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士大夫将天下的事完成了，需要休息，怎么办？词来完成。从宋代来看，词在宋代为什么那么兴盛？这与青楼文化特别发达有关，词是写给青楼女子来唱的，别人一唱，更刺激了这些才子们的灵感，写得越来越多，于是形成良性的互动效果，于是在青楼文化中，词就成了有宋一代蔚为大观的品种，从而主流的基调就成了词就是儿女之情的代名词，只是这儿女之情有浓艳与清丽之分而已。在这样的氛围中，苏轼、辛弃疾那些豪放词不得不成为词中的支流。所以，看待音律派和改革派的争论，我个人认为，不要什么东西都往公领域的事情上靠，公领域有诗去完成就行了，词就定位在完成诗难以完成的私领域。正因为词主要是用于娱乐，所以能够把形式技术方面的东西玩到非常精致的地步。宋代虽然有词论，相互之间也有争论，但没有写出大部头的词论著作，到了清代才是词论的高峰，出现了几大词话。一个是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另外一个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还有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这是清人论词的三部巅峰之作。
(三)赋论
赋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体裁，基本上盛行于汉代，后面的时代虽然也有人写赋，但都不是最主要的文体。关于赋的争论，主要也集中在汉代，争论的中心是赋到底有用还是没用。一派认为赋完全无用，代表人物为扬雄。他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当然这不是扬雄一以贯之的看法，他早年也是写赋高手，大赋小赋都写，但中年以后却说这完全无用。他举司马相如的赋为例，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就写赋讽谏君王，上了《大人赋》，哪知道《大人赋》一上，汉武帝不但没有减轻爱慕神仙的趋向，反而更厉害。因为这个赋本来是为了劝皇帝不要去信神仙，但是前面写的全部是神仙境界，最后才写了一句劝谏的话，这就叫做"劝百讽一"。
赋在前面基本上都是铺陈，才子们都害怕自己的才华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就尽情发挥，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最出色的水平，铺陈天地，把优美绚烂的神仙境界都铺陈完，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劝"或者鼓励皇帝迷恋神仙的效果，等到在赋的最后说皇帝你不要迷恋神仙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扬雄说"览者已过矣"，别人已经在神仙境界里陶醉了，这句劝谏的话完全不起作用，被皇帝直接忽略掉了，所以扬雄据此认定赋不但无用而且还有害。另一派却认为赋很有用，代表人物是班固。班固说赋是"雅颂之亚"，"与三代同风"，可以"润色鸿业"。这个争论持续整个汉代，双方争得不可开交，甚至需要皇帝出来调解。皇帝最后认为赋虽没什么大用处，但还是有点小用处，以为"辨丽可喜"，这算是以太极的手法解决争端。这个争论背后是有文化原因的，大概而言是汉代文化中楚化与儒化两种文化力量冲突与融合的问题。既然要争论赋，那肯定要争论一个人，那就是屈原。
关于屈原的争论最激烈的时代也是在汉代。为什么要争论呢？同样是汉代文化中楚化与儒化两种文化力量冲突与融合的问题。争了半天，最后中国文化用了一个中和的标准来结束屈原与赋的争论，就是把屈原打扮成儒家知识分子，以骚入风，把赋解释为诗之流裔，以赋入风。中国文化就是这么解决冲突的，明明你和我很不一样，最后我把你阐释出来，你是我的儿子，这样矛盾就解决了，包括佛教进入中国时，中国文化对它的阐述也是这样，这就是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化解力，凡是和他不同的，最后一定说你和他差不多。但是到了近代，中国的这种化解外来文化的力量与自信心被中国一败再败的现实所打败，文化自信心丧失后就全盘形成文化自卑感，直到现在。中国古代是外来东西全部被中国化了，近代以来是中国被别人化了。汉代是如何消化赋与屈原的，从中可以看出很多问题，起码可以看出哪个时代是强大的，凡是强盛的时代都是把别人化了，汉代是这样，唐代也是这样。
(四)文论
这里的所谓"文"指的是与韵文相对的散体文，散体文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文以载道。诗是言志，文就是载道，不载道的"文"在中国传统中被认为不是"大文"。所谓"大文"是中国文化中对"文"的最高标准，是与道同在、与天地同大的天地大文。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这样看待的，道家其实也主张文以载道，只不过他所主张的道不是儒家的道，而是道家的道而已。凡是不载道的文都只能叫"技"，古人称之为一技一艺，玩物而已。所以，"五四"以后对文以载道说，对桐城派的批判实际上是有很多误会的。要想深刻了解古代的观念，就得按照古代的文化语境与文化背景去理解，才能同情了解古人的那些说法。道是什么？道的路线图是从天道到人道。天道是根据，人道是终极目标。这个根据用西方的话来说就叫上帝，在位格上相当于西方的上帝，但是西方和中国人谈终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谈终极的东西只是点到为止，点到后便不再具体而微地讨论这个东西了。
而中国又没有发展出上帝这样的体系，只是发展出了比较有逃跑主义色彩的道家。道家叫逃跑主义，儒家叫入世干涉主义，儒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道家是知其不可为而逃之。佛家认为知其不可为本来就是个伪问题，佛家要破我执他执，要全部破，破完了，那么一切都是幻诞，都是空而已。而人道是需要入世才能体现的，而传统中讲的人道方面主要就是要持道批判社会而不是持道超蹈于世或者出世，天道一旦进入人世就是良心了，这就是人道，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要致良知。对写文章而言，天道的入世就是用文章批判社会，如果不批判社会，或者社会无道，自己绝望而不能去批判社会了，知识分子还是有退路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后面一种选择。独善其身的时候就是用文章来写天地境界，天道于是就表现在文学上了，以此寄托自己的幽思与理想，这大约就是宋明理学家的看法。过去很多人把文以载道理解为非常负面的东西，其实不然，只要深刻理解中国古代这个道的观念，它其实是极富于现代内涵的。
