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最早详细记录了史禄开凿灵渠的地理情况，并高度评价了灵渠修建的技术之妙：“灵渠在桂州兴安县。湘水北下湖南。又融江，牂牁下流也，南下广西。二水远不相谋。史禄于沙磕中垒石作铧嘴，派湘之流，而注之融，激行六十里，置斗门三十六。舟入一斗，则复闸一斗，使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治水巧妙，无如灵渠者。”
周去非《岭外代答》对史禄开凿灵渠的工程技术有更详细的描述和解释，并高度评价了史禄本人：“湘水之源，本北出湖南；融江，本南入广西。其间地势最高者，静江府之兴安县也。昔始皇帝南戍五岭，史禄于湘源上流漓水一派凿渠，逾兴安而南注于融，以便于运饷。盖北水南流，北舟逾岭，可以为难矣。禄之凿渠也，于上流砂碛中叠石作铧嘴，锐其前，逆分湘水为两，依山筑堤为溜渠，巧激十里而至平陆，遂凿渠绕山曲，凡行六十里，乃至融江而俱南。今桂水名漓者，言离湘之一派而来也。曰湘曰漓，往往行人于此销魂。自铧嘴分水入渠，循堤而行二里许，有泄水滩。苟无此滩，则春水怒生，势能害堤，而水不南。以有滩杀水猛势，故堤不坏，而渠得以溜湘余水缓达于融，可以为巧矣。渠水铙迤兴安县，民田赖之。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渠内置斗门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门，则复闸之，俟水积而舟以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尝观禄之遗迹，窃叹始皇之猜忍，其余威能罔水行舟，万世之下乃赖之。岂唯始皇，禄亦人杰矣，因名曰灵渠。”
明代欧大任的《百粤先贤志》中专门有《史禄传》，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史禄的来历和凿渠后去向有所交代：“史禄，其先越人，赘婿咸阳。禄仕秦，以史监郡，时始皇帝伐百越，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遣禄转饷，凿渠而通粮道。禄乃自阳山道取水源，以湘水北流入于楚，融江为牂牁下流，南入于海，转饷为劳。乃量为矶以激水，于沙磕中垒石作铧，派湘之流而注之融。激行六十里，置陡门三十有六。舟入一陡，则闸一陡，使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通舟楫，又利灌田，号为灵渠。于是杀西瓯君译吁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夜攻杀睢。秦乃发适戍以备之。禄留揭岭，长子孙，揭阳令定，其后也。”
清代梁奇通《创建秦监郡史公祠记》将史禄开凿灵渠提高到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的境界进行了高度评价：“监郡史公禄凿城台山，激湘水西流与漓江合，又穿太史庙山，引流与融江会。于是湘漓合而南北通，融江之名隐矣。厥后马伏波、李给谏、鱼防御、李提点，或导淤疏塞，或筑铧建堤，或高陡易石，或测水盈缩而立天平。历代以来，修治不一，岂无才智之士，类皆循其故道，因时而损益之，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公固人杰也哉。且水流下，性也。激东流而转之西行，引漓江涓涓之泉，合湘融浩浩荡荡之势，通舟航而沃阡陌，千百年沧桑犹或变更，独灵渠至今利济无穷，水固莫灵于此渠也！溯监郡之智力卓越千古，直可缵大禹之绪而成补天之功矣。”
