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皇帝是个真正的好大喜功者，似乎凡事都求极致，冠冕堂皇。他下令左右各十二军兵分二十四路，“络绎引途，总集平壤”。每军统领骑兵40队，步兵80队，设大将、亚将各1人，下设各团偏将1人，另有辎重散兵等四团，由步卒夹道护送。每军又特置受将使者1人，直接听皇帝命令，不受大将制约。兵力总计1133800人，而后勤供应的民夫比兵士加倍。二月九日后，每天发一军，前后相距40里，连营渐进，40日后才出发完毕。最后御林六军出发，长80里。故史称其“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旗旌亘九百六十里……近古出师之威，未之有也”。其实，征一小国，何须如此阵势，且兵在精而不在多。也许，炀帝此行也意在炫耀，以此声威，似闻者必降。故严令诸将凡进止都须奏闻待报，不得专擅，若高丽投降，必须安抚。结果误了战机，隋军渡辽水围辽东城时，守军遇危，即称投降，隋军即停攻。驰奏朝廷，然命至，守军补充完毕，复又坚守拒战，如此反复，打打停停，无一城攻下。可炀帝仍迷信自己的声威，执迷不悟。直至大将来护儿从海路攻至平壤，被守军击得大败，精兵4万，仅数千逃回船上；宇文述所率30余万人马，除一军保全，其余仅有2700人逃回。加之资储器械亡失殆尽，隋炀帝只得撤军败归洛阳。
大业九年【613年】，炀帝再次征发全国兵力集于涿郡，修辽东古城以储军粮，再次以“拔山移海之势”亲临辽东，再次发动了与高丽的战争。此时，隋之境内已不安宁，时有揭竿而起的起义者，局面已呈乱象。可炀帝竟毫不顾及，仍大举兴兵。二征高丽炀帝吸取了上次教训，允许诸将便宜行事，双方攻守20余天，均伤亡惨重，可这节骨眼儿，传来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素之子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的消息。被委以重任的杨玄感扣住粮草不发，断了炀帝后路，又谎称大将来护儿造反，并打出“以救兆民之弊”的旗号，得下民支持，不久攻下洛阳，以大军10万，直逼关中。于是炀帝连夜下令撤军镇压，而杨玄感因战略失当，兵败自杀。
大业十年【614年】二月，隋炀帝再次下诏议征高丽。其时已是国政垂危、大厦将倾，人心惶惶，数日之议，百官竟无敢言者。然炀帝不顾一切，独断专行，似乎只是为出心头的一口恶气，又出大手笔，复征天下之兵，“百道俱进”，再伐高丽。三月，炀帝至涿郡。可此时已成乱世，诏书似成一纸空文，应者寥寥，诸郡多留兵不发，所发之兵也相继逃亡。虽屡斩叛军者示众，怎奈大势已去，至七月，应召之兵仍失期不至，于是炀帝驻军辽西怀远【今辽宁北镇】，隔辽河相望，不敢冒进。还是大将来护儿率兵从海路至比奢城击破高丽，兵临平壤城下。如此看来，所谓“百道俱进”的铺天盖地的大军已成泡影，只一支精兵便能奏效。高丽王元亦久战疲惫，难以支持，遣子乞降。炀帝大悦，令来护儿随即撤军，八月班师回朝。可当他回长安诏令高丽王入朝时，对方竟不加理会。炀帝又怒，复敕将帅严装，拟四征高丽。可此时烽火已遍及隋境，有心而无力了，隋已至穷途末路。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于乱世之际，再巡江都。当年刀兵四起，隋之天下已摇摇欲坠，臣子上书极谏，皆不欲行。可炀帝一意孤行，将极谏的建节尉任宗于朝堂杖杀；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等上表谏阻，尽被处死。
因龙舟水殿于杨玄感起兵时被烧毁，炀帝复令江都造新船千艘，且更为阔大美观。巡行之前，他又下令“毗陵【今常州】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于郡东南起宫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大抵仿东都西苑之制，而绮丽过之，又欲筑宫于会稽”【《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
