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上面告呀？别看生产队队长官儿最小，可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话，要办的事，还得最后落在我这个生产队长头上。你崔良娟脚踩的是咱们上董村的地，你就得接受咱队上的领导指挥。告状没用的。”生产队长抖着“二郎腿”，一副可以领导中央的架式。
崔良娟不服，她不相信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没有能说理的地方。从此这位年轻的农民少妇便开始走上了一条漫漫的上访之路。
尽管那时还在“文革”期间，但崔良娟不信邪，因为她心里装着两个“保佑菩萨”：一是自己的成份是贫下中农，二是丈夫是工人阶级。但虽有这么硬的“菩萨”保佑，仍不起作用。崔良娟跑了几十回县里、省里，那时大家都在“闹革命”，没有人理会她，倒是岁月的痕迹在这位少妇的脸上留下了几道皱纹。
“四人帮”倒台后，改革开放了，农村又来了新政策，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热火朝天。可令崔良娟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后院被占去的两米多宅基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1982年，村上又在她家的前院门口划去一块宽３米，长17米的地方，说是在这儿要修一条新路通过她家门口。村上的交换条件是：顺着这条线，她家的宅基地往后移动同样大的一块地方。崔良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虽然“文革”中的那档子事还没有了结，可现在毕竟是改革开放年代。那时她三个大的娃儿都在上学。四娃儿还在她怀中吃奶。丈夫写信来希望她到太原呆一段时间，好多腾出些时间为厂里技术革新多做贡献。临走时村上干部找到她，向她再次催促关于在她家门口修路和往后移宅基的事。
“这回村上事先打了招呼，我服从统一规划。”崔良娟通情达理，去太原前将院子的大门钥匙交给了一名村干部。
可是半个多月后回来一看，崔良娟拍着大腿喊屈：前院已经按村上筑路要求给刨走了一大片，本该往后挪移的地方却被住在后院的邻居李某家高高地砌上了一道墙，并在此墙靠崔良娟家这边又挖了一条深深的沟壑，凡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村上规划中让崔良娟家后移的地盘，后院人家却不准她后挪一寸。
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嘛！崔良娟不能不急了。回头就找村干部说话。村干部为难地说，不是村上办事不公道，而是你后院住的几户人家心里一直妒忌你家。他们眼红，认为你崔良娟和孩子虽然全是咱上董村的人，但你男人在太原工作，你家又是四个女娃，又都是读书人，将来一出嫁，谁还会回这驴子都嫌穷的黄土丘来？将来你崔良娟老了跟着你男人到太原享清福，老宅基不就成了空院嘛！言外之意，我们占你崔良娟家的宅基，在情理之中，说透了，你崔良娟家这块风水宝地早晚也是我们的。哼，现在不跟你说透，我们先占着用又有何妨？
崔良娟好不生气，心想我娃儿多大？男人和我也还有几十年可活，人家却如此给我们料理“后事”呀！村里解决不了，她跑到乡里、县里。三级政府意见一致：崔良娟的宅基应当按集体占用的面积后移，后面的住户不得擅自占用她家的新界宅地。
1984年，乡镇政府法律服务站调解三户占用崔良娟家的邻居倒墙还地。但由于这三家邻居仗着他们的家族在村上人多势众，拒不还宅腾地。案子交到县法院，法院很快也作出了同样内容的判决，责令那三户人家按时退地。有政府支持，又有法院判决，崔良娟觉得自己有了定心丸，哪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法院规定的日期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家照常在她家宅地上搭房修棚。更气人的是其中一户姓张的邻居仗着当过多年村干部，现在又在镇政府工作，镇上县上认识的人多，不仅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而且变本加厉地在崔良娟的院子里建厕所，倒垃圾，并且每天将十几头牲畜赶到她院子。崔良娟实在没法忍下去，便上镇里县里告状。哪知她每告一次，回来得到的是更多的报复：不是这不见了，就是那被扔出了院子。更可恶的是一次她带着小女儿到太原看病，几天后回到家一掀油罐盖，油不见了，里面尽是粪便……当她含辱洗刷干净油罐后，划火点柴准备做饭时，突然“乒乒乓乓”地响声大作，一团团火星儿直朝她身上窜来……等到她从惊恐中回神过来，瞅着自己衣裤被鞭炮烧焦的一个个窟窿和表皮上渗出的血迹时，不由伤心得抱头大哭。而此时，她的耳边，是从后院传来的阵阵狂笑。