上述文字确认了如下事实：第一，灵渠为史禄所开凿；第二，灵渠的选址、拦河、引水、通航等系统工程皆由史禄所为，后世修渠之士悉遵其成规；第三，史禄凿渠成功地解决了秦军转饷问题，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水利专家郑连第先生著有《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从水利工程专业的角度，认为史禄开凿灵渠至少做了如下工作并具备相应的技术保障：
第一，修建拦断湘江的大坝，即后来的大小天平。因为湘江分水处低于连接渠道另一端的始安水入口，不筑坝拦水，就不可能引水入渠，也就无法沟通二江。灵渠是我国最早的有坝取水工程之一，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
第二，打开了飞来石附近的岩埂阻隔。湘江水位被拦河坝壅高，欲引向漓江，飞来石附近的岩埂像大屏风一样地挡住引水口门，必须打开才能通渠。这一段为石灰岩，有些部分岩石还比较坚硬，现在的飞来石应为开凿后右岸的残留部分，渠底依然可见突起的岩石，滔滔渠水已流淌了两千年，至今这些岩石仍旧棱角突出。在遥远的古代，工具简陋，没有炸药等现代器材，完成这一工程是十分不易的。
第三，开凿城台岭及始安岭的山脚成渠，筑秦堤2公里至今大湾陡处，形成渠道。这段开山工程虽不如开飞来石和下面所列开太史庙山那样艰巨，工程量那样集中，但战线很长，左面是山，右面还要修堤，在技术上要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秦堤绵亘3公里，是渠水的依托，如有溃漏，将导致全工程的败亡。特别是南陡至粟家桥一段，堤较高，所受外力大且复杂，稳定性和牢固性都要保证。
第四，打开分水岭太史庙山。这是全渠工程量最集中的一处，起自大湾陡，至始安水口。其中，大湾陡至祖湾陡以下为开山，祖湾陡下到始安水口为平地掘沟，开山部分约长400米，开挖深度有15米以上，断面呈V字形，石质虽不如飞来石处的坚硬，但工程量相当可观，在两千多年前，这样的工程就是十分宏伟了。
第五，浚深漓江上源的有关河道。灵渠自始安水口以下就是漓江水系的天然河道了。开渠之前，这些河道可以季节性或终年通水，但距离通航标准还有差距。从现状看，入渠前的始安水是一条宽不及一米，流量微小的河道，欲使之通航，浚深扩宽的工程量很大。到清水河口后天然流量虽增大许多，但局部整修还是需要的。在这项工程中，以霞云陡上下最难，至今渠底石凸凹不平，岩石完整坚硬，当年的扩挖是何等艰巨，据历史记载，这段渠道的整治一直在进行着。
第六，开挖北渠。有上述五项工程，南渠基本就绪，但没有与之相辅相成的北渠，不但不能通航，也不能通水。北渠虽没有南渠那样多的建筑物和土石方工程量，但渠线的选择却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灵渠开通时，北渠不一定有后来那样面貌，但没有与南渠相适应的形制也是不可能的。
第七，有相应的测量技术。灵渠蜿蜒30余公里，导江开山，使渠道能够通流并达到通船要求，没有相应的较高的测量技术显然是不行的。同时代的都江堰、郑国渠和关中漕渠这些著名的大型工程的出现，都证明这一点。可惜没有留下具体资料。前几年，在大小天平的交点挖出带榫口的石柱一件，柱底面有磨脐形的构造与石制基座相连，可以转动。基石是一块加工过的岩石，人工箭头形尖角大致指向北方。据有关人士研究，这个石柱可能是水准测量支架，上面有缺口可放水准仪器。下面的穿透榫口为转动时穿杠杆所用，其具体功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秦代开渠上述工程与相应的技术都是必不可少的，由它所体现的工程技术水平，反映了秦代的科学水平。
3.马援开川浚济
唐代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最早记载了马援修灵渠的事情。文中写道：“全义县，漓湘二水分流处，相传曰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川浚济。水急曲折四斥，用遏其节，节斗门以驻其势。”
