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我的人生之路:陈先达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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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我的大学同学

解放初,各学科之间并无“冷”“热”之分。文史学科不像现在这样掉价,会计、经管、法律也不像现在这样挤破门槛。历史系当时不冷也不热,其他各系学生也不多。我们班起初有三十四个同学,参军参干运动中走了五位,中途退学的有五位,转系的有四位,转到外语系、物理系或新闻系。也有从外系转来的,当时就有一位同学特别爱好历史,从化学系转到历史系。按照现在的标准是从米箩跳到糠箩里,从火炉里钻进了冰箱。当时可没有这个概念,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不是纯功利主义目的选择专业。这样,可能对一个人的人生之路会更好点。我们当时是自己选择专业,现在是父母和市场决定自己选择专业。我们是自己走路,现在是各种因素推着自己走路。

六十多年了,当时同学的印象像逐渐褪色的照片,有的完全变成光板了。印象较深的几位同学,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她1949年5月跟随她哥哥去台湾,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读书。1950年5月底回到香港父母处,然后在1950年7月17日只身回到上海,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能够从台湾、香港回到仍然贫穷的大陆,很不简单。追求进步,是当时年轻人的思想主旋律。这位女同学说我批评她有资产阶级思想,她感到委屈,完全可以理解。

桑咸之与我是复旦历史系同学,后来又是人民大学的同学。在复旦历史系时,他是团支部书记,为人非常忠厚,学习努力。1953年毕业分配时,我们一同分配到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师研究班。我在哲学班,他在中共党史班。另外还有几个同学也都分配在不同的研究班学习。当时是北方干部南下,南方知识分子北上,我们从上海分配来北京时,整整一个专列,都是应届毕业生,像运军队一样运到北京。咸之研究班毕业后留在中共党史班当教员。他的教学、研究都获得好评。他为人谦和,待人诚恳,同事关系也很好。中国人民大学评职称比较困难,欠账太多,摆不平。他长年没有评上教授,可能心情不太好,有心脏病、高血压,可仍然坚持工作,为完成自己的专著《晚清政治与文化》,耗尽心血。有一天正准备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先拉开窗帘,可能是用劲太大,猝死书桌边。他的《晚清政治与文化》是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书,可以说是他的毕生心血,书中附有他十首论史诗,品评当时人物。诗评,是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显示出他的史学眼光与才情。这本书在他去世后由学生资助出版,总算没有成为埋在沙堆里的珍珠,被世人遗忘。

桑咸之是1995年逝世的。他比我小一岁,当时还不到六十五岁。对做学问来说,仍然是有为之年。他去世后,我曾写过一首悼念诗:

痛哭兄台叹士穷,才高命蹇古今同。

笔走龙蛇堪传世,诗可佐酒磨剑功。

晚清史论具慧眼,娓娓善教学者风。

最令朋辈伤心绝,死后声名生前空。

我们班有位同学是虔诚的基督徒。虔诚到每餐饭前必须祷告,从来不回避我们。同桌吃饭,天天如此,餐餐如此,大大方方,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使命。我不知是怎样分配的,他居然和我一样分到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是两难。一个有神论者,天天要批判有神论,学习无神论,能学下去吗?读了一年,实在纠结,提出退学。学校还是很民主的,了解这个情况后批准退学。他后来到南京神学院深造,这才是鱼归大海而不是晾在岸上。这位同学,政治上很进步爱国,曾担任某神学院院长,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来京开会有空时都到我家坐坐聊聊。我曾赠他一首诗,我说我是无神论者,你是有神论者,这不妨碍我们的友谊:

有神无神任自由,同窗同室最难求。

宇宙奥妙无穷尽,放飞心灵各逍游。

你搞你的有神论,我坚持我的无神论。信仰自由,不要因信仰不同而影响朋友关系,更不能对抗。宗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现在仍然在起重要作用。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它对艺术、对文学、对绘画、对音乐、对人的道德培育都有特殊功能。我对真正虔诚的宗教信徒是尊重的,以宗教为幌子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当然不在此列。

