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大唐鬼才:李贺传
19236100000004

第4章 楔子(3)

早在祖父王武俊归顺朝廷之初,为向朝廷表示诚意,便在长安城偏南部的道德坊选了块地,建起了家庙。庙在京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率家归国。可王承宗并不看好道德坊,认为有些偏居一隅,且面积狭窄,离皇城、大明宫,甚至兴庆宫都有些远,不便于交际来往,也建不下高宅阔第,显示不出成德镇的气派与实力。

在当时,王承宗的这种观念十分普遍。节度使在京城营建的宅第既是财富的体现,又是势力、身份的象征。同时,又可作为攀附权贵、聚敛财富的“根据地”。京城的房价因此被推高,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任国子博士的韩愈都买不起房,一家老少三十来口,蜗居在租来的几间民房内。

穿行在横平竖直的天街,品评着鳞次栉比的楼宇,来自藩镇、年轻气盛、威势如虎的王承宗不得不为帝都的气势所慑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王承宗很少染指诗文,但白居易这两句诗,让他在走马观花长安城后,对文人诗人改变了看法。

来到大宁坊,王承宗被这里宽阔的地面和周边独一无二的环境优势所吸引。大宁坊位于整个长安城的东北部。西与皇城一坊之隔,北边就是大明宫和十六王宅,东南角紧毗兴庆宫,皇宫围绕,王气笼罩。美中不足的是,此坊已建有宅院、园林,气派之大,规模之高,仅次皇家。王承宗绕着这处不知谁家的宅院走了一遭,从坊头到坊尾,几乎被它占满。他不禁有些沮丧,坊间所剩土地,盖栋别墅小楼尚可,要想铺排尽兴来建,已无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此处宅院买下,重新修整、装饰,改庭换楣,成为王家宅邸。

王承宗兴冲冲派人前去打探,不惜重金,志在必得。然而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原来这处宅院的故主不是他人,正是十几年前虎入其家庙的元载。元载被诛,家财被抄,大宁坊及安仁坊的两处豪宅被分配给其他官员居住,东都洛阳的一处园林被没官改作皇家园林。鲸吞虎咽,贪得无厌,不仅搭进一条性命,落得万世恶名,最终还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从大宁坊出来,王承宗失落地往回走,路过春明门内的道政坊,金发碧眼的胡姬迎了上来,手里端着一杯瑰红色的葡萄美酒。美人如酒,酒如美人,王承宗无法拒绝美人美酒,醉倒美人怀的同时,也看上了道政坊这块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两年后,一座颇具大明宫风格的高宅甲第在道政坊拔地而起。飞檐入云,气势恢宏,与大宁坊元载故居遥相峙望,平分秋色。

王承宗还是很有眼光的。当年,安禄山即是在道政坊建的第一所宅第。他看上道政坊,完全是因为道政坊紧邻兴庆宫。而兴庆宫又是玄宗皇帝听政和活动的主要所在。住在道政坊,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随时随地了解皇帝的动向,探听朝廷的信息。事实也正如此。天宝六年(747),安禄山以道政坊的私家宅第为大本营,经常令其将刘骆谷留守京师,探听朝廷指令旨趣,动静皆报之;有时,一些走投安禄山门路的笺表者,骆谷即为代作通之。久而久之,玄宗皇帝便有所察觉。为杜绝安禄山打探内廷之便利,便以恩宠之名,道政坊安宅陋隘之由,另于亲仁坊择宽敞、爽垲之地,盛加修饰,命安禄山搬了进去。“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安禄山道政坊旧宅进行处置,改建为回龙观,并置钟楼。以钟鼓之声言安禄山之罪,并示责惩,警诫后人。

但这钟鼓之声在王承宗身上并未产生任何作用。元和四年(809),其父王士真死,他以副大使为由,擅自继任,代领军务。这为其他藩镇开了个很不好的头。河北三镇,相承各置副大使,纷纷效仿。本来,朝廷要趁着王士真之死,另派他人为成德节度使,改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然而这种打算,随着王承宗的捷足先登而破灭了。有着中兴君主之称的宪宗皇帝,欲兴师讨伐王承宗。宰相李绛急忙劝阻。在他看来,河北诸镇不遵朝廷声教已久,贸然出兵征伐未必能胜。

