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礼之"别异"，大的方面而言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区别。"别异"就是用一个系统的符号把一群人区别开来。中国古代所谓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最讲究的三个东西，也是近代以来最要反的东西。其实若仔细看古代人的论述，并不是如近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如君君臣臣这个说法就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按照对等的原则履行你的职责和义务。如果君不像君，那么臣也可以不以臣之礼对君。父子也是，父慈子孝，父若不慈或者坏事做绝，那么子也可以不孝。兄友弟恭，兄不友那么弟亦可以不恭。以上是"礼别异"中最核心的东西。
当然，礼之"别异"也同样包括社会分层这个重要因素。分层也是别异的最基本的内容，但儒家有个要求，"别异"而来的社会分层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双方产生矛盾以至于发生冲突，而是让二者之间互相认同而且乐于接受这个差异。这个认同的前提就是差异具有符合天理人情的依据，把人间原则上升到自然原则。关于礼，大家可以去看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从中可以看出礼很广泛的内容与功能。礼的"别异"功能在现当代的中国其实存在的分量当然远不如在传统时代了。传统时代有一个礼叫射礼，而传统中国的射礼分两种，即文射和武射。
文射培养君子气度，武射是培养武士侠客。文射有个基本原则是《论语·八佾》中孔子讲的"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可见文射是培养心胸宽广的君子人格。在古代冷兵器时代，武射是很重要的，但现在这个社会不需要武箭以卫社稷了，则只保留了文射，就是保留在运动会中的射箭项目。"礼失求诸野"，韩国、日本受中国传统影响甚深，从中国传入的射礼在韩、日两国相对而言保存得更好，小学、初中普及射箭的程度超过中国，其射箭之文化精神基本上就是参照中国传统中的射礼而来，既比技术，更比人格。这也是东亚国家在奥运会上射箭技术长期保持一流的历史文化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礼乐确乎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如要追溯礼乐的渊源的话，那是非常遥远的。大家可以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释礼》一文对"礼"字的考证，用文字考证的方法把礼一直考到"事神致福"的礼俗。还有，杨宽先生的《古史新探》里面也对礼之起源做了不少考证。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并不等于礼乐自周公开始，前面夏有夏礼，殷有殷礼，周公制礼作乐制的只是周礼而已。不管是哪个年代，总之它首先是一种习俗，然后上升为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别异，就是安排区别，而且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区别。
前面已经谈到，"礼别异"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矛盾与不和谐，相反是为和谐创造条件。在古人看来，同者不和，和者不同，所以别异的"不同"指向的是"和"。与此相适应，"乐"的"和同"功能更加强化了这一方面的诉求，"乐"的社会性功能是成就这个"和"，成就这个社会走向和谐。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和而不同，差异主要是由礼来实现，"和"主要是由"乐"来实现，和而不同于是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追求目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追求和谐社会。礼乐制度要实现的目标就是社会和谐，天下和谐。天下几百年在礼乐教化之下又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精神与追求，我们一般称之为礼乐文化。礼乐在礼乐社会，首先是制度安排，然后才是精神文化，这种文化也就是先秦文化的中心。一谈到先秦的"文"，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指礼乐。
三、先秦的文化特点
有学者指出："'礼'在中国，乃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为其他任何民族所无，其他民族之'礼'一般不出礼俗、礼仪、礼貌的范围。而中国之'礼'，则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于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外国之'礼'，随着第一代文明的灭亡，就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方面相绝缘，而不再向前发展。中国之'礼'则没有间断自己的发展。并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故从礼俗而发展到礼制，从礼制发展到礼义，既而又由礼制、礼义回归到礼俗。......中国之'礼'固重于形式，故中国之'礼'是活在中国人心中的一个基础。由是之故，从中西文化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使西方最感惊异者，莫过于'礼'。故从中外文化比较而言，'礼'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当是无疑的。"社会决定文化，对文化而言，先秦文化的主流就是礼乐文化。礼乐制度安排下的社会必然导致礼乐文化成为主流。先秦时期各家各派无论持守礼乐还是反对礼乐，均在礼乐文化精神的笼罩之下。
要追求和谐的社会，就要在社会中实行教化。教化分为两个体系，一个是官员来教化，另外一种是教师来教化。官员教化主要是司徒掌管，教化普通百姓；教师教化主要是通过乐官，即掌管音乐的官员，教化贵族子弟，这就是孔子之前学在官府的现象。孔子之后有了私学，教化就不限于贵族子弟了，普及到平民子弟。前者的教化是一种直接的政治实践，所谓牧民而已。对后一种教化而言，教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谐，但用什么来教化？教本是什么？是由礼乐制度几百年凝结而成的典籍。孔子那时候整理了一些书籍，这些书籍前人应该也有所整理，孔子只是完成前人的志业而已。
儒家与教化虽然不能画等号，但是在中国传统的认知中，儒家又是以教化天下为职志的一群人。这里需要区分儒与儒家，这二者不是一回事，先有儒，后才有儒家。儒的前身是乐官，学在官府的时代，乐官教育着贵族子弟，但后来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导致乐官失职，散布民间，这些失业的人叫儒，所操持者乃是赞礼，有红白喜事则请这些有着礼的专业训练的人来操办。对于儒而言，这就是一种求生存的职业。把这种求生存的职业变成一种有理想的职业，就已经是儒家了，这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创立了儒家。孔子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大约就有这个意思，小人儒就是以此为职业谋生的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则是君子儒，这群人的教化手段就是在民间办学，以提升人的人格境界。这方面大家可以参考冯友兰先生的《原儒墨》一文。
先秦社会虽时有战乱，但礼乐社会的架构仍然大体维持。直到孔子这个时代，孔子说礼崩乐坏，但再坏也没有到我们想象的那个程度，起码当时很多诸侯就不敢僭称王，先秦时期的君臣之礼直到战国末期才分崩离析。这是公共领域的情况。在一般夫妇、父子、兄弟、朋友领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毁坏严重。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八佾是天子之舞，八列每列八人，诸侯只能用六，六列每列六人，大夫是四，士是二。非天子而用八佾是僭礼，孔子感叹的礼崩乐坏主要还是在这一公共领域层面。
儒家持守着礼乐，同时也阐释着礼乐文化的精神，这种核心的文化精神就是中和的文化追求。先秦礼乐文化对整个中国文化具有奠基性的、弥散性的影响。这种文化精神我们一般可以简化为中正平和。这一点在《周易》中就可以看出，乾卦里六爻，要考察正不正，阳爻在阳位叫正，阳爻在阴位就叫不正，其他爻要么中而不正，要么正而不中，或者既不正也不中，唯独九五爻既中且正，中国文化中所谓"九五之尊"的说法与此密切相关。蒋介石名中正恐怕也与这种文化价值观有密切的关联。这种文化精神的追求在人格上就体现为君子之风，在文化上体现为追求温柔敦厚的风格。人和文在古代虽然是二分的，但又是一体的。所谓人文，人就是文，文就是人，人与文是统一的，文始终是和人的价值追求、人格风范等关联在一起的。
先秦礼乐文化的中和的核心追求的弥散性影响可以说覆盖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国文学直到清代为止，可以大致把握的、中国文学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无论怎么写，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拜伦、雪莱式的浪漫主义，中国人即使抒情，也不选择喷薄而出，一般是吞吐而出，有所节制，有所收敛，这就是先秦礼乐文化大传统所奠定的中正平和的文学理想。反应在诗歌上是主张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这一核心精神不仅广泛地影响文学创作，也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文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