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北大荒还不出名，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大家就极尽发挥想象力，以字猜意，以意思景，描绘心目中的劳改地。“北”就是比东北还要北，“大”就是无比辽阔空灵，“荒”就是渺无人烟、苍凉。最后一致的结论是：咱们这群“右派”劳改犯，好地方不会让咱们去，瞧着吧，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哪。这么一想，个个都显得黯然神伤忧虑未来。
丁聪、聂绀弩、尹瘦石、沈默君、李景波等，跟我们都分在850农场，丁玲、艾青、吴祖光、陈沂等，都分在852、853农场，因为同属北大荒的农场，外人笼统叫“北大荒右派”。我们这些“右派”自己呢？一笔写不出两个“右”字，一笔也写不出两个“荒”字，因此，多年后这些人回到北京，见面时总是称呼“荒友”“难友”，以此区别于北大荒兵团知青之间互称的“兵团战友”。后来不知是哪位“荒友”，雅封我们为“北大同学”，既显出亲切又有幽默感，只是带着难以言喻的苦涩，有时还会引起小小误会。
有次应邀去美术馆参观画展，刚走进展厅就听有人喊：“柳萌，老同学，快过来，咱们一起照相。”我一看是画家丁聪，就不客气地挤进队列，跟着一帮画家拍照。照完相一位画家不解地问：“丁老，你们俩年岁差好多，怎么是老同学？”丁聪扬起他那圆润的脸，颇为得意地笑了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俩是北大（荒）农垦（农场）系，57（右派）届的老同学呵，一起学习了三年哪，还不是老同学吗？”这时听的人才多少明白点儿，原来丁聪这位漫画大师，是用双关称呼幽默一把，戏说当年的“右派”经历。这就是在那个扭曲年代里，我这个普通年轻编辑，跟著名文化人成了“同学”，从此，让我懂得一个道理：人哪，不管有多大本事，多大的名位，一旦倒霉落魄，都是那么回事儿，想牛也牛不起来啦。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名人就是名人，在任何情况下，名人总会受到照顾。像艾青、陈沂等后来都在农场有了职务，像吴祖光、丁聪、聂绀弩、尹瘦石、沈默君、李景波等后来都调到总场，或编杂志或在文工团演戏。比之我们这些无名“右派”，既先期脱离苦重体力劳动，更躲过缺衣少食的饥荒年。
20世纪80年代，我在《新观察》当编辑，负责主编杂文版。《新观察》杂文版的特点，就是要期期配漫画，跟漫画家打交道自然就多。丁聪、方成、华君武、王乐天、江帆等，这些著名漫画家都有联系，约稿大都是提前多少天，不然人家手头活儿多，不可能马上放下给你画。遇有临时需要急配的漫画，我就不客气地去找丁聪，十有八九不会拒绝，立刻放下别的约稿先给我画，除了他是《观察》的老作者，《新观察》的老关系户，还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我约稿总会比别的同行方便。丁聪赠送我的《丁聪漫画选》的题签就是称我“校友”。
《陈文丁画》丛书召开作品研讨会，出席的人大都是学者、作家、画家、评论家，发言自然学术味儿十足。我一看这架势，心想，咱可别跟着瞎混，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就太不知趣了。可是又不能不说。毕竟，此书作者——作家陈四益、画家丁聪，都是我多年的友人，于是灵机一动，以“老同学”的身份，悉说当年在北大荒的丁聪。丁聪扬着胖乎乎的脸笑，静静地听着，仿佛随着我的讲述，他又回到那个艰苦无望的岁月，黑边眼镜背后的眸子，闪着些许苦涩的目光。这让我想起当年在北大荒，在茅草房前初见丁聪，他手托画板写生，一笔一划地勾勒场景，神情也是这样镇定自若。就是在那时候的那种环境中，让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右派”，真正理解了宠辱不惊的样子。
既然都是“老同学”，说话做事就不隔心，直来直去，毫无城府，更会忘记年岁名位。那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老作家姜德明来电话，说吴祖光有事找我商量。听说是“老同学”找我，二话未说，放下手头事情，直奔工体路吴宅。到了吴祖光家，只见他和新凤霞大姐，两个人相对而坐，俩人神情十分凝重。见到我来了，祖光马上说：“是德明转告你的吧？我有件急事，想请你帮忙，如果方便的话，无论如何，你得成全我这件事。”说着，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个大纸袋，打开是一堆大小不一的稿件，他说：“这是一部谈酒文化的书稿，别人约我主编的，现在出版遇到了困难。德明说，你从作家出版社出来了，正主持一家新出版社，他让我找找你，希望你想想办法。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写的序言，其中有一段文字，你一个字都不要动，我说的难就难在这里。”
