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李贺，已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了。说起这件事，首先还得感谢我的父亲。父亲是个爱书的人，那些陪他走过峥嵘岁月的书，不仅是他的好友，也是我儿时的伙伴。在父亲的藏书中，有本写“诗鬼”李贺的书，讲的是李贺小时候勤奋好学的故事。但我不喜欢这本书，因为我怕鬼，哪怕只是一个“鬼”字，都会让年幼的我浮想联翩，恐惧不安。于是，我不再读“诗鬼”的故事，也不再理李贺。直到十多年后，我当了老师，给学生讲李贺的《马》诗时，才开始慢慢喜欢上他，喜欢上他的诗。
后来，我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对李贺有了更多的了解，对这位诗人老乡更多一分喜爱。而工作的需要，让我接触到了相对多的资料，对李贺及其诗歌的探讨随之开始。二〇〇三年四月，随着《千古长吉》一文在《牡丹》杂志的发表，我的“昌谷之旅”正式拉开帷幕。之后，我萌生了将李贺的生平写成长篇的想法，让他和他的诗穿过千多年的历史，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但我知道，这项工作对我来说任重道远，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我必须从最基础做起，从最细微做起，持之以恒，聚沙成塔。为此，我采取了在一般人看来很笨的办法，将李贺诗逐首背诵，研读，如李贺行吟般，“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同时，向一些专家学者请教，还循着李贺的足迹实地考察，搜集资料。曾像李贺那样徘徊在西子湖畔的苏小小墓前，也曾寻章摘句于昌谷的山山水水间，更沉醉在书香浓郁的图书馆不知归期……就这样，经过多年的积累、沉淀、构思，二〇〇八年十月，我开始动手创作《雄鸡一声天下白》一书。那段时间，我在所有的业余时间，节日假期，甚至父丧期间，都能咬紧牙关，不分心，不走神，老僧入定般，坐于电脑前，指尖飞舞。
一年后，我完成了五十万字的书稿，交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出版后，不仅获得了河南省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还入围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使我备受鼓舞，更坚定了在文学路上走下去的信心。但同时我又感到“昌谷之旅”不能到此为止，我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可前边的路该怎么走，我没有想好，也找不到方向和路径。
困惑迷茫中，二〇一二年的春天来到，我在中国作家网上看到了中国作协发布的“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公告及一百二十余位参考传主名单。其中第四十八位便是李贺。我心头一亮，随即按公告要求，申报了选题，提交了写作大纲。
一切进展顺利。二〇一二年八月下旬，作为第二批作者之一的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丛书工程创作座谈会。赴会前，我并不了解与会人员的具体情况。等签到入场时，我才知道这次会议的不同寻常。望着签到册上那些熟悉而令人仰望的名字，我一时愣在那里，手中的签到笔迟迟不能落下。后边的人已排起了队，静静地等着。我别无选择，稳定下情绪，第一次用草书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搁笔，离去，回望，感觉那三个字，就是万花丛中那棵纤弱丑陋的小草。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漠视我这棵小草。一次为期一天的座谈会，成为我人生的里程碑。如今，近两年过去，与各位老师也无联系，但有关他们的记忆已深深留在我心底。难忘中国作协副主席、丛书编委会主任何建明老师的随和儒雅、“落泪成金”；难忘黄宾堂老师的宽厚真诚，文史专家何西来、王春瑜、郭启宏老师的认真负责；也难忘编委会工作人员原文竹小姑娘，忙前忙后，默默无闻地做着大量的工作。去年底，第一批十部作品出版，按我要求，小原给我寄来了郭启宏老师的《千秋词主——李煜传》和周汝昌前辈的《泣血红楼——曹雪芹传》。这两部作品，一部为我打开了思路，一部为我指明了方向。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初，《李贺传》终于脱稿，进入专家评审阶段。经过两个月的等待，春节前夕，小原给我寄来了一个沉甸甸的邮件，那是史学专家组陶文鹏教授亲笔批注的评审意见稿。大到篇章结构，小到标点符号，陶教授逐一审查，严格把关，提出了十多条修改意见。改稿期间，他还主动打来电话，询问进展情况，亲自指导我修改。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度负责的精神，让人动容！而作为文学组评审专家，刘茵老师提出的中肯意见，同样让我受益匪浅。在此，向二位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出书在即，我的“昌谷之旅”再添新伴。作家出版社的田小爽编辑，用她的热诚和才能，从专业的角度，为白玉楼中的李贺归来洒扫道途。几年前，我的另一位老乡、女诗人李小平写过一首《归来啊，长吉——》，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句子依然适合我此时的心情：
连昌河畔
我是你短墙外采桑浣纱的女子
我是你竹林边踏长风唱小曲的乡亲
我背负女几山的眼神
手捧洛阳牡丹 昌谷新笋
在家乡的春天 一声声喊你
归来啊 长吉
孟红梅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