此次三巡江都，已今非昔比，有如逃难了。似有放弃西京、退保江都之意。
在江都，炀帝愈加昏庸，地方官谒见，他只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丞、守，薄则卒从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上铜镜屏风，并“简阅江淮民间美女献之，由是益得宠”，旋即升为江都通守。于是乎，郡县官吏竞为刻剥，以充贡献争宠，黎民百姓则深受其害，乃至煮土为食或自相食之。为了稳定军心，支撑其靡烂的却将要倾覆的暴政皇权，炀帝还下令“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挽回其穷途末路的到来。四海之内，锋镝雨集，膏血川流，民怨沸腾，烽烟烛灭。尽管运河仍川流不息，可龙舟倾覆，甲兵星散，殿阁为墟，所谓“兵不足以为强，险不足以为固，天子之位不足以为尊”，新建的宫苑尚未筑成，炀帝来江都一年又8个月后，被缢死于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功与罪
一个活在1400余年前的人，纵然是皇帝，我们也只能在史书中去了解他了。可史书也是人写的，除正史之外，野史、传说以及传奇小说也描绘出他的形象，众说纷纭。正史也难免偏颇之论，野史及小说的虚构却流传甚广，有时却歪曲了其本来面目。看其人，恐怕只能以可靠的史实为据。据《隋书》零落的描绘，隋炀帝名杨广，又名英，小名阿GFEA6。幼时姿仪俊美，聪慧敏捷，极受文帝杨坚和其母独孤氏钟爱，为杨坚次子。隋朝开国时杨广13岁，被封为晋王，拜为柱国、并州总管。不久，拜武卫大将军，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杨广痴迷文学，能写出佳诗妙文。其举止端庄，城府深沉，颇有王者之风，被朝野看好。据称，隋文帝曾请著名相师于暗中为诸皇子看相，相师来和言：“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或许正是这句话打动了文帝，给其暗示，才有了废太子复立杨广的后事吧。
年幼的杨广颇收敛。打猎遇雨，他拒披油衣，与士卒同被雨淋。文帝去看他，见其乐器弦断蒙尘，则认定此儿不好声色，心中亦喜。其间杨广被称为有德之人，“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如此情形，他羁束压抑自己，屈服于道德、文化的规范，若非胸有大志，阳奉阴违，便是为天降大任而克服私欲，严于律己。杨广真正广受推重且名闻天下，是在平陈统天下于隋的战争中，他被文帝任命为三大行军元帅之一。他恩威并重，兵不血刃而受降门城；下令将陈朝民愤极大的五奸臣正法。同时封存了陈之府库，丝毫不取。这使他声名大振，“天下称贤”。此后，陈之余属豪强再度造反割据，杨广再临江都，任扬州总管，负责剿抚，坐镇江都，由此，扬州成为他的“龙兴”之地。
杨广遭非议最多之处，是他对太子杨勇的取而代之。对此，杨广确竭尽心力，且不择手段。立太子自然以嫡长制为原则，然功勋制也是一种补偿原则。杨广既已“天下称贤”，且平陈功高，于是杨广对太子步步紧逼至绝地，最终取而代之。再则，杨勇性格放荡不羁，奢侈不改，张乐受贺越礼，又不听劝诫，无作为，已日益失宠。杨广则深谋远虑，派亲近宇文述带金宝入京，拉拢权臣杨素、杨约，多次与约饮酒“共博”，每次皆故意将财宝输光，待言谢时则称为“晋王之赐”，说明夺嫡之意。由此，靠心腹联络更多权臣，“私赂东宫幸臣姬威”刺探太子情报，稳定江南，取南北名流支持，巧取人心，于是内外形成一股“废勇立广”的较强的力量。
杨广知皇后之言，上无不用。他消息灵通，凡父母派人考察都能有效应付。他“姬妾但备员数，唯共萧妃居处”，“后庭有子皆不育”，使母后“由是薄勇，愈称晋王德行”。且父母派来晋王府的人，杨广无论贵贱，都与萧妃亲迎，并热情款待，“申以厚礼”。致使往来的仆婢，“无不称其仁孝”。而杨广每次上朝，“车马侍从，皆为俭素，敬接朝臣，礼极卑屈”，使其在父母、朝臣心中“声名籍甚，冠于诸王”。父母亲来考察，所见侍者是穿着俭朴的老丑，连屏帐亦缣素，乐器亦仍弦断蒙尘，让吝啬俭朴的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终在600年杨广再次取得北逐突厥的军功后，废勇立广，文帝亲宣杨勇“建春宫”、“近小人”、“迁奸佞”、“乱天下”的大罪，废为庶人。重立杨广为太子。
