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我的人生之路:陈先达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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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哲学上的自我赎救

1978年人民大学已经复校。当年10月审查结束后,我回到人民大学原单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开始两年多是“靠边站”。总支对我似乎不知如何安排。原打算要我去资料室,因为在一般人眼中教员去资料室算是降格使用,可又无法公开说出我不能留在研究室的理由,我并没有受任何处分。结果我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室待着。当然,暂时是“冰冻”状态。全体普调工资,我们除外。这对我个人毫无影响,对我有影响的是我自己内心思想的矛盾和冲突,是内心灵魂的对话和反省。

人很有意思,生病时可能不觉得太难受,因为正在病中,而身体恢复时反而特别疲劳。我在北大办学习班时忙于写交代、接受批斗,在严词训斥下陷于麻木。回来后,心情反而起伏不定。我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自古以来,似乎总有些知识分子在大政治变革中难逃噩运。或因为自觉附逆,或因被卷入政治急流之中,但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为什么。可我,究竟为了什么?关于知识分子,毛泽东说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的毛总得附在一张皮上。是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入党以后,我要求进步,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我总以为我是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可结果变成附在“四人帮”这张臭皮上。列宁在说过,历史往往会开玩笑,原以为进入一个房间,可结果进入到另一个房间。人生可能也会如此。

清算“梁效”罪行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这是事实。全国的小报看大报,各省大报看“梁效”,的确如此。“梁效”在当时搅乱全国的舆论中起了极坏的作用。尽管不少文章是“两报一刊”的约稿,但直接炮制者是作者。中央大报提供的是一个舆论平台,而在这个舞台上演唱的主角是“梁效”。“四人帮”既掌握过“两报一刊”,也可通过迟群、谢静宜来实现他们的宣传意图。我自己在“梁效”两年半,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实际作用是充当了搅乱舆论的写手。四十年前受审查时,压力很大,但在涉及文章事实方面我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对我当时承认过的文章中的“左”的错误,至今依然承认。因为现实证明,“左”的路线已经走到尽头。我们的文章为“左”的东西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理应受到批判。

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说到“四人帮”垮台,自己受审查时,收到过骂自己为没有气节的“无耻之尤”之信。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这四个名重一时的学者被封为“商山四皓”,并附有诗作。“商山四皓”是指秦始皇手下的四位博士,虽然自称隐者,实属御用。指责这四位著名学者没有骨气人品,可见全国人民对“四人帮”恨之入骨,因而一切与这伙人有丝毫牵连的都在无耻文人之列。这当然是对实情不太了解,是对“四人帮”的愤怒之火溅在他们身上的一点小小的火星。在当时情况下,群众的激愤之情可以理解。

“四人帮”粉碎之初,坊间传言,两校写作组的成员每人都打营养针。这当然不是事实,但我们的生活的确有照顾。我们只交十元左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补助三四角钱,而且每晚过十二点备有夜宵。在当时,这是远远超过普通教员的生活水平的。不过我们失去很多自由。星期天晚上必须回去,过年也只休息几天。在集中审查期间,有时以请假为名偷偷溜回家看看孩子,沿途看见小商小贩,虽然苦点累点,自由自在,心中有种羡慕之感。我想要是我一字不识,不会舞文弄墨,现在何至如此呢!说句实在话,当时心中有股消极情绪,想起“人生识字忧患始”的话,很有点凄凉之感。

回来后“靠边站”两年多。《庄子》和《古文观止》是我灵魂的慰藉。我反复读《庄子》,几乎翻烂了;反复读《报任安书》、《司马季主论卜》。我不断地想突破自己思想的围城,重新燃起几近熄灭的思想之火。我知道得意时拜孔子,失意时读《庄子》,这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实孔子也不一味讲入世,讲立德、立功、立言。他也有一套自我保存的方法,“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杀戮”;“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者也不是一味往前冲,还是有进有退,但以进为主。庄子则不同,一部《庄子》全部是要人远离官场,视相位如腐鼠,与其留骨庙堂,不如曳尾泥涂。“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还说,“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我读到这些,联系到自己在“梁效”无日无夜、无节假日,结果变成千夫所指的御用笔杆,感到倒霉已极。我当时的思想认识很肤浅,把自己的遭遇归为偶然因素,如果写作组支书没听我讲课,或者我不略通文字,不会舞文弄墨,可能会逃过一劫。其实,我们这些人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头脑中充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很容易适应写作组的写作要求,对自己写的东西不会有任何怀疑和反感。文章虽是报社约稿,可文章是自己写出来的。因此从思想根源来说,犯错误不是偶然的。如果能对当时舆论导向和风向有点敏感性,我也不致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对民意毫无所知。我不知“梁效”已在10月10日夜被查封,第二天早晨仍然从家里到写作组去上班,说明自己多么闭塞,多么无知。

我当时反复读《庄子》,留下了几首诗,反映我当时灵魂在彷徨、挣扎:

少小不才老大休,身无长技霜白头。

直木先伐人间世,鸣雁免烹理易求。

百岁光阴终弹指,死后虚名一荒丘。

书香醉人最为乐,每得佳句解千愁。

夜读《离骚》,记起《庄子·人间世》诸文,发现两种处世态度,各有其用。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难矣。

莫说无才虚此生,才高未必即有成。

林秀风摧难为栋,野草轻贱吹又生。

贾生沥血郁郁死,先生怀怨愤自沉。

无人愿买痴呆药,多读史书少弄文。

平生最喜读《南华》,寓重庄谐笔生花。

望洋方知自身丑,伏案更感知无涯。

头白何须讳年老,枯树仍可着新花。

宁为夸父追日死,不作夏虫耻作蛙。

《南华》读罢掩卷思,人间何处觅真知。

药有真假多病识,情分冷暖遇难时。

生死无碍通大道,名利沉酣最为痴。

何必深山求佛法,阅尽沧桑自得之。

其时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读庄子,一方面反复诵读《报任少卿书》,想从中找到突破思想消极围城的良方。我特别喜爱司马迁给处于绝境的人以希望的、世代传诵的那段名句。司马迁“刑余之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仍然以古人为例,毫不气馁,他历数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直至孙子膑足、不韦迁蜀等以自励,终于完成被史家称为“千古绝唱”的《史记》。而我们无非是被严词训斥、审查、批斗,既无皮肉之苦,又没有任何处分。比起“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受冤屈的革命干部,我们这点算什么呢?何况我们得罪了全国人民,得罪了全党遭受过迫害的人。群众激愤,理该如此。回校后,我仍然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有什么理由消极呢?我不断地自我追问,不断地反驳自己。我站在自己内心的法庭上,是原告也是被告,是罪犯也是辩护律师。别人的批判可以口服心不服,可自责是灵魂无法逃遁的鞭笞。

我反复读刘基的《司马季主问卜》,懂得事物都有因果关系,有昔日才有今日,必须具有辩证法的眼光,才能从困境中找到出路。暂时坐坐冷板凳,有好处,让自己有机会思考、总结。我终于找到了突破思想围城之路,再度奋起,决不自甘下坠。我要从自己制造的思想困境中再度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