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政权的建立，第一次结束了汉人的天下，开始采用蒙汉二元政治制度，按民族将人民分为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按职业又将人民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儒生的地位极其低下仅高于乞丐，使得大量的遭受冷遇的文人皆寄情于诗画，在艺术创作中，在描绘自然美景时强调主观意趣的表达，将文人美术推向鼎盛。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实行多元文化统治，给大量外来风格艺术搭建起了良好的发展平台，使该时期的艺术呈现出鲜明的多民族特色。
城市和宗教建筑
元大都（今北京），蒙古人称做“汗八里”，为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建于元世祖至元元年至九年（1264－1272年），由被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称做“中国的第谷”（丹麦的天文学家）的郭守敬规划设计。根据元明两代的文献记载，并结合1964年的考古勘察与发掘，大致可将大都城还原成整体格局为南北长7400米，东西宽6650米长方形形制，东西南各三门，唯北面独开二门，共计十一门。城市布局基本沿袭宋代传统，皇城位于城南中心，太庙与社稷坛分布在东西两侧，这是依据旧制“左祖右社”而建造；南部偏东的位置建宫城，大明殿与延春殿构成宫城的主殿，建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其他各殿则坐落于中轴线的两侧，呈东西对称之势。各条街道规划整齐，经纬分明，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大道相连，住宅则分布于街头巷尾之间。
大都的宫殿装饰相当豪华，并且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用毡毯做成的墙面装饰物，白色的城墙与城垛，体现出蒙古人对游牧生涯的怀念及尚白习俗的保留。
元大都对之后的明清乃至近现代北京城的规划与布局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与胡同串子中，仍可找寻到元大都城市布局的种种痕迹，使这座国际性的大都市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旅行者。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对这座城市的布局与宫殿建筑赞不绝口，而通过这番美轮美奂的描述，披着神秘面纱的东方古国开始逐渐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并成为了西方冒险家眼中为之神往的圣地。
在元代的文化冲突中，辉煌的宗教艺术是其最重要的成果。像将八思巴蒙文、波斯文作为与汉文通用的元代官方文字一样，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蓬勃发展，各式祭祀建筑遍布全国，虽大都毁于战火，但今天仍可从幸存的少量珍稀建筑中依稀找寻当年的鼎盛煊赫。
佛宫寺释迦塔，因底层塑有释迦牟尼的坐像，故而得名，是元代重要的佛教建筑遗迹。此塔为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故又称做应县木塔。塔高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塔身为八角楼阁式，立在一个分为上下两层的砌石台基上，采用中国古代特有的“殿堂结构金箱斗底槽”建制。外观为五层六檐，但二层以上内部又有暗层，故实为九层。整个建筑巧用各式柱梁与斗拱，结构极为精巧，仅斗拱就采用了有六十来种，可谓集中国古代建筑斗拱之大成。最令人称绝的是，据16世纪古籍记载，释迦塔建成后五百余年中，已历经大风暴一次和大地震七次，而至今已经历时九百余年，这座木塔依然完整无损，用其挺拔的身姿来印证古人的智慧。
山西永济永乐宫为在元代风行一时的全真道教的重要据点，亦是中国道教史上特殊文化符号，是全国目前保存最好的道教三大祖庭之一。该殿为纪念传说中的道教祖师吕洞宾所建，名为大纯阳万寿宫，因地处永乐镇（吕洞宾之故里），故又名永乐宫。现存的主要建筑——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以南北为中轴线，依次排列。与前朝传统不同，东西两面不设配殿廊屋等附属建筑物，总体布局独特。在建筑结构上，吸收了宋代“营造法式”和辽金时期的“减柱法”， 粗大的斗拱层叠交错，四周的雕饰不多，相较于之后的明清建筑，显得更为简洁，独具特色。