马援，字文渊，东汉“光武中兴”时期的著名将领。马援是个很有志向的人，“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儿应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老当益壮、马革裹尸这两个成语都是他创造的。他又是一个极有眼光的人，第一次见刘秀，就很敬佩，说：“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马援深娴韬略，很得光武帝刘秀的重用。
马援修灵渠与史禄修灵渠动机相同，都是出于军事动机，为军事行动提供交通方便。公元40年，交趾徵侧与徵贰姐妹起兵叛汉，占领了岭南65座城市，徵侧自立为王。公元41年，汉光武帝刘秀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征交趾。灵渠是马援进入岭南的必经之路。诸多文献记载马援在用兵交趾期间修缮了灵渠。除上面《桂林风土记》引文外，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也有关于马援修灵渠的记述：“汉命马援征徵侧而继疏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李渤传》对马援修灵渠也有记述：“世言秦命史禄伐粤，凿为渠。马援讨徵侧，复治以通馈。”元代黄裳的《灵济庙记》更是开宗明义将马援尊为修灵渠的四贤之一：“兴安灵渠，自史禄始作以通漕。既而汉伏波将军马援继疏之。唐观察使李渤始为铧堤以固渠，作陡门以蓄水。而防御史鱼孟威复增修之。”
上述文献，确认了马援修缮灵渠的功绩。其中，莫休符认为灵渠的陡门为马援所建。
2008年，桂林水利专家伍镇基出版《解读古灵渠之谜》一书，首次提出北渠为马援所建。他根据灵渠铧嘴附近存在的“秦史禄障川处”，证明史禄没有修建北渠。因为“秦史禄障川处”位于分水村前，伍镇基因此结论：“既然此处‘障川’，必然就没有北渠的引水口，此两者是不能并存的。从而可证，史禄没有修北渠。”伍镇基又根据文献中关于史禄“通槽运”与马援“通馈运”的记载，辨析了“通槽运”与“通馈运”两者的不同。所谓“通槽运”是指水路转运，即以水运为主加入短距离陆运，形成水陆驳运。“通馈运”则是全程水运。具体到灵渠，“通槽运”指的是运货船只从湘江抵达兴安，卸货通过一段陆地转运，运至灵渠的南渠，再将货物送到船上，进入漓江水运。而“通馈运”则是指从湘江逆流而上的船只，经过北渠，绕过铧嘴，直接进入南渠，顺着南渠直接进入漓江，中间不经过任何陆地转运。而文献称史禄“通槽运”，马援“通馈运”，恰好说明史禄未修北渠，而是马援“开川浚济”，修建了北渠，实现了湘江与漓江“通馈运”的结果。
上引莫休符文字认为马援创建了节陡门，伍镇基认同了这一看法，并作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虽然战国时期已经有“水门”出现，但只是做灌溉用，并不适用于通航。马援修建北渠后，创造出为过往船只蓄水、排水而设的搭拼式节陡门。节陡门由陡杠、马脚、竹簟搭拼而成。全部搭接点是触接，关门壅水时受水压力紧接，排水降压，接点由紧变松，最后一锤敲开小斗杠，整个“节陡门”全散，是为陡门全开。伍镇基先生指出：“这样的搭拼式节陡门，开关方便，省时省力，维修简易，更换不难，所以从创造出来一直运用到灵渠航运的终止。历时达1900年的陡闸门模式，世界上只有灵渠才有如此宝贵的古闸门文化。”
4.李渤“铧其堤以扼旁流，斗其门以级其直注”
唐代鱼孟威的《桂州重修灵渠记》专门描写了灵渠年久失修、通航困难的情况。文章写道：“年代寝远，陡防尽坏，江流且溃，渠道遂浅，潺潺然不绝如带。以至舳舻经过，皆同奡荡，虽篙工楫师，骈臂束立，瞪眙而已，何能为焉。惟仰索挽肩排，以图寸进。或王命急宣，军储速赴，必征十数户乃能济一艘。因使樵苏不暇采，农圃不暇耕，靡间昼夜，必遭罹捕。鲜不吁天胥怨，冒险遁去矣。是则古因斯渠以安蛮夷，今因斯渠翻劳华夏，识者莫不痛之。”
