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历经三国、两晋，200年间河套平原为羌、匈奴和鲜卑等游牧民族占据，战乱频仍，水利事业衰退。到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才有了—个安定的局面，水利事业又得复兴。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刁雍任薄骨律镇将【镇治在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境内】，史称刁雍明敏多智，才识恢远。四月末，他到任后见“官渠乏水，不得广殖，兵人口累，率皆饥俭”。于是上表请开艾山渠【按：艾山渠全长120里，引水能力30立方米／秒至40立方米／秒，不可能溉田4万余顷，疑记载或传抄错误】，遂在河西古高渠之北8里，沙洲分河之下5里处平地开凿新渠，北行40里还入古高渠，再北行80里，共长120里。为保证新建渠口的进水量，又在西河【黄河支岔】上，由东南向西北斜筑拦河坝一道，将西河断绝，“使西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余顷”。“官课常充，民亦丰赡。”还有薄骨律渠溉田1000余顷，可能也是刁雍主持开修的。刁雍兴修的引黄灌溉工程，极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数年之后，粮食生产和储存大增，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奉朝旨代表高平、安定、统万和薄骨律镇四镇，出车五千辆，向北部沃野镇运送粮食五十万斛。说明薄骨律镇屯田与水利双好，其他诸镇的军粮也仰赖于这里屯田供给。刁雍主持建成的引黄工程，大概因坝体不易维护，应用时间不是很长。因为郦道元注《水经》时距此不过六七十年，却没有此渠的记载。但它在选址、工程布置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对后世影响较大。由于兴办水利，薄骨律镇成为北魏时期一个富庶殷阗地区，所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常被调运支援邻地。
唐朝开边营田与灌溉农业的复兴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统一强盛的王朝，唐王朝统治者深知治水乃治国安邦的大计，在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有水部，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年】改水部为司水，“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同时又设都水监，“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二署之官属，凡虞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农田斗门灌溉，皆其政令”【《旧唐书·职官志》】。唐代农田水利得到普遍发展，并在唐前期形成高潮。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全国有灌区250余处，其中灌溉面积千顷以上的大灌区有33处，河套灌区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这里是重要的边镇地区。唐王朝很重视在河套平原屯田【唐时称屯田为“营田”】，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巡幸灵州，令建廨舍【即“屯田办事机构”】，开置屯田。武则天天授年间【690—692年】娄师德督理屯田，“往还灵、夏，检验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因屯田有功，其入迁宰相。武则天召见娄师德说：“王师外镇，必借边境营田。”水利灌溉，支持营田发展。当时不仅全面整修了原有各渠，而且新开了一批渠道。《唐书》记载，肃宗时【756—761年】，郭子仪在黄河西岸开有丰宁军御史渠，溉田2000余顷。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李听任灵州大督都，率部疏浚“废塞岁久的光禄渠，溉塞下地千顷，后世赖其饶”。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七月，又诏开灵州特进渠，置营田600顷。新旧《唐书》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代河套平原上的渠道有汉渠【在河西，唐灵武县南】，溉田500余顷。御史渠【在河西】，溉田2000顷。光禄渠【在河东】，溉田千余顷。特进渠【在河东，唐回乐县境】，溉田600顷。薄骨律渠【在河东，唐回乐县南】，溉田千余顷。还有七级【在河东】、尚书【在河东】、胡与百家【二渠均在河西】等渠，总计灌溉面积在七八十万亩。河套平原在魏晋南北朝300余年间，除北魏100多年相对稳定外，其余战乱不断，水利废弛，农业衰退，到唐代大兴水利，发展屯田，灌溉农业始得复兴并有发展。