欺人太甚！崔良娟又重新走上过去十余年的上访路，并在这条路上走得不屈不挠，年复一年。而在这条漫长的上访路上，由于我们的一层层干部和办事人员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使这位当年标致的年轻少妇，成了一个满头发白的老太太。
32年啊！在人的生命里能有几个32年可活啊？而崔良娟这位普通的农家妇女为了守护属于自己的一块宅基地，整整走了32年上访路。
今年春节前一个星期天，我见到了这位年已68岁的老人。当她得知我是从北京专门来了解她的事情时，不由又一次老泪纵横起来。她拉着我的手，坐在她家的炕头上，然后拿出一个布袋，“哗啦”从里面倒出上百份各式各样的纸和信封。崔良娟告诉我，这都是她在32年里上访、打官司留下的“纪念”。我拿起翻了翻，有县“革委会”的介绍信，有地区“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出示的公函，更有镇政府、县政府、省政府和这些政府下属的法院、土地管理部门等单位的“信访处理意见书”。而在这叠起一尺多高的信函中，我看到特别多的是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书记、副书记……的一份份批复，那些批复虽然字迹各式各样，有龙飞凤舞的，有中规中矩的，圈儿有画得圆的，有画得鸭蛋似的，但他们的内容却惊人的相似，如“此事一定得解决”，“请某某部门阅办”，“为什么她的问题拖延如此长久？不能再拖了！必须速办！”我见的一个个领导者批示的“阅办”，“速办”，“必须办”的字眼是最多最醒目的，但就是在这么多层领导年年关注下，年年批复下，崔良娟的事就一直拖到梁雨润来夏县工作之前的1988年还没有解决。
当我请崔大妈谈谈上访的经历时，崔大妈突然双手紧紧地抓住我，我先是一惊，但马上明白过来：崔大妈的心又开始流泪了--
“我哪想到自己这辈子啥万元户、五好户都没当上，却被人戴上一顶上访专业户的帽子！”老人长叹一声，说：“我到现在都一直不明白，从第一次上公社告状，找到公社的最大领导，看他白纸黑字地写给大队书记让他退回我家的宅基问题开始，我看了不知多少领导写过这样的话，批过这样的条，下过这样的指示，但我弄不懂为啥有这么多领导为我说话，为我抱不平，可到头来咋像黄河里撒网，总是打水漂漂呀？我一个大字不认的农民，又是女人家，弄不明白是咋回事。就以为我找的官不够大，公社书记解决不了后，我想就找县上领导，县长说话再不算数我就找省委书记。那次我到太原，省委书记还真给我批示了，我高兴得想这回再不会有人敢不退还我的宅基地了。因为省委书记的秘书当着我的面说省委书记托话转告我，你崔良娟的问题再解决不了我省委书记就把夏县分管土地工作的县长给撤了。那回我回到家里，等着好消息。后来，果真县委书记都派人来我家，说一定要解决我反映的问题。我盼啊盼，盼了一月又一月，还是不见问题解决。我就又到县里找书记。县委书记知道后也生气得很，朝土地局的局长拍桌子。我当时在场，那局长看上去也挺可怜的，人家这么大的官，50来岁的人了，被书记训得像孙子一样，只会点头，其它的啥都不敢说。我知道县委书记对我的事是认真抓的，我老伴的一个同学是省里的组织部副部长，专门找过这位县委书记请他过问我家的事。但书记桌子拍了，土地局长孙子也当了，可我家的问题就是没解决。我始终搞不明白，那么多的领导，一个比一个大的官，他们可以建设好一个大城市，让几百万几千万的人过好日子，咋到我这儿就说话一点不顶用呀？芝麻大的事，牛刀，铡刀，全用上了，咋还够不上劲呀？