宗教被有的人认为是与人类社会完全脱离的,其实并非如此。宗教同样具有社会现实性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基督教最具政治性,它在中世纪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它通过传教直接作用于信徒的灵魂。它通过信徒以信仰和情感结合的关系网,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伊斯兰教也与信徒的个人生活紧密相连,成为信徒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就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长期以来佛教宣传的是脱离尘世,出家,不关心世事,出家当和尚是修行,是看破红尘,成为与世无争的方外之人。高僧的高,体现在个人修养和佛学义理上,是高僧大德,与世人无关。然而,随着时代变化,当代佛教也逐渐提倡人间佛教。不再强调出世、个人修行、身居山林禅寺,而是积极关注社会、关注人间。星云大师就认为传统佛教强调出世,太过神圣,没有走向民间,与百姓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强调从山林走向社会,从寺庙走向家庭,从出家走向在家,从只谈玄论道走向实践,强调人与人之间要讲人道与慈爱,讲忍耐,人间佛教主张对国家要有信心,对社会要有信心,对家庭要有信心,对自己对朋友要有信心。这样佛教就改变了历来身居山林不预世事的出尘态度,而进入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转向,也是佛教发挥积极作用的方式,否则,佛教寺院和僧众只是消耗社会财富而无补于社会。

真正具有仁爱之心,遵守戒律,实践自己信仰的信众值得尊重。现在的社会上刮起的“宗教风”,不是宗教,而是迷信风,它与信仰无关,而是装神弄鬼。有些官员通过风水寻求仕途捷径。据说有个官员认为自己屡受调查,是因为马路对面烟草公司门口那对外形凶恶的石狮子,后来这位干部建了一堵石头墙用来阻挡石狮子的煞气。还说立了这个影壁后,现在情况好多了。真是可笑之极!古代迷信卷土重来,占卜指南填满书店货架,算命的忙着提供有关星相和数字命理的昂贵咨询。政客和企业巨头纷纷向风水大师寻求商业建议。河北某县县委书记在县委对面的马路中间放了一架退役的歼击机,以为这样他就能飞到中国权力的最高层。国家行政学院2007年发布了涉及900多位公务员的调查报告,据称52%的县级公务员承认相信求签、相面、星相或解梦。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向菩萨走后门,如同走上级的后门一样,在他们眼里菩萨照样会受贿,只要买通菩萨就可以免灾,如同买通上级就有保护一样。照我看,这是对虔诚信仰的亵渎。我尊重我这位同学,因为他是真正的有信仰者;我根本不相信所谓星相占卜大师,也蔑视乞求上天保佑、问计于大师的腐败分子和一切奸诈之徒,当然也不盲目相信神职人员的品德。任何宗教中都会存在各种违背教规的恶劣的人和事,比如不断被揭露的某些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性侵事件就不少。

2006 年5月应许俊达邀到安徽大学讲课,先上九华山后上黄山。九华山是全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是地藏王菩萨道场。山中寺庙林立,香火旺盛。我瞻仰了九华山上的一些佛寺。我不信教,包括佛教,虽然由儒入佛,曾经是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寻求解脱、安身立命之路。我是无神论者,佛经可以读,应该读;菩萨不可信,不可拜。我曾写过一首诗:

微风斜雨瞻名山,多少寺院云雾间。

弥陀肚大容万物,金刚怒目看尘寰。

人生谁无烦恼事,泥塑岂能有锦囊。

心态平常即成佛,何必磕头捣蒜忙。

我的同班同学中,毕业以后各自的境遇并不相同。有的参军参干,有的去了朝鲜战争前线,有的南下。分别之后,从无消息。同学中最多的是普通的中学教员、大学教员。

也有发展比较顺利当上各级领导的;也有命运不佳,从风光一时掉入低谷的。我同班中就有位同学,大学时代是我们班上的尖子生、地下党员、学生干部,也有写作才能,当时是耀眼人物。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富有,新中国成立前他父亲把一部分资产转移到台湾,而他却参加地下党,走的是与父亲和家庭相对的道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步一步卷入政治斗争,先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领导并在市委担任要职。从1964年起,他就在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下撰写所谓“反修批修”的专业文章。1965年初又为姚文元写文章做一些资料性工作。他以后成为写作组的领导,并为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撰写出过力。无论在复旦、在上海都算是台面人物。“四人帮”被粉碎后,上海“四人帮”余党仍在负隅,据说他也牵涉其中,当然难逃牢狱之灾。开始我很难相信我这位大学时极具组织才能、成绩突出、平易近人的同学,会成为上海帮派中的重要人物。斗转星移,大学毕业已六十年,我头脑里仍然是大学时代的形象。然而人的际遇各不相同,随着条件的变化,人的地位是会变的。

历史上,中国有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实在不怎么样。依援攀附,热衷权力的人当然会有。由于许多偶然因素,身不由己掉到坑里的人也有。现在好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法治在健全,民主在进步,三十多年的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最深的感受是只要自己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学者,正正派派,老老实实做事,就不会再有“殃及池鱼”的事,更不会有飞来横祸。我对我的学生说,你们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学习,在学术上创造成就,不要蹉跎岁月,对不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历史系的学生不多,我与高年级同学也有点往来。有位刘姓同学与我关系较好。他们夫妇俩都是我师兄师姐。女的是51级,男的52级。他们结为夫妻,是我前些年才知道的。我曾写过一首诗,作为迟到的祝福:

师兄师姐好姻缘,涸鲋相濡老更甜。

水经有注情无注,何妨牵手学少年。

他曾回赠我诗一首:

德淞心迹多旧缘,日月如水酿酸甜。

留得陈醪多把注,最醉人处是当年。

我又回赠了一首诗:

手捧华翰思万千,回首已是六十年。

体衰难载厚情重,头白常欠忆旧眠。

瓶尽醇醪犹可沽,世间从无再生缘。

人生似梦实非梦,风雨坎坷本自然。

有些话外人看不懂。“德淞心迹”,是指我们当时历史系学生的宿舍淞庄和德庄。“水经有注情无注”,是说这位同学对《水经注》有较深的研究,出过专著,至于家庭生活如何我不了解,所以有“情无注”这句话。“涸鲋相濡”,说的是这位学兄也有过曲折人生。他们如今都是耄耋之年,身体欠佳。我祝他们家庭幸福,白首相伴,如同初恋。旧日历史系同学不少到了另一世界,我们仍然健在,不用再为过去的历史背负十字架。

1953年毕业离开后,我一直没有回过上海。前些年应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鲁品越教授邀请参加关于财富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我对经济学本是门外汉,想趁机回趟久违的上海,也就大胆答应了。还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财富的报告,就是后来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那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财富问题的文章。随后,复旦哲学系吴晓明教授又热情接待,安排住在复旦高级宾馆,终于回到母校。学校已经大变样,淞庄、德庄没有了,都变为教师的宿舍楼,显得有点陈旧。登辉堂改名为相辉堂,一点也没有昔日的光彩。可能是自己的眼睛变大了,登辉堂就变小了。校园比原来大得多,建筑更多也更高,双子楼特别突出。过去,五角场离校园如此远,如此偏,完全是农村。我在复旦读书,只步行去过一次。现在热闹非凡,商店林立,入夜霓虹闪烁,一点也不像旧日的五角场。

人也在变化,我们都变老了。我们一些仍在复旦和在上海的老同学聚过一次餐,是复旦哲学系资助的自助餐。相见时执手问年,都差不多。英雄老去,美人迟暮,为人生最大不幸,我们普通人也是如此。聚餐时,我瞧着过去在眼中高不可攀的漂亮的“上海小姐”们,一个个变成白发老妇,而几位男同学也步履迟缓,老态龙钟。保罗眼中的彼得,与彼得眼中的保罗,彼此都只见对方,看不到自己。我想他们眼中的我肯定也是如此,可能更惨不忍睹,老得不成样子。“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今都已发白如霜,不胜今昔之叹。这有什么奇怪,六十年是一甲子,何况已是六十多年啦。

我在家时,曾无意中发现过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的一张照片,头上是一顶新中国成立初流行的那种八角形帽子,口袋上方别着一枚三角形的复旦校徽。左看右看,是我,又不像我,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照片仿佛旧相识,镜中已是白头人”。我把照片给我的孙女看,她说不像。当然不像,我照这张相时,不用说她,连她父母都不知道在哪个世界等着呢!

我也曾到市内去看,过去读书时,由复旦到浦东远得很,我有个老乡在浦东教中学,我曾去过一次,坐汽车,坐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还要等船过江,一折腾老半天,回来又是这样。当时去一趟浦东比现在去一趟东京好像要远得多。现在可不是这样,高架桥仿佛是眨眼间就到了东方明珠大楼。站在楼上观看如蚂蚁般的人潮、如玩具般的汽车流,不胜今昔之叹。我去过最热闹的淮海路、南京路,新中国成立初都很萧条冷落,现在完全是国际大都市的气魄。感谢复旦哲学系安排两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陪我和老伴重游南京路、淮海路。其中一位是扬州人,还热情邀请我们有机会去扬州。我感谢他们的热情陪伴,曾以诗相赠:

不嫌翁媪双白头,久违淮海六十秋。

往事依稀犹可忆,旧迹难寻梦中求。

蓦然回首惊耄耋,最喜步履健如牛。

他年如践扬州约,二十四桥月下游。

上海,是我走出县城的第一大站;复旦,是我人生转折的重要节点。虽然只有三年,但记忆是终生的。校园登辉堂前的绿草地、淞庄、德庄、国权路,以及阳春面的鲜美,仍不时会浮现脑际。我感谢母校的教育,怀念已经作古的老师,怀念仍在复旦和上海的老同学,“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互联”,在互联网时代,距离再远也近。

我最终没有走上历史研究之路,只能算是破碎的历史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