唐代在兴修各种水利工程的同时，也加强了水利管理工作，制定有水利管理章程《水部式》。从罗振玉整理的《铭沙石室遗书》第二册《水部式》残卷中得知，唐代的水利灌溉制度有着详细的记载，诸如什么地方安斗门，如何节约用水，怎样组织人力物力维修，以及工作人员的配备，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比如斗门的安置，规定“泾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水灌溉之处，皆安斗门，并须累石及安木傍壁，仰【俾】使牢固。不得当渠造堰。诸灌溉大渠，有水下地高者不得当渠造堰，听于上流势高之处为斗门引取，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对节约用水也规定得相当细致。比如各地灌溉什么时间“开放”，分水比例以及雨水汛涨州县相知检校疏决，勿使损田。对各级水官的职责范围，要求“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长官及都水官司，时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严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有功过附考”。对渠塘陂堰的维修，也有具体要求，“龙首、泾堰、五门、六门、升原等堰，令随近县官专知检校，仍堰别各于州县，差中男二十人，匠十二人，分番看守，开闭节水，所有损坏，随即修理，如坏多人少，任县申州，差人相助”。对于灌溉用水，规定也颇具体，“凡浇田，皆仰预知须亩，依次配用，水遍即令闭塞，务使均普，不得偏并”，“每次灌田都要计亩交纳水课”，等等。
唐天宝年间【724—756年】，驻灵州的朔方节度使有兵64700名，有马4300匹，兵强马壮，成为劲旅，时谓“天下劲兵在朔方”。粮草给养，数量巨大，由于兴修水利，大搞屯田，使谷稼殷积，却是“不烦禾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旧唐书·列传·娄师》】，受到则天皇帝的墨书嘉奖。此时，河套平原已成为全国主要屯田区之一，诗人韦蟾《送卢藩尚书之灵武》诗曰：“贺兰山下果园成【城】，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明。”可见唐朝以前，河套平原已被称为“塞北江南”。这一称呼的由来，据隋《图经》记载，北周宣政二年【按：宣政无二年，实是大成元年，即579年】，北周大将王轨打败南朝陈将吴明彻，俘获3万余人，迁其人于灵州，“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又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记述怀远镇，“有水田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也”。可见，河套平原被称为“塞北江南”，不仅指习俗礼仪与江南相似而言，也指灌溉系统造成的自然环境与江南相似而言。随着水利灌溉的发展，密如蛛网般的灌溉系统与江南水乡无异。明弘治《宁夏新志·序》称：“宁夏地方千里，左黄河，右贺兰，山川形胜，鱼盐水利，在在有之，人生其间，豪杰挺出，后先相望者济济，诚今昔胜慨之地，塞北一小江南也。”清乾隆《宁夏府志》记载，巡抚杨应琚在《浚渠条款》中写道：“宁夏一郡，古之朔方，其地乃不毛之区，缘有黄河环于东南，可资其利，昔人相其形势，开渠引流以溉田亩，遂变斥、卤为沃壤，而民以饶裕，此其所以有塞北江南之称也。”因上与北相通，民国以来，又称“塞上江南”，现今灌区内灌排配套，稳产高产，不是江南胜似江南。
西夏依赖农田水利割据自存
西夏是11世纪至13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因其处于宋朝西北，别于十六国时之“夏”，故史称“西夏”。
党项族其先是北魏拓跋氏之后，唐贞观年间【627—649年】，有拓跋赤辞者来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因参加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有功，唐僖宗授其首领拓跋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留后。后又晋封为“夏国公”。从此以后，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五代时期【907—960年】，党项族首领们利用各个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到宋朝初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借助辽邦的势力与宋朝抗衡。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0年】攻破宋朝在黄河西岸的定州【今宁夏平罗县姚伏镇】、怀远【今宁夏银川市】、保静【今宁夏永宁县】、永州【今宁夏银川市东南】。第二年又攻陷宋朝西北重镇灵州，杀死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建造宫室宗庙，暂定都于此。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一月，继迁卒于灵州，其子德明继位。为得到宋朝的赐予，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其于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向宋表示“归款”，被封为“西平王”，每年赐予“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德明得到宋朝的经济资助，称帝建国的雄心益坚，集中力量向西方开拓，“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继续扩大割据范围。并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改怀远为兴州，大修宫殿、门阙，为正式称帝做准备。宋仁宗天圣十年【1032年】十月，德明病死，其子元昊继位，随后又改兴州为兴庆府。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冬十月，元昊在兴庆府筑坛受册，自称“皇帝”【亦自称“吾祖”，汉语“可汗”之意，也就是“天子”】，正式建国，号为“大夏”，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
