曾委派特工保罗·达利继续跟进水门事件的调查，看看是否会有新的收获。达利找到迪克·龙—时任联邦调查局总部白领犯罪调查部门的头儿，同时还负责水门事件的调查。
“正当我们试图努力去找到答案的时候，龙告诉我：‘你知道么，马克其实就是深喉。’”达利说道。
迪克·龙在他逝世之前，从没解释他是如何知道深喉的身份的。
“他从没说他是如何知道的。”达利说道，“只是说‘如果我们审讯菲尔特，菲尔特就会把风声透露出去’”。
在我已经出版的《联邦调查局：不为人知的秘密》（The Bureau：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FBI)一书中，我于2001年8月在加利福尼亚圣罗莎对菲尔特进行了专访，地点是在他与女儿共同生活的居所。琼（菲尔特的女儿）曾告诉我，就在一年多前，伍德沃德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他们家里，还跟菲尔特共进了午餐。在琼的描述中，菲尔特与伍德沃德的见面就像久违的老友一样，而他们的神秘谈话不像一次正规的访谈，反而更像某种庆祝仪式。
“伍德沃德突然出现在门口，说他正好在附近有些事情，所以就顺便过来看看。”琼·菲尔特说道，“一辆白色高级轿车把他送过来，但是那辆车却开到10街区外的学校停车场停着。他问我是否可以跟父亲在午饭时喝一杯马丁尼，我告诉他没问题。”
伍德沃德的车停在离菲尔特家大约四分之三英里的康莫斯德克中学校园内，在他离开费尔特家去取车时，琼跟了出来，主要是为了跟他提前交代交代她父亲对午餐食物的要求。他们一起走到停车的地方，然后一起开着车回去接上菲尔特去吃午餐。
由于中风的后遗症，使得菲尔特无法提供我想要的信息。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甚至都没记得与伍德沃德一起吃过午餐，还错把伍德沃德当做了一名政府律师。但是，在那样状态下的菲尔特并非心智全失，对于自己是否是深喉这个事情是非常肯定而坚决的—“我绝不是深喉”—这是他告诉我的原话。
但是，如果菲尔特不是“深喉”，那么，伍德沃德跑那么大老远还要故意掩饰自己的行踪，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在2002年出版的书里，我写道：各种迹象都表明菲尔特其实就是“深喉”。最终，在2005年，菲尔特终于承认了这个事实。
“如果没有菲尔特不断提供消息、确认以及指导，那些记者出版的文章也就无法鼓动公众，驱使政府不得不让调查继续下去。没有菲尔特，极有可能我们根本无法做到如最终的结果那般好。”明德曼感叹道，“马克·菲尔特是一位真正名副其实的美国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