20世纪的50年代之前，从景山上俯瞰北京城，西城区阜城门内的妙应寺白塔是最显眼的建筑物之一。喇嘛教（佛教的一派别，传播于藏蒙等地区）由于得到元朝统治者的提倡，发展很快。此塔为国内现存最大的喇嘛式塔，系入仕元朝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于1271年设计修建。塔身通体洁白，为单层实心砖石结构，总高50.86米，建于平面呈“亚”字形的二重须弥座上。座上为硕大的覆莲座承托着覆钵形的塔身，塔身无任何装饰，简洁洗练。圆锥形的相轮承托着周边挂流苏和风铃的华盖，华盖顶部还立有一铜质小喇嘛塔。全塔结构比例匀称，气势磅礴，给人以临近天国的感觉。1281年，在此拓建寺院，赐名大圣寿万安塔。可惜元末的一场大火将寺院尽毁，唯白塔独存。明代重建，更名为妙应寺。
瓷器和织绣
瓷器 游牧民族的生活流动不定，脆弱易碎的瓷器不便搬运，未受到蒙古族人的青睐。因而元代统治者对瓷器并未投入过多关注，未曾出现像宋代官府那样的限制生产的现象（浙江余姚的“秘色窑”在宋代就禁止民间使用）。官方对瓷器生产重视度不高，相对地，限制亦较少，这便为瓷器的民间生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大量的瓷器制品用于供应日益增长的民用及对外贸易需求，刺激了制瓷业的发展。浙江的龙泉窑和福建德化窑异常兴旺，景德镇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被称做“瓷都”。
由于元代官方禁止在瓷器上描金，促使匠师致力于釉下彩及色釉的实践与创造，突破了宋以前单色瓷的传统，青花和釉里红的烧成便代表着元代制瓷工艺所取得的创新性进展。青花瓷系以钴蓝在瓷坯上进行彩绘，白地蓝花，两色对映，清新典雅；以绘画作为装饰手段，自由潇洒，颇具水墨画般的艺术效果。
青花松竹梅纹炉，高31.4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器形庄重，造型优雅，釉质温润，虽纹饰繁复，但层次分明，梅、兰、竹岁寒三友经过匠师娴熟的绘画技巧布置有序，实属元代青花瓷中的佳作。
釉里红系将铜物质作为呈色剂在瓷坯上进行彩绘，白地红花，色彩明快热烈，有华丽之美。但红色不易烧制，需要很高的技巧，而元代属技术初创期，技术生涩，故瓷制品中色彩纯正者极少，直至明初时期，此项技术才被逐渐掌握至娴熟。
织绣 蒙古贵族对高档丝织品异乎寻常的喜爱极大地刺激了丝织工艺的发展。加金织物便是在此背景下获得大力发展的元代典型新工艺，亦代表着中外艺术融合的突出成就。其特别之处在于往丝织物中加入金银线，以突显华贵富丽。加金织物工艺繁复，品种众多，有织金、绣金、印金，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纳石失织金锦。纳石失源于波斯语“Nasich”，即金锦之意，用片金线或圆金线来织造纹饰的丝织物。纳石失织品织造紧密，提花规整，给人以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的感觉，故而受到皇室青睐成为贵族专供品。据《马可？波罗行纪》所述，当时元代的蒙古贵族不仅衣着满身红紫细软、组织华丽的纳石失金锦，就连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被褥、椅垫等都为纳石失所制，无一例外，甚至连军营所用的帐篷也是由这种织金锦制成的，绵延数里，场面十分壮观。
此前在宋朝时期，纺织业已开始在内地逐渐发展，但纺纱产量不高，布匹质量粗糙，不能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用品。直至元代棉花种植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棉纺工艺的发展因而得到极大地推动。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中国纺织史的重要人物——黄道婆。她曾向海南黎族人学习棉纺和织布工艺（海南在北宋中期便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其棉织物织工细，色彩好，在南宋时期作为贡品送至杭州），回到故乡松江（今上海）后，她结合黎族的棉纺织生产经验与汉族纺织传统工艺，系统地改进了从轧籽、弹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序，制成一套扦、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提高了纺纱效率。在织造方面，她运用“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远销各地，当时的松江布被称做“衣被天下”，松江一带也很快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
山水画