宪宗深患之,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在亲信近臣宦官吐突承璀的劝说下,并以吐突承璀为监军,出兵征伐王承宗。王承宗自要抗拒,其他有异心的强藩自要趁机作乱。于是,一个猛虎横行的时代出现了。

四、《猛虎行》

唐朝的诗人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素材,不同体裁的《猛虎行》纷纷出“笼”。

最写实、最接近自然状态的莫过于张籍的《猛虎行》了。

张籍十分崇拜杜甫。据冯贽《云仙散录》中记载,他曾把杜甫的诗抄写到纸上烧掉,然后将纸灰拌上蜂蜜,每天晨起吃三匙。一天,张籍的朋友来拜访他,看到张籍正在用蜂蜜拌纸灰,很是不解,就问他缘故。张籍说:“吃了杜甫的诗,我便能写出和杜甫一样的好诗了!”好友哈哈大笑。

不知吃蜜诗的做法是否有效,但张籍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同情底层人民的情怀,一生穷苦潦倒的生活状况,却和杜甫相近。

元和元年(806),张籍调补太常寺太祝,但生活状况并无多大改观,穷困潦倒、抑郁不得志依然是他人生主色调。其间,因患目疾,几近失明,人便称他穷瞎张太祝。但对于猛虎横行的社会现实,他却看得清清楚楚,一曲乐府《相和歌辞·猛虎行》写尽虎之特性,道尽国势之忧。

其时,张籍北游河朔,这曲《猛虎行》当作于此时期。当时,他所在的地方山多树多,南山北山,漫山皆树。因为山高林深,山中便藏了许多的狼虫虎豹。尤其是那些猛虎,凭着雄壮的体格、锋利的齿爪、残暴的性情,在山中称王称霸,无所忌惮,一山的麋鹿都被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这还不算,它竟然经常大白天在村庄里转悠,抢食人家的牛羊。慑于它的威猛,人们敢怒不敢言,只有等它走远了,才胆战心惊地看着它的行迹唉声叹气。为此,张籍特意写了一首《猛虎行》,浅白通畅,生动形象,把猛虎的凶残本性,揭露得酣畅淋漓,毕露无遗:

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

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

年年养子在空谷,雌雄上山不相逐。

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家取黄犊。

五陵年少不敢射,空来林下看行迹。

韩愈亦作有《相和歌辞·猛虎行》。把一只虎人格化,从其得意之时写起,细腻地刻画描述了其作恶多端,终致众叛亲离凄惨死去的过程,以此苦心孤诣劝诫世人要与人为善,不要作恶。人恶如虎,恶虎之下场即恶人之下场。

韦庄怕虎。那是一群让人无处可逃的世情之虎。“白额频频夜到门,水边踪迹渐成群。我今避世栖岩穴,岩穴如何又见君。”

从张籍到韩愈再到韦庄,虎在他们笔下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但他们的虎可以生在唐朝,也可生在汉朝,唯李贺笔下之虎,有着明显的唐朝特征。同样一首《猛虎行》,留给历史的不仅是虎的凶猛狰狞,更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沉重伤痛:

长戈莫舂,强弩莫抨。

乳孙哺子,教得生狞。

举头为城,掉尾为旌。

东海黄公,愁见夜行。

道逢驺虞,牛哀不平。

何用尺刀?壁上雷鸣!

泰山之下,妇人哭声。

官家有程,吏不敢听。

《猛虎行》本为乐府古题,但“长吉此作,与古词无关。”(陈弘治《李长吉歌诗校释》卷四)他以猛虎比拟强藩悍镇,或叙述、或用典,句句写虎,又句句写强藩,较全面地反映出元和时代藩镇割据的种种现象。首六句,揭露当时藩镇,子死父代,擅立旗号,世代相袭,朝廷无奈的现实;中四句,借用善伏虎的黄公愁外出夜行,牛哀为仁兽驺虞鸣不平两则典故,写虎之凶猛、残虐;最后六句是李贺态度的真实表达:重用贤才伏虎、同情被虎残害的人、强烈谴责观望徘徊不敢进军平叛的官军。

此外,熔铸古谣入诗,也是本诗的一大审美特征。其句法、音节、语义、情韵,均摹古谣谚,古朴别致,饶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