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虽然力主"表天才"的诗歌创作路径，但我们也要看到，"且表学问"的诗歌创作路径也有它存在的坚强证据与理由，毕竟这个世界天才少而博学者多，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博学者的学问诗呢？中国古代编了很多类书，就有不少人不去大自然人生中寻找写诗的材料与灵感，而待在书斋里翻类书寻找名篇佳句，欲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而用之于诗歌创作，这样的情况也确实培养了一批诗歌创作中的懒汉，与其说他们是在创作诗歌，不如说是在制造诗歌了，这样写出来的诗歌因为无直接触兴于自然人生的现场感受的个别性特殊性，确实对诗歌创作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写诗成了一些人炫耀自己学问的技术而不是艺术，对这种路径下面的末流倾向还是应该给以批评的，把诗写得"殆同书抄"确实是对诗的亵渎。宋代以后，以学问为诗的倾向越来越甚，到了近代还有所谓宋诗派运动，即使是到了现代，很多人写诗也只能写以功力见长的宋诗风味的诗。成为一个学者相对容易，而出现一个天才太难，后世之人越来越渊博，故学问诗大量出现也属于很正常的现象。为什么唐诗难以为继？明代人曾经想回返唐诗的荣光，提出过"诗必盛唐"的口号，这个彰显天才的写诗方向当然是对的，但可惜明代人才华不够，最终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实际上钟嵘每个批评都有一些问题，他批评玄言诗无滋味，其实写玄言诗写出一流水平的也有，既有滋味又有玄理，最著名的就是嵇康，只不过嵇康是用四言诗来写玄理而不是用五言而已。既有形象又有玄理，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同样，钟嵘批评"且表学问"的诗也存在一些问题，其论说针对中下流诗人有效，针对一流诗人同样是无效的，写诗用事用典而使人不觉，难道不是高水平的体现吗？杜甫的诗大约就有这个水平。
七、批评永明体诗，主张自然音律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他认为前人没有谁去讨论"宫商之辨，四声之论"，诗也写得很好，且自然合符音韵。前人虽没有这些论说，但是却重视音韵，只不过在钟嵘看来，这与今人"言宫商"的所谓音韵声律之说迥异："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
"对古人重音韵进行大力赞扬后，钟嵘却反过来对今人的重视声律大加挞伐，以为古之诗歌要"被之金竹"，所以重视音韵调谐是必要的，而今之诗歌既然已经"不被管弦"，那么"亦何取于声律邪"？于是，他对"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所形成的永明诗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些"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的人为的对音韵声律的讲究，对诗的伤害甚大，其结果是"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写诗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成了一件极受约束的、痛苦的事情。钟嵘以为，在诗歌已经"不被管弦"的时代中，写诗应该有新的方向："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也就是说，诗歌读起来顺口就行，有自然音律即可，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讲究所谓四声八病，故钟嵘说："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钟嵘讲的当然不错，但是对于严格讲求音韵声律而又使人不觉的诗歌创作情况，钟嵘则没有充分地考虑到。
钟嵘对永明体诗在某些层面的指责还是准确的，有些人写诗已经不是在写诗，而是在痛苦地制造诗了，但是，对于高水平诗人使用音韵、声律的情况，钟嵘的这个看法就不能成立。钟嵘未得及见的后世的近体诗，如律诗和绝句，刚好是最严格地讲究音韵声律，但是却写得很好，佳作不断，讲求音韵声律而使人不觉，这恰是讲究音韵声律的最高水平，在规则中获得自由才是真的自由，也是最有价值的自由。
至于钟嵘为什么要这么尖锐地指责永明诗风，除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原因外，传说还与他和沈约个人之间的恩怨有关，《南史·钟嵘传》中确实有钟嵘与沈约交恶的记载，其中说："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原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纪昀对此发表看法道："史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弗为奖借，故嵘怨之，列约中品。案约诗列之中品，未为排抑。惟序中深诋声律之学，谓蜂腰鹤膝，仆病未能；双声迭韵，里俗已具。是则攻击约说，显然可见，言亦不尽无因也。"
八、钟嵘的诗歌功用论
六朝时期，人们谈诗歌功用者甚少，而钟嵘就是这甚少者中的一个。在《诗品序》中，钟嵘以为："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又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在《诗品》上品中评价阮籍的诗歌时，又说阮籍的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忧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这些论说，表面上看与汉儒之言诗歌的功用无甚区别，细察之，则区矣别矣。从其语气看，基本上钟嵘是抽象地谈诗的功能，要么抽象到鬼神天地领域的无限远处，要么抽象到普遍人性论意义上的陶养以及对普遍抽象人性的抽象的形上安慰，基本上与时事、现实无关。
而关于钟嵘诗歌功用论的这一特点，前人观察得也甚为仔细，此处照录曹旭先生《诗品集注》中引用的相关论说以为大家的参考。高木正一注："钟嵘虽借用《毛诗·大序》之语，然就以上论气之发动、物之变化、人心感荡来看，钟嵘之诗歌效用论，具纯文学之倾向。钟氏剔除《毛诗·大序》中'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政教、伦理之效用论，删去此小节开头'正得失'一句，鉴乎此，则钟氏之立场、用意即可了然。"杨祖聿《诗品校注》："仲伟'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之言，虽胎源于《诗序》'动天地，感鬼神'，然细考其文义，《毛序》偏重乐歌祭祀之效，及人君政教德化之功，自与钟序之纯文学诗之动天地，感鬼神不同。
"曹旭先生针对"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段文字加了一个"案"，以为"此段言自然之变化，四季之感荡；遭际之离合，人世之悲欢，为诗歌发生于人心之两大根源。前为六朝人所共识，后为仲伟一己之独创"。所论可谓公允，而杨祖聿《诗品校注》中说："《诗品》之可贵，在于仲伟往往有卓然不群之见，此数语标出诗之'无用之用'，诚艺术之大用也。"至于钟嵘"陶性灵，发忧思"、"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这些论说，也大概不出抽象功用论的范畴。从高木正一、杨祖聿、曹旭先生的这些论说可以看出，钟嵘所讨论之诗的功用论基本上在"大而化之"的层面上，也就是杨祖聿先生所说的"无用之用"的层面上，这是我们观察钟嵘诗歌功用论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