我左想右想，就是想不通。后来有一次我看了电视《杨三姐告状》的故事，心想我可能差就差在没有找皇上，没有到北京找中央去告状呀！对，我一定要上北京去。那儿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邓小平住的地方，党中央住的地方，天王老爷也没有比北京的官再大了。丈夫和孩子们不让我再折腾了，我就瞒着他们跑到了北京。你们北京可真大，人也好，一问到哪儿就会有人马上告诉你。那些部长那么大的官，亲自接待我，当着我的面给下面打电话。不像我们山西有些地盘上，我站在一政府大门口想向领导递个状子，他们就出来个保安啥的，也有公安局的，啥也不问就说你是盲流。我有几次被他们无故无缘地当坏人抓了进去。六七十年代时，我还没老，一个女人家自己就出来了，到城里告状，有些衙门里的人坏着呢，一听说你是找他们来上访的，就眼睛溜溜地在你身上打转。你急死人问他啥时能见某某领导，他嬉皮笑脸地问你，帮你找领导可以呀，但你会给啥好处呀？我心想穷得连上访的路费都没有，还有啥好处给你呀。便说：我可以给你打扫办公室。人家一听就冲我哈哈大笑，说乡下农民就是傻。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所说的‘傻’，我来个以‘傻’装傻。后来我再出来时就带上四娃儿，就很少再碰上这类事，他们一看到我的娃儿哭，马上态度就变得凶狠起来。等我年岁大了再出来告状时，那些官不大脾气却很大的人就更多了，常常我的腿还没有迈进衙门，人家就一句‘疯婆子又来了’，便把我架到收容所啥地方去了。苦啊，天底下恐怕再苦也苦不过上访人……
那是别人不把你当人看待的那种苦。可这样的苦对像我这样一心想解决问题的人来说，又算啥？我想能把被占的宅基地要回来，我也对得起死去的婆婆，对得起远在太原工作的男人，也对得起几个娃儿。你问我为啥不死心跑了那么多年？啥不死心，我不知有多少回死心了。可每回死心后又回过神一想：咱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老百姓的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毛主席、邓小平、江泽民总书记，不是总在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每回死心后，一想到这儿我的心就又活过来了……”
崔良娟说到这儿松开了我的手，埋头整理起那堆记录她32年上访之路的公函与材料。
望着这位银发满头的农家老太太，我说不出自己的心头有多少感慨：32年！谁会有这样的毅力？谁会带着某种不息的希望和信念，能维持如此漫长的岁月，只能以屈耻与下贱、乞求与讨好的行为来感动他人。仅仅是一块宅基地，仅仅是需要收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她付出了32年的岁月与尊严！
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这就是被士人们称之为天的中国农民。
一个以百姓利益和幸福为已任的政党，如果不能代表这样的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们的根本利益，那这个政党必然早晚失去对这个国家的统治与领导地位。
梁雨润所以要接崔良娟的这件事，正是从这个深层然而又是最基本的道理上考虑的。
按理说，像这种宅基地等民事纠纷，又是不被人待见的陈年老帐，一般可以不列入纪委所辖工作范围，但梁雨润用恰恰相反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理这样的事”你又要接这碗夹生饭吃？”信访室主任老胡一见梁雨润拿着崔良娟的状子来找他，便知这位年轻的上司又要做什么了。于是摇摇头，又笑笑。
“咋，你又要好言相劝了？”这回梁雨润也朝自己的得力干将笑笑。
“我知道劝是劝不动的，但作为比你在夏县多呆几十年的老同志，我有责任尽可能地帮助自己的领导尽量不陷入困境。”
“这个我爱听。”梁雨润搬来一把椅子，几乎是脸挨着脸地请老胡把话说完。
老胡知道梁雨润不抽烟，便只管自己点上一支烟，然后说：“据我所知，崔良娟老太太这桩事，已经有几任县委书记都插手管过，但至今没有解决，我想肯定里面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复杂。当然我说这话正好有点像激你似的……”老胡说到这儿，朝梁雨润瞅了一眼，“我知道你好啃那些别人认为难啃的骨头。所以……”
“所以这件事我是一定要管到底的。”梁雨润站起身，拍拍老胡的肩膀，对天长叹一声：“你老胡知道我为什么对这样的事特别急着上手吗？”
老胡仰起头，想听听这位年轻上司那种坚韧不拔专啃硬骨头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