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
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
二曰：李鸿章所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一切权利恢复之时代也。
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侔者。而使李鸿章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凯觎，斯亦可谓“纯臣”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虽然，李鸿章之所处，固有与彼等绝异者，试与读者，燃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论之。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其时纯然贵族政体，大臣之于国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强伤干，势所必然也。洎夫两汉天下为一，中央集权之政体，既渐发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祸特甚，霍、邓、窦、梁之属，接踵而起，炙手可热，王氏因之以移汉祚，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苟非有阀阅者，则不敢觊觎大权。范晔《后汉书》论张奂、皇甫规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以是归功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秉权之风未衰，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斯亦为权臣之第一种类。及董卓以后，豪杰蜂起，曹操乘之，以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之徒，皆循斯轨，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如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借，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已、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此为权臣之第四种类。以上四者，中国数千年所称“权臣”，略尽于是矣。
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焉：一由教义之浸淫，二由雄主之布画。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于权门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汉兴，叔孙通、公孙弘之徒，缘饰儒术，以立主威。汉武帝表六艺，黜百家，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天泽之辨益严，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礼既入人心，自足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鸿章，皆受其赐者也。又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汉光武、宋艺祖之待功臣，优其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蓄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制，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杰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借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逮于本朝，又有特别之大原因焉。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无权臣，若鳌拜，若和珅，若肃顺、端华之徒，差足与前代权门比迹者，皆满人也。计历次军兴，除定鼎之始不俟论外，若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十数，皆有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日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及洪杨之难发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然犹命官文以大学士领钦差大臣，当时朝廷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曾、胡以全力交欢官文，每以军议奏事，必推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之疏，待官乃发，其撝谦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怜矣。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信力犹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且论李鸿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之官制。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虽然，本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也。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世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如下：
第一文祥、沈桂芬时代同治初年
第二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孙毓汶、徐用仪时代 光绪十年至光绪廿一年
第四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
第五刚毅、荣禄时代 光绪廿四年至今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所诉于俾斯麦之言，其谓是耶？其谓是耶！而况乎军机大臣之所仰承风旨者，今别有在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抑吾之此论，非有意袒李鸿章而为之解脱也。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真为豪杰，则凭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俾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是固不得为李鸿章作辩护人也。虽然，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此吾于李鸿章之地位，所以不得不齗齗置辩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请于末简纵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