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苏格兰场的人知道！”福尔摩斯大声说道，一边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平时嘲笑他们嘲笑得够了，这一回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可是，哪怕他们知道了，讥笑我，我也不在乎，反正迟早我会把面子找回来的。”
我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我把我失败的情况跟你谈谈吧，这也没有什么。那个家伙走了不多远，就一瘸一拐地显出脚痛的样子。她突然停下，并叫住了一辆过路的马车。我向她凑近，想听听她要去的地点。其实我根本用不着这样急躁，因为她说话的声音已经很大，就是隔着一条马路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她大声说道：‘到宏兹迪池区，邓肯街13号。’我当时认为她说的是实话。我看见她上车后，也跟着跳上了马车后部。这是每一个侦探必须掌握的技术。于是，我们就这样向前行进。马车一路上都没停过，一直到了目的地。快到13号的门前时，我先从车上跳下来，假装在马路上闲荡。我眼见马车停了下来，车夫从车上跳了下来，把车门打开等候乘客下车，可是并没有人下来。我走到车夫面前，见他正在黑暗的车厢中到处摸索，嘴里正骂着粗话，那些粗话简直是我从来都没听到过的‘最好听的’词了。乘客早已不见踪影了。我想，他要想拿到车费恐怕是遥遥无期了。我和车夫一起到13号去询问了一下，那里住的是一位品行端正的裱糊匠，叫做凯斯维克，却从来没有听说有叫做什么索叶或者丹尼斯的人在那里住过。”福尔摩斯陈述道。
我惊讶地大声问道：“难道你的意思是那个身体虚弱、步履蹒跚的老太婆居然能瞒过你和车夫，在车行进的时候从车上跳下去吗？”
福尔摩斯气愤地说道：“什么老太婆？真该死！咱们两个才是老太婆呢，竟被人这样骗了。他一定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而且还是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不仅如此，他一定还是个了不起的演员，他扮演的角色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显而易见，他知道被人跟踪了，因此就乘我不备，逃之夭夭。这说明，咱们现在要捉的那个人，绝不是如我当初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单独一个人。他有许多朋友，他们甘愿为他冒险--嘿，医生，看样子你像是累极了，听我的话，快去睡吧。”
我的确感到很疲乏，所以我就听从他的话回房间去睡觉了，留下福尔摩斯一个人坐在微微燃烧着的火炉边。在万籁俱寂的漫漫长夜里，我能听到他那忧郁的琴音在低声诉说着什么，我知道他仍然在思考着他正在面对的那个奇异的案件。
六 特白厄斯·葛莱森大显身手
第二天，各家报纸都大篇幅地刊载着关于“布瑞克斯顿路奇案”的新闻。每家报纸都有报道，此外，有的还特别写了社论。而其中一些内容连我都还没听说过。我的剪贴簿里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关于这个案件的剪报。现把它摘录一些附在下面。
《每日电讯报》报道说，在犯罪记录里，没有比这个惨案更为离奇的案子了。被害人用的是个德文名字，从现场看又无法发现其他动机，而且墙上还写着狠毒的字。这一切都说明这起案件是一群亡命的政治犯和革命党干的。社会党在美国的流派很多，死者无疑是触犯了那些不成文的法律，因而才被追踪到此地，惨遭毒手。这篇文章之后还简略地提到过去曾发生的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意大利烧炭党案、布兰威列侯爵夫人案、达尔文理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以及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案件。在文章结束时，笔者向政府提出忠告，主张今后对于在英外侨，应加以严密监视等。
《旗帜报》评论说，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常常发生在自由党执政下的社会。之所以会发生这些暴行，是由于民心动摇和政府权力削弱。死者是一位美国绅士，在伦敦城已逗留数周。他生前曾在坎伯韦尔区陶尔魁里夏朋婕太太的公寓住过。他是在他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的陪同下来旅行观光的。他们两人于本月四日即星期二与女房东辞别后，就去了尤斯顿车站，打算搭乘快车去利物浦。当时还有人在车站月台上看见过他们，可之后他们就踪迹不明了。后来据报道，在离尤斯顿车站数英里远的布瑞克斯顿路的一所空屋中发现了锥伯先生的尸体。他如何到达此处以及如何被害等情况，仍属不解之谜。而斯坦节逊的下落迄今为止不明。让人欣慰的是，苏格兰场著名侦探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两人同时着手侦查此案，相信此案不久必有分晓。
《每日新闻报》报道说，这肯定是一起政治犯罪。由于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憎恨，许多人被驱逐到我们的国土上来。如果对他们过去的作为加以宽容不予追究的话，这些人士极有可能变为优秀公民。这些流亡人士之间，有着所谓的严格的“法规”，只要触犯，必被处死。针对这个案子，目前必须竭尽全力找寻死者的秘书斯坦节逊，以便查清死者生活习惯中的某些特点。死者生前在伦敦的住址已经获悉，这就使案情向前进展了一大步。这项发现，全靠苏格兰场葛莱森先生的机智干练等。