(五)戏曲、小说论
戏曲、小说的地位在古代是比较低的，虽然戏曲、小说的渊源都比较早，但发展比较快，议论得比较多的是在明清。最著名的戏曲理论方面的著作有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明代王骥德的《曲律》、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等等。戏曲是有舞台要素的，所以不仅仅是纯理论、纯文本的问题，更多的是实践层面的探讨。戏曲也有音律问题，故而关于戏曲的理论也存在分野，或强调格律、音韵、用字、唱法等等以求"一字不乖律"，或主张戏曲创作不需要拘泥于格律、音韵而应该以戏曲的意趣神色为主。
"小说"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庄子》一书中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似乎很看不起小说，以为小说是琐屑不足论之言，仅仅是小道，和大道不搭边。到了汉代，班固亦然轻视小说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小说方面的理论主要是评点。小说的评点开始于宋代，宋代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启其始，而著名的小说评点集中在明清两代。最有名的评点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叫脂评。金圣叹评了很多，最著名的是评了六才子书。六才子书里面既有小说也有戏曲。叶昼评点《水浒》，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这些都是大的评点家，小的更是无数。
四、参考书目
最后开一个参考书目，除了前面介绍学科史时提到的那些著作之外，另外再给大家开一些书目：柳贻徵的《中国文化史》(写于1948年，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好的中国文化史之一)，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郭绍虞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下)。先简单开这么一些，以后讲各编各章的时候再随讲随开相关的参考书目。
第一编 先秦时期的文论
引言
今天讲先秦部分。前面说过，过去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有些问题，多是按王朝的政治史来划分文学批评史或者文学思想史。但是，文学思想和政治史并不同步，有时候一个政治史已经结束，但某种文学思潮、文学批评的现象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从易代之际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初唐，初唐的风气是魏晋南北朝的风气，从文学思想的角度看，就不应该划到唐代。怎么来分期当然是个难题。虽然难，但在讲先秦时可以给它一个基本的定位，先秦就是一个奠定基调的时期。
很多人把先秦定位为中国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萌芽时期，但在我看来，这个定位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呢？我们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一样，首先有个核心的不同，就是中国传统核心观念不是"文学"，而是"文"。其次，从比较文化的观点看，中国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梁漱溟先生在他的几本书里，包括《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的中国文化在先秦已经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这个早熟是与西方比较而言的。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描述古希腊的若干个说法，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中描述古希腊的社会与艺术，叫"高贵的单纯"，马克思说希腊是"正常的儿童"。希腊处于正常的人类童年时期，无论艺术、经济还是政治都表现出儿童的天真与认真，中国先秦与之相比却非常早熟。
早熟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在那个时代就超越了许多别的民族，缺点就是后人的压力太大，此后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宋元明清，每个时代的人头顶上都有一个高峰压着。论散文，庄子已经是高峰。诗歌中，诗三百、楚辞也已经是高峰。论思想，则孔、孟、老、庄已然是高峰。所以说中国在先秦就形成了无数个高峰，后人压力太大。压力这么大怎么办？于是中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传统--注经传统。经学为什么在中国那么发达？这与前人已经把思想发挥到最高水平密切相关，后人只能在注经中发挥，在细节上发挥，而在核心的观点上难以突破。中国文化翻了几千年的筋斗，其实在核心的思想方面翻不出先秦这个如来佛的掌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可谓是一个无文论的文论的高峰时期，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为此后中国的文学思想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