按韩隆福教授的说法：杨广夺嫡成功，凭借的是其“南平吴会，北却匈奴”维护国家统一的实力和功劳；治理并州与江南的政绩，以及亲信集团的努力，利用了关陇集团的内部矛盾，取得了后宫和朝廷的支持，加上父母的钟爱和考察，杨素等的权谋，在政治、军事、舆论、策略的较量中，日益显出越来越大的优势，最后击败了杨勇，取代了东宫，坐上了太子宝座。我觉得此说合乎实际，是中肯之论。
杨广更不可饶恕的罪行是“弑父”。关于隋文帝之死，唐初官修的《隋书》并未坐实，记载比较隐晦和极为简略。其中记载最详的《隋书·后妃·宣华夫人传》并没有所传被张衡毒杀的记录。《隋书》中所有与文帝之死有关的传文，都没有炀帝弑君的明确记载，且疑点颇多，多重复了杨广调戏陈夫人的桃色信息。后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综合了《隋书》各传的说法，仍说“中外颇有异议”。只是胡三省注才将“异议”注为“此上叙帝所以见弑”便真成了“弑父”了，可据《隋书·高祖纪下》记载：“秋七月已未【初一】曰青无光，八日乃复。己亥【初五】，以大将军段文振为云州总管。甲辰【初十】，以上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十三日】，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下面是“遗诏曰”。这里已将文帝病死的事实说得颇为清楚。即使真有“弑君”之事，袁刚教授也认为：仁寿末年，“废勇立广”的斗争达到水火不容之时，“杨广被迫自卫，由卫宫走向夺位，在隋文帝态度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肆行弑逆，冒天下之大不韪，乃是势所必然之事”。
仁寿宫变，被废为庶人而文帝死前又欲重立的前太子杨勇被杀。而拥有52州，几十万军队的汉王杨谅兵变。然而，“君臣位定，逆顺势殊，纵有士马精兵，人心已是劣势”，故杨谅所辖52州从者只有19州，其中亦有反对者。杨谅从起兵叛乱之日起，三四十万军队“月余而散”，杨广仅用10余万部队胜之，开创了大业之治的时代。炀帝考虑到自己帝位已定，与杨谅终有兄弟之情，仍“屈法恕谅一死”，以示宽容，将其“除名为民，绝其属籍，竟以幽死”。
对此，韩隆福教授认为：仁寿宫变，是杨广开创大业之治将隋朝推向极盛的关键，是国家之幸。他的任何兄弟为皇，都不可能有如此的才能和气魄。与任何帝王相比，隋炀帝的大业之治，都不比隋文帝的开皇之治或唐太宗的贞观之治逊色。其次仁寿宫变既稳定了杨广的地位，也避免了统一国家的分裂，亦避免了人民再遭血雨腥风的灾难。再则，杨广宫变为皇，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带有明显的进步倾向。
据史书载，隋疆域之阔超于秦汉；国之财富亦为历代所不能及；开运河更是史无前例，造万世之福；立刑律，施政法，简机构；创科举，选贤能……曾一度将隋推向极盛之巅。诚然二世短命，隋亡而法末亡，为整个封建社会制度打下了久远的根基。
就我看来，隋炀帝最大的功绩是开凿堪称旷世之举的大运河。或可称之为大业之治的具体实施。运河是隋之血脉，亦是后世王朝得以延续的血脉。如果说黄河、长江哺育了中华民族，那纵横交错的运河则是细密的血管，七经八脉，给了整个民族以生机和活力。这样世界难以逾越的伟大工程和长城一样，成为中国的重要标志，并将继续造福中国人以千秋万代。
对隋而言，大运河可称得上是一条生命线。它解决了“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的问题；强化了以东都为中心的南北东西通畅无阻的有效控制，其政治与经济联系；是维护一个大帝国统一、国富兵强的有力保证，且河道的开通直接给农业带来灌溉之利。运河流经之处皆农业发达的地域，春秋时吴国常常是“禾稼登熟”，吴曾一次借给越国粮食达万石之多，古运河开凿的同时，两岸塘浦田的建设几乎是同步而行，即在平原低地开沟渠，筑成“横塘纵浦”，周高中低的稻田。于是，耕作技术逐步改进提高，塘中禽飞鱼跃，鸡陂、牛宫、鸭城、鱼城遍及两岸，且规模之大，养育之丰，令人叹为观止。