吃早餐时，福尔摩斯和我一起读完了这些报道，他似乎对这些报道非常感兴趣。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无论如何，功劳总是属于雷斯垂德和葛莱森这两个人的。”福尔摩斯笑道。
“那也要看结果如何呀。”我打抱不平道。
“哦，老兄，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捉到了凶手，当然是由于他们两个人敬业能干；如果凶手逃跑了，他们又可以说虽然历尽艰辛，但是……不管怎么说，好事总是归他们的，坏事永远归别人。不管他们做什么，总会有人给他们歌功颂德的。有句法国俗语说得好：‘笨蛋虽笨，但是还有比他更笨的笨蛋为他喝彩。’”
我们正说着，过道里和楼梯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并夹杂着房东太太的抱怨声，我忍不住喊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侦缉队贝克街分队。”我的伙伴煞有介事地说。正说着，只见六个街头流浪顽童冲了进来，我从来没见过如此肮脏、衣衫褴褛的孩子了。
“立正！”福尔摩斯严厉地喝道，于是这六个孩子就像六个不像样的小泥人似的呈一条线站立在那里，“以后你们叫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就行了，其余的必须在街上等着。找到了吗，维金斯？”
一个孩子答道：“没有，先生，我们还没有找到呢。”
“我估计你们也没有找到。一定要继续查找，不找到不算结束。这是你们的工钱，”福尔摩斯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先令，“好，现在就去吧。下一次报告时，我希望能等来你们带来的好消息。”
福尔摩斯挥了挥手，这群孩子就像一群小耗子似的下楼而去。接着，从街上传来了他们尖锐的喧闹声。
福尔摩斯说：“这些小家伙一个人的工作成绩，要比一堆官方侦探的还要显著。官方人士一露面，人家就闭口不谈了。可是这些小家伙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事都能打听到。他们很机灵，就像针尖一样，无缝不入。他们就是缺少组织。”
我问道：“你是为了布瑞克斯顿路的这个案子雇他们的吗？”
“是的，有一点我想要弄明白，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啊，现在咱们马上要听到些新闻了。你瞧，葛莱森在街上正朝着咱们这里走来了。他满脸都是得意的神色，我知道他是上咱们这儿来的。你看，他停下来了。就是他！”
门铃一阵猛响，一眨眼的工夫，这位金发侦探先生就三步并作一步地跳上楼来，直接闯进了我们的客厅。
“亲爱的朋友，”他紧紧地握着福尔摩斯的手大声说道，“祝贺我吧！我已经把这个案子弄得像大白天一样清清楚楚了。”
我似乎看出，在福尔摩斯善于掩饰表情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焦虑。
他问道：“你是说你已经搞清楚了吗？”
“对啊！真是的，我的老兄，连凶手都捉到了！”葛莱森激动地答道。
“他叫什么名字？”福尔摩斯追问道。
“阿瑟·夏朋婕，是皇家海军的一个中尉，”葛莱森一边得意地搓着他的一双胖手，一边挺起胸脯傲慢地大声说道。
福尔摩斯听了这话以后，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忍不住微笑起来。
“请坐，抽支雪茄吧。”他说，“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要喝点儿加水威士忌吗？”
“喝点儿就喝点儿吧，”这位侦探回答说，“这两天费了不少工夫，可把我累坏了。你明白的，这活体力消耗虽然不多，可是却很耗脑力。这里头的艰辛你是知道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咱们干的都是脑力活儿。”
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你过奖了！让我们听听，你是怎样获得这样一个可喜可贺的成绩的？”
这位侦探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扬扬自得地一口口地吸着雪茄，然后猛地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地嚷道：“真可笑，雷斯垂德这个傻瓜，他还自以为高明呢，可是他完全搞错了。他正在寻找那位秘书斯坦节逊的下落呢。那个家伙就像一个没有出世的孩子和这个世界毫无关联一样和这个案子根本没有任何联系。我敢断言，他现在多半已经捉到那个家伙了。”
他讲到这里，忍不住得意地哈哈大笑，直笑得喘不过气来。
“那么，你是怎样得到线索的呢？”福尔摩斯继续问道。
葛莱森答道：“好，我全部告诉你们。当然喽，华生医生，这是绝对机密的，只能在咱们之间谈谈。首先必须要克服的困难就是要查明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有些人也许会选择登广告，等待有人前来报告，或者等着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来，自动报告一些消息。而葛莱森的工作方法却不是这样的。你还记得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道，“那是从坎伯韦尔路229号的约翰·安德乌父子帽店买来的。”
葛莱森听了这话，脸上立刻显出非常沮丧的神情，他说：“没想到你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你去过那家帽店了吗？”
“没有。”福尔摩斯答道。
“哈哈！”葛莱森放下心来，“不管看起来可能性多小，你也绝不应该放过任何机会。”