接过书稿，我顺手翻了翻目录，一看作者都是文坛大家，而且文章都不长，觉得出版没有什么问题，就爽快地跟祖光说：“我看可以。”祖光见我没有拒绝，他就拿出书的《序》，指着其中一段文字让我看。这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1987年8月1日早晨八点钟，我家小小寒舍忽然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大驾光临，由于警车开道，扈从随侍，不仅蓬荜生辉，亦且四邻震动。虽然匆匆来去，为时短暂，却把素日胆怯的荆妻吓得一病几殆，也急得我几身冷汗。直到晚间妻子思想通了，心情恢复正常，才放下心来。想想为此着急亦属无谓，于是按照我原来的打算，在灯下草拟了上面一纸为《解忧集》而作的征稿信。这封信是我在头一天定下在次日定要写完的，没有因为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改变我的计划。”
吴祖光文章中说的事情，因为我不了解底细，从文字表面看不出什么，就说：“这有什么，我可以一字不动。”善良的新凤霞大姐听后，在一旁插话说：“祖光，柳萌是熟人，你又让他出书，还是把情况告诉他，让他心里好有个数儿。”于是，这老两口儿就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跟我说了说，这就是我事先听说过的，胡乔木亲临吴祖光家，劝他退出中共组织的事情。这件事对于有过1957年经历的吴祖光夫妇来说，自然又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情，祖光想借出版这本《解忧集》之便记上一笔，就在写好的书的序言中加了这段文字。
吴祖光是一位大作家，当今中国的文化名人，我这个出版社的头头，当然没有资格与之相比，但是毕竟有过运动中被整经历，对于他此时的心情还算了解，就一边闲聊北大荒往事一边安慰他。
告辞时我再一次跟他表示，这部书我一定安排出版，序言文字照排无误，绝对不会删动半个字。他送我到楼下，临走时，他又对我说：“柳萌，咱们是北大荒难友，我也就不客气了，还得麻烦你尽量早点出书。”
受吴祖光主编的《解忧集》启发，我想再组织几本类似的图书，搞一套名家编名家写的书。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图书可以有个阵势，二是祖光序言不显眼，岂不是两全其美。我用电话征得祖光同意后，就开始这套书的具体策划。除了酒是文化人比较感兴趣的，其他如吃、茶、书、画的话题，我想同样会逗起文化人写作欲望。按照这样思路给几位作家打电话，幷提出请他们分别担任图书主编，结果正如我所料，汪曾祺、袁鹰、方成、姜德明、端木蕻良都爽快答应，老几位还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这几位主编毕竟是德高望重的大家，在中国文坛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的约稿信发出去以后，很快就陆续收到来自各地的文章，不到两个月全部书稿就交给了我。我安排几位编辑分别处理后，即带着美术编辑和出版人员，直奔吴祖光家里，跟他商量有关封面设计等事。他说他没有更多想法，只有两点建议，一是书名请黄苗子题写，二是封面由方成画漫画，书画家黄苗子是我北大荒难友，方成是我在《新观察》的作者，找这两位无须再劳祖光大驾。
由吴祖光主编的《解忧集》始，最后竟然促成五《集》丛书。书名分别为《解忧集》（谈酒）、《知味集》（谈吃）、《清风集》（谈茶）、《书香集》（谈书）、《说画集》（谈画）。为了满足祖光尽快出版的愿望，只可惜未来得及想出个丛书名字，就这样匆匆地推向了图书市场。这套书的出版让我看到，吴祖光的胸襟竟然如此之大，再大的事情放在他身上，丝毫不影响他正常生活，照样没事似的干自己的事。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套再版多次的丛书，是吴祖光、黄苗子和柳萌三位北大荒“老同学”合作的成果，当然，还有设计封面的画家方成。遗憾的是想到小丁（丁聪）时，这套书已经基本定型，我赶忙跟吴祖光商量，在他主编的《解忧集》卷中，插入三幅漫画插图，除方成、林锴各一幅，选用了丁聪的《干杯》，给丛书增添了趣味性。丁聪跟我们又“同学”一次。