运河的开通，还促进了物资交流与商业的繁荣，同时促进了造船、纺织业及手工业的发展。一些港口由于水运的通达，成为繁荣的市镇，并逐渐孕育、生长、兴盛了一批沿河的重要城市。而南北文化的交流，对形成整个民族文化相互滋养、渗透与互补，亦起到了重要作用……于是，春秋时百家争鸣的私学随着河流传遍了大江南北；孔子整理的《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典籍，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亦大有普及之势；有了吴人言偃跨江越河，至孔子门下受业。言子曾回故乡吴地传孔子之道，使儒学南渐。子贡、澹台灭明等人亦游历江南，后者隐居江南吴都湖边，有弟子300余人，授徒讲学，并终老于此。其时，道家之说地得到相应传播，范蠡就曾与越王详细讨论过“道”的问题。此外，墨子的“兼爱”、“尚贤”、节用，反对战争争夺与铺张浪费，亦在吴越产生过重大影响。
齐人孙武曾在吴地著《孙子兵法》，其中关于吴国水战的实例，应与吴水运的开发有直接关系。其他诸如吴之天文学，吴地歌舞、音乐、气功、饮食、铜铁的冶炼技术等，亦流播全国各地。委婉、细腻的吴歌。吴发明的笙、箫、笛管；中原的青铜雕绘艺术、医药学等，亦相互交流，使中华文明于南来北往。纵横交错中浑然一体……
对于“开万世之利”的大运河的开凿，旧史家贬意居多。说隋炀帝开运河只是“为了游玩”，隋炀帝一登上宝位，就开始了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开运河“导致生产停滞”，“严重破坏生产力”，“劳民伤财破坏生产”等等。这种论调不仅可笑，甚至违背了常识。《隋书》主撰魏征是炀帝同时代人，由于隋之基业短暂，因而，尽管修书目的是以隋为鉴，本有贬炀帝颂大唐的倾向。但还保存了不少史实，其内容应当是可信的。据《隋书·炀帝纪》《食货志》等记载，炀帝登基后曾几次大赦天下、免除妇女课税，“男子以二十二岁成丁”。通济渠开凿完工后，“赦江淮以南。扬州给复十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大业二年【606年】又“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税”。大业三年【607年】，又“大赦天下，关内给复三年”。大业四年【608年】修永济渠、筑长城，又“大赦天下”，炀帝“车驾所经郡县，免一年租调”，“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大业五年【609年】，“诏天下均田”，“陇右诸郡，给复一年”。炀帝“行经之所，给复三年”。从《隋书》记载中可以看出，从大业元年到五年，炀帝虽先后征丁300余万人开凿运河，工程之大，费力之多可以想见，死伤恐也难免，但五年之中年年大赦，减免租赋，应当说还是考虑了民之生息，将养，并让耕者有其田，于那个年代，便已有了“土地改革”了。
也就是在大运河基本贯通之后的大业五年，炀帝降服西突厥，平定吐谷浑，在新疆，青海设置郡县，建立了远远超过秦汉的广大疆域，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言：“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威，极于此也。”正是大运河的开凿使隋人均耕地达120亩，运河本身亦是隋极盛之年的重要内涵之一，至于中唐杜佑所撰的《通典》，言开凿运河的河丁“死伤大半”连《隋书》也未记载，该是不实之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甚至将野史、笔记小说中的描述也纳入史实，便更不足为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