“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在引用什么至理名言似的说。
葛莱森继续说道：“是这样的，我找到了店主安德乌，我问他是不是卖过一顶这么大尺码、这个式样的帽子。他查了一下售货簿，很快就查到了，这顶帽子是送到住在陶尔魁里夏朋婕公寓的锥伯先生处的，这样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的住址。”
“漂亮，干得真漂亮！”福尔摩斯低声称赞着。
“我接着就去拜访了夏朋婕太太，”这位侦探接着说，“我发现她的脸色十分苍白，她的神情非常不安。她的女儿当时也在房里--她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当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不住地颤抖。这些情况自然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于是我就开始怀疑起来。福尔摩斯先生，你是明白的，当你发现正确的线索时，那是一股怎样的劲儿。我当时只觉得浑身舒畅得让我发抖。我就问道：‘你们听说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锥伯先生被人暗杀的事情了吗？’
“这位太太点了点头，她似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她的女儿却在一旁不禁流下泪来。我越看越觉得她们对于这个案子必有所知。
“我问道：‘锥伯先生几点钟从你们这里离开去车站的呢？’
“‘晚上八点钟，’她不住地咽着口水，压抑着激动的情绪答道，‘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说有两班去利物浦的火车，一班是九点十五分，一班是十一点，他是赶第一班火车的。’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我一提出这个问题，那个女人倏地一下变得面无人色。过了好一会，她才回答说：‘是最后一次。’可是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沙哑，显得极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后，那个姑娘开口了，她显得很镇静，口齿也清楚得多了。
“她说：‘说谎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妈妈，咱们还是跟这位先生坦白为好。我们后来的确又见到过锥伯先生。’
“‘愿上帝宽恕你！’夏朋婕太太双手一摊，喊出了声，接着向后倚在了椅背上，‘你可害了你哥哥了！”
“‘阿瑟一定也愿意我们说实话。’这位姑娘坚定地回答道。
“于是我说道：‘你们现在最好还是把知道的全部告诉我吧，这样吞吞吐吐的，还不如不谈。况且，你们也不清楚我们究竟掌握了多少情况。’
“‘都怪你，爱莉丝！’她妈妈高声说道，一边又转身过来对我说，‘我通通都告诉你，先生。你不要以为一提起我的儿子我就着急是因为他和这件人命案子有什么关系。他完全是清白无罪的。我的顾虑是，在你们或是别人看来，他似乎是有嫌疑的。但是，这是绝不可能的。他的高贵气质、他的职业、他的过去都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你最好还是把事实都说出来。相信我，如果你的儿子真是无辜的，他绝不会受什么委屈的。’
“她说：‘爱莉丝，你最好出去一下，让我们两个人谈吧。’于是她的女儿走了出去。她接着说：‘唉，先生，我原不想把这些告诉你，可是我的女儿已经说破，现在已经没有别的法子了，我也只好说出来。我既然打算说，那就一点也不会保留的。’
“我说：‘这才是真的聪明呢。’
“‘锥伯先生在我们这里住了差不多三个星期。他和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一直在欧洲大陆旅行。我看到他们的每个箱子上都贴有哥本哈根的标签，由此可见那是他们最后到过的地方。斯坦节逊是一个沉默寡言、有涵养的人，可是他的主人--真糟糕，完全是不一样的人。这个人举止粗野，行为下流。在他们搬来的当天晚上，锥伯就喝得酩酊大醉，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还没有清醒过来。他对女仆们态度轻佻、下流，简直令人讨厌到了极点。最糟糕的是，他竟然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的女儿爱莉丝。他不止一次地对她胡言乱语。幸好我的女儿还年轻，还不懂事。有一次，他居然把我的女儿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她。他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就连他的秘书都骂他行为太下流，简直不是个人。’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忍受这些呢？’我问道，‘我想，只要你愿意，你尽可以将你的房客撵走。’
“夏朋婕太太经我这么一问，一下子便满脸通红了，她说：‘要是在他来的那天我就拒绝了，那该有多好！可是，就是因为有个诱人之处。他们每人每天的房租是一镑，一个星期就是十四镑。况且现在正是客人稀少的淡季。我是个寡妇，我的儿子为海军服务，他的花费很大。我实在舍不得白白放过这笔收入，于是我就尽量容忍了下来。可是，最近这一次，他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因此我才决心把他撵走，这就是他们搬走的原因。’
“‘后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