如今，我的这三位“老同学”，都走了。读者想起他们的时候，首先会想起，吴祖光的戏剧，丁聪的漫画，黄苗子的书法。的确，他们对祖国文化的贡献是值得纪念的。而我这个北大荒“老同学”，想起他们的时候，首先会想起的是，在困难的人生境遇中，黄苗子的豁达乐观精神，丁聪的宠辱不惊状态，吴祖光的镇定自若神情。
2014年8月12日
云想衣裳花想容
俗话说，人是衣裳马是鞍，说明穿衣的重要。可是就一般人来说，穿衣服不难，反正有衣袖有裤管，伸进四肢就是了。这谁还不会呢？可是真会穿衣裳，并非那么简单，穿出品位穿出风度，穿得符合本人身份，越发不那么容易。唐诗有句云“云想衣裳花想容”，我要说的这几位穿衣人，虽说不是彩云鲜花，想起他们却也让我眼亮。
前些天从北京去天津，参加一部作品研讨会，中巴车拉着十几个人，作家中有老汉有中年人，更有少男少女多位记者。穿着应该说都还算讲究，连我这邋遢汉，都特意穿了件红色花格T恤。车快开动时上来个人，身着中式的白绸对襟褂，抖动着如张棉软宣纸，衣面上印着油黑汉字，俨然一幅书法作品，披在了此人的身上，移目一看，原来是评论家李炳银。炳银是位学者、书法家，穿上这么一件衣裳，浑身都透着文化味儿，我不禁连声为他叫好。
在漫长的行车途中无聊，我就想，在中国作家协会系统，还有哪些人穿衣像样儿呢。由炳银的中式衣裳，我想到另两位作家比较喜欢穿中式衣裳，一位是作家邓友梅老兄，友梅人称“京味儿作家”，他的小说《那五》《寻找画儿韩》《烟壶》等，都是北京味儿十足的作品，他是我眼界中最早也是经常穿中式衣裳的人，这我完全能够理解。而且中式衣裳穿在友梅身上，让人觉得非常得体，好像散发着一股幽雅。另一位喜欢穿中式衣裳的人，我就有点琢磨不透了，这就是翻译家陈喜儒。不过他的体态和相貌，穿上中式衣裳配以眼镜，嘴里不停地吐云纳雾，倒常常让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见过的旧文人，这么一对照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别看喜儒学的是日本语言，骨子里依然是个中国文人的气质。
除上边说的三位作家，还有谁喜欢穿中式衣裳吗？反正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未见过。喜欢穿西装的倒有几位，这首推评论家冯牧先生。第一次见冯牧是个初冬季节，他身穿黑呢子长大衣，头戴驼色贝雷式帽子，看上去非常精神和洋气。因为是参加作品研讨会，走进会场他脱去大衣，一身笔挺的藏青色西装，配上紫色带碎花的领带，加之他文质彬彬的谈吐，很有点外国小说中常见的绅士派头。此后十多年直到冯牧逝世，我再未见过他穿别样衣裳，绅士的派头保持到最后。可见他是多么喜欢西装。
其他偏爱西装的作家，印象最深刻的几位，应该是顾骧和鲍昌，唐达成和何镇邦只是偶尔西装着身。令我奇怪的是这几位先生，都是以文学评论为主业，他们平日里都是穿西装，显得异常干练、庄重有学识，这无形之中在读者眼里，就增加了对他们的信任度。这并非是衣帽取人，然而在某些时候，穿衣戴帽却表现教养。有次朋友邀请聚会，席间，连两位将军作家着装都是很随便，别的作家更甭说，唯有顾骧西装笔挺，像西方人赴宴赏歌剧，表现出一种崇敬心理。我就跟顾骧说：“您总是绅士派头。”顾骧憨厚地笑笑不语。
这时我突然想起冯牧、鲍昌等几位喜欢穿西装的作家。中国作协机关办公地点在沙滩北街地震棚那几年，他们每天出于斯进于斯，在穿着随便的众人之中，显得是那么打人眼。灰不溜秋的火柴盒式简易楼，倘若没有他们服装的色彩，请想想看那会是多么晦暗呵，简直不像个文人所在地。所以至今每每想起当年那些简易楼的人，首先进入我眼帘的，就是穿西装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机关迁入正规办公楼舍，工作人员也比过去多了，穿中装的文人，穿西装的绅士，似乎反而不再多见。真的是时过人非呵。
当然，我也想起自己的穿着，由于曾经多年的体力劳动，习惯穿可随地躺坐的衣服，生活正常后穿衣仍不讲究。那会儿中国文联也在简易楼，简易楼里无卫生间，如厕得出楼，中国文联副主席、词作家晓光在我楼上，他冬天如厕有时忘记穿外衣，就来找我借棉袄披上去厕所，可能是我的棉祅太破旧了，穿过回来他总要损我几句：“看你这棉袄，油脂麻花的，还不如收破烂穿的哪！”后来我留意才知道，敢情这位晓光老弟，也是喜欢穿西装的人。前些时的电视节目播放他的专题片子，他依然是身着西装，显得非常够范儿，看来晓光蛮会穿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