元昊时期，西夏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2万余里。但与宋、辽比较，西夏的幅员较小，国力较弱，却能与宋、辽【金】三足鼎立189年，主要依赖河套地区的农田水利。元昊时期，不只整修了汉、唐旧渠，恢复灌田，而且开有新渠。著名的有黄河西岸、贺兰山下的昊王渠，亦称“李王渠”，从青铜峡口引水，向北延伸，直到平罗县以北，全长300余里。从其遗迹判断，渠口引水量在70立方米／秒以上。中卫黄河南岸南山台子下也有条古渠遗迹，群众亦称为“昊王渠”，或曰“金子渠”，由西向东，全长百余里，从其遗迹判断，渠口引水量约40立方米／秒。以上两条昊王渠各灌地多少，持续多久，史志无记载，今也难以确定。
中国二十四史中无西夏史，但从与西夏同时的《宋史》、《金史》以及西夏之后的《元史》中有关西夏的记载得知，西夏时兴州已有唐徕、汉延二渠，史称拓跋氏据夏时赖此二渠，资其富强。加上其他州的正渠10条，共有干渠12条，大小支渠68条，总计灌溉面积在百万亩以上。《宋史·夏国传》称“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兴、灵则有古渠曰唐徕、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有】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金史·夏国传》亦称西夏“自汉、唐以来，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
西夏是全民皆兵，国人“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备弓矢甲胄”。平时务农，战时为伍。分正军与屯田军，正军专事操作战斗，屯田军专事屯种与杂役，以负担正军给养。农业是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以牛耕为主【耕作的方法叫“二牛抬杠”】，其“耕稼之事，略与汉同”。从骨勒茂才编辑的《膳汉合时掌中珠》中得知，西夏种植的粮食品种有小麦、大麦、荞麦、稻、糜粟、豌豆、黑豆、荜豆等。除粮食外，还有水果和蔬菜的栽培。由于得水利灌溉，兴、灵等沿河诸州县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鸣沙县“御仓”，窖藏粮食达百万【石】以上。贺兰山东麓建起的“摊粮城”是西夏国内最大的粮仓之一。西夏中央机构内设有“农田司”，负责管理屯田水利事宜。
西夏统治者很重视水利工程的维护与灌溉管理制度的确立。尤其是西夏的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改旧新定律令》共20卷，其中第十五卷主要讲水利，对唐徕、汉延等干渠的修治、使用和管理以及灌溉制度，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也作出了明确而严格的处罚。如在“春开渠事门”一节中规定：岁修用工，按农户地亩数确定出工天数。“自一亩至十亩开五日【即出五个工日】，自十一亩至四十亩十五日，自四十一亩至七十五亩二十日，七十五亩以上至一百亩三十日，一百亩以上至一顷二十亩三十五日，一顷二十亩以上至一顷五十亩一整幅四十日。先完毕当先遣之。其中期满不遣时，夫事小监、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又规定岁修时间，“勿过四十日”。岁修的干渠要达到规定的宽度与深度，“若不好好开，不为宽深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
又如在“灌溉门”一节中，对于干渠的维修与失职造成损失的处罚，规定沿渠干察水渠头、渠主、渠水巡检、夫事小监等，于所属地界当沿线巡检，检视渠口等，当小心为之。渠口垫板、闸口等有不牢而需修治处，当依次由局分立即修治坚固。若粗心大意而不细察，有不牢而不告于局分，不为修治之事而渠破水断时，所损失官私家主房舍、地苗、粮食、寺庙、场路等及佣草、笨工【即普工】等一并计价。罪依所定判断。“当值渠头并未无论昼夜在所属渠口，放弃职事，不好好监察，渠口破而水断时，损失自一缗至五十缗，徒三个月。五十缗以上至一百五十缗，徒六个月。一百五十缗以上至五百缗，徒一年。五百缗以上至千缗，徒二年。千缗以上至千五百缗，徒三年。千五百缗以上至二千缗，徒四年。二千缗以上至二千五百缗，徒五年。二千五百缗以上至三千缗，徒六年。三千缗以上至三千五百缗，徒八年。三千五百缗以上至四千缗，徒十年。四千缗以上至五千缗，徒十二年。五千缗以上，一律绞杀。夫事小监、巡检、渠主等因指挥检校不善，依渠主为渠头之从犯、巡检为渠主之从犯、夫事小监为巡检之从犯等，依次当承罪”。
为保护水利人员行使职权与维护灌溉秩序，达到普遍受益，又规定“节亲、宰相及有位富贵人等若殴打渠头，令其畏势力而不依次放水，渠断破时，所损失畜物、财产、地亩、佣草之数，量其价，与渠头渎职不好好监察，致渠破水断，依钱数承罪法相同，所损失畜物，财产数当偿二分之一”。“又诸人予渠头贿赂，未轮至而索水，致渠断时，主罪由渠头承之，未轮至而索水者以从犯判断。渠头或睡，或远行不在，然后诸人放水断破者，是日期内则主罪由放水者承之，渠头以从犯判断，若逾日，则主罪当由渠头承之”。
对于新开渠道的审批，规定“诸人有开新地，须于官私合适处开渠，则当告转运司，须区分其于官私熟地有碍无碍。有碍则不可开渠，无碍则开之。若不许，而令于有碍熟地处开渠，不于无碍处开渠，属者等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
对于渠道岁修与日常维修用的冬草条椽，规定由租户家主依法按时交纳入库，以备需要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