绘画发展至元代，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因元代取消了画院制度，职业画家活动趋于沉寂，仅少数专业画家直接服务于宫廷。山水、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大量出现，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画减少。作品强调主观意兴和笔墨韵味，注重诗书画的结合，舍形取神，简逸为上，至此文人画已发展成熟，占据了画坛的主流位置。
遗民画家 蒙元灭宋后，一些汉族文人深隐不仕，以书画来抒发内心的不平之情，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群体——遗民画家。这一群体大体可分为极端与温和两派，前者在题材和风格上绝不兼容异族文化；后者虽仍与新朝保持距离，但对文化融合的局面基本持默认态度。其中龚开与钱选分别为两派杰出代表。
龚开（1221－1307年或1222－1304年），字圣予，号翠岩，淮阴人。曾入仕南宋，元军南下攻宋时他正往来于闽浙一带，应该参加了抗元斗争。元朝建立后，他隐居于苏杭一带，在文坛上“倡明雅道”，卖画度日，对现实的不满及对宋朝的怀念时时在笔端流露。其画以水墨为之，大多隐含寓意。如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骏骨图》，绘一匹瘦马，长头瘦身子，细腿大圆蹄，蕴含着沉重的精神力量。马作背风低首缓行状，长鬃粗尾随风飘动。题画诗意味深长，道出了作者在宋亡后的心中苦闷：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今日有淮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
钱选，字舜举，号玉潭，吴兴人。在南宋末年曾为乡贡进士，可惜刚踏上仕途，便遭遇改朝换代的重大变故，遂“励志耻作黄金奴”，誓不出仕元廷，靠卖画为生。钱选在诗文书画方面皆有很高的造诣，其活动范围以临安附近的吴兴为中心，为宋末元初的“吴兴八俊”之一。他的绘画题材以山水和隐逸人物（尤其喜爱描画陶渊明归田隐居）为主，《浮玉山居图》是其山水代表作，纸本设色，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画面描绘的是吴兴一带的景色，用笔质朴古拙，线条挺健，画意清空而静穆，一种书卷之气盎然楮墨之间。画家从唐代的青绿山水传统出发，在向往前朝的古意中，自出新意，创造出了七分水墨三分青绿的设色画法，自此开启了元代浅绛山水的新时代。
高克恭和赵孟的新风格 高克恭（1248－1310），字彦敬，号房山，大都人，祖籍西域（新疆），回族。高在元代属于地位优越的“色目人”，又官至刑部尚书，位高权重，加之平生酷爱书画，与当时的文人画家私交笃密，成为聚集笼络汉族文人的活跃人物。高氏之山水画师承“二米”，又兼法“董巨”，融合变通，自成一家，以其笔墨苍润，气韵闲逸的独特风格成为开启时代新风的启蒙人物。
由于自小生活在北方，到南方任职时当地云烟流动的美妙景色让高克恭印象颇为深刻，因此，他的山水画多为水墨浅设色，以氤氲迷蒙之气来渲染气氛成为其画作的一大特色。名作《云横秀岭图》，绢本设色，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卷构图采“董巨”的全景法，主峰高耸，群峰环衬，烟树苍郁，白云缭绕，意境清幽。在融合董、米画法的基础上又施以青绿重色来描绘云山烟树，墨色层次丰富，别具一格。
山水之外，高克恭亦擅墨竹，堪与文湖州齐名。他画竹，笔精墨妙，既重形，又重神，从中寓示出清高磊落的处世态度。传世名作《雨竹图》，纸本设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中以浓淡不一的墨色画出烟雨中的两株竹，笔势厚重，墨彩飞扬，将秋风疏雨、玉立青竿的韵味刻画得情趣盎然。
赵孟（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浙江吴兴）人，谥文敏，为“吴兴八俊”之首。出身宋宗室后裔（赵匡胤十一世孙），却出仕元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特殊的身世让他成为了朝野上下争议最大的人物。然赵虽身居高位，却仅是文侍之臣，并无实权，难以施展政治抱负；加之以宋宗室身份入元，内心难免自责之情，遂将精力投入到书画创作中，取得了杰出成就。
赵孟的天才堪称全能，书法领域里，追忆晋唐古风，创造出匀净平顺、秀媚圆润的“赵体”，与欧、颜、柳并称四大书家。绘画领域里，力倡“古意”与“书画同法”，取法北宋和五代大家，山水、人物、花鸟、鞍马、墨竹无所不能，下笔皆成妙品，开创了元代简率、尚意、以书入画的新风尚，使文人画走向全面成熟，被后人称做“敞开文人画大门”的领军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