公元825年，时任桂管观察史的李渤面对灵渠“渠道崩坏、舟楫不通”的情形，主持维修灵渠。据鱼孟威的记载，李渤修灵渠“铧其堤以扼旁流，斗其门以级其直注，且使溯沿不复稽涩。”明确了铧嘴以及南渠斗门为李渤所修建。
李渤，字浚之，唐穆宗时期，任职考功员外郎，史书称他“不苟合于世”、“守节者尚之”。因为他为人刚直，不同流合污，被贬到广西做地方官。
根据郑连第先生和伍镇基先生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李渤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第一，将拦河坝做成了人字形，并在其顶点修建了铧嘴，如此才可以平顺地分水，这就是所谓“铧其堤以扼旁流”；第二，修建了南陡门和北陡门，使海洋河三七分派分别进入南渠和北渠；第三，在南渠修建了一批陡门。伍镇基先生具体说明：“在陡渠段以陡门截流，壅水成级状的渠段，代替陡坡浅水直流直注的原渠道流态，以利船舶上下航行。用陡门闸驻水流，创造阶级形的深厚水体，淹没该陡渠段的陡斜浅薄的水体，使浅水变为深水，满足过往船只吃水深的要求。同时，使陡斜的水面转变为阶级状水面，把急流变为缓流。”李渤修建灵渠的结果是“使溯沿不复稽涩”，使灵渠上的船只得以轻松、顺利地通航。
5.鱼孟威为灵渠命名
诚如郑连第先生所说，李渤时的灵渠重修在规划设计上是一次革命。不过，李渤虽然有非常巧妙的规划设计，但却没有完善的施工质量加以配合。鱼孟威在文章中指出：“当时主役吏不能协公心，尚或杂束筱为堰，间散木为门，不历多年，又闻湮圮，于今亦三纪余焉。桂人复苦，已恨终无可奈何矣。况近岁以来，蛮寇犹梗，王师未罢，或宣谕旁午，晦暝不辍，或屯戍交还，星火为期。役夫牵制之劳，行者稽留之困，又积倍于李公前时，转使桂人肤革羸腊，指足胼胝，且逃且死，无所怨诉。”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868年，桂州刺史、桂管观察史鱼孟威又主持了一次灵渠大修。
在规划设计理念上，鱼孟威经过周密调研，认为李渤的规划设计思路非常科学，所谓“李公真谓有新规善养民也”。
鱼孟威在规划设计上继承了李渤的思想，但在施工用料上，汲取了李渤的教训，纠正了李渤的失误。自公元868年9月兴工，至公元869年10月告毕。鱼孟威的修渠工程持续了一年时间。在具体施工过程中，“其铧堤悉用巨石堆积，延至40里，切禁其杂束筱也，其陡门悉用坚木排竖，增至18重，切禁其间散材也。浚决碛砾，控引汪洋，防厄既定，渠遂沟通。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由是科徭顿息，来往无滞，不使复有胥怨者。”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鱼孟威一是整修了铧堤和秦堤，工程完全采用巨石，保证了堤坝的坚固性；二是加固了陡门，增设陡门至18座，选用的都是坚硬完整的木料；三是疏浚河道、渠道。经过这番修整，灵渠终于可以通航百斛大舸，湘江与漓江之间的往来不再阻滞。
鱼孟威不仅在灵渠整修工程上精益求益，而且在灵渠的命名上也颇有心得。长久以来，人们对灵渠无以名之，只称史禄凿渠，或将灵渠称为离水或漓水，直到鱼孟威，才正式出现灵渠之名。他在主持了公元868年的灵渠大修之后，得到皇帝嘉奖，他著文刻碑《桂州重修灵渠记》，记录重修灵渠的原因、经过以及用工用料用时等情况。文章标题直称灵渠，文章开门见山“灵渠，乃海阳山水一派也”，文末还提出了“人称万物之灵”的观点。一篇千字文，三次出现“灵”字，足可见作者对“灵”的推崇，对灵渠命名的大有深意焉。
6.四贤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