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毓霜兄一样喜欢秋天。自然四季中秋天最美好，天高气爽，花繁果熟，夏天的燥热消失，冬季的寒冷未来，秋天最宜引发对人生的思考。我读“秋爽”篇中的诗篇，尽管这些短诗很有味儿，但是我更喜欢新诗集中含有人生哲理的诗篇。人过中年特别是到了老年，应该是回首来路时刻，这时的诗文大都更能启迪人。毓霜兄的诗也是如此。比如在《光》一诗中写道：“普通和伟大，简单或明了，敢于淡忘世人的评判”，这正是一个洒脱和成熟的人所应该具有的豁达开阔心胸。有的人越是到晚年，性情越变得孤独、固执，总是活在别人嘴巴里，结果活得很累、很烦、很苦。其实，人和世间景物一样，说好说坏的都会有，何必计较那些是是非非呢。诗人在另一首诗《尘埃》中说：“奔跑的尘埃，静止的尘埃，一生无名、无冕且又无声的尘埃。因为遗忘，却更真实地存在”。说得多好啊，“因为遗忘，却更真实地存在”，没有经过荣辱浮沉的人，打死也写不出这样深刻的诗句。
此外，还有《日历》《体重秤》《电灯》《电冰箱》《空调器》《风筝》《琥珀》等诗，也是蕴涵人生哲理的状物之作，都是非常精短而味浓的诗。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毓霜兄是做过大事、掌管过国营大企业的人，从轰轰烈烈状态中下来，回归到平平常常生活里，能说出这番话来起码说明他现在的心态非常之好。其实人活着不在位有多高、财有多富，真正可取和值得记忆的，还是有滋味儿的生活过程，经历过了、尝试过了就是个成功者。正如毓霜自己所说：“如最小的蚂蚁搬运最大的米粒，我来过，活过，爱过，这已足够”（《生命：来去》）。
诗集中三首“自白”诗，写得满含人生哲理，读后颇受启发。如《足球自白》中：“欢呼和失落之后，重回到场地中心，为了操纵者的欲望和豪赌，我又开始被踢”，写的是足球，其实，说的是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可怜虫，仔细想想并不少，像足球似的被当权者在名利场上踢来踢去。再如《篮球自白》中：“看都不看，理都不理，随手就把我抛弃”，同样，让我想起那些仰人鼻息的“马屁精”失去利用价值后的惨样儿。在《排球自白》一诗中诗人写道：“我虽然被重重地击打，却也很得意，因为此时是那么被人重视，又那么，被人看得起”，一幅典型的十足的奴才的贱相，被诗人描述得惟妙惟肖。从这三首小诗中不难看出，诗人在为人方面的正直、正派。在社会政治生态并不很好情况下，作为在国营大企业担任过主要领导干部的毓霜兄，在看人做事方面有如此好的品德实属不易。
在毓霜兄蕴涵人生哲理的新诗中，我想特别提提《老心态》这首短诗，这首诗内容涵盖量很大，几乎句句都饱含着诗人切身的人生体会，正如诗中所言“人生短暂看明白”。尚在位得势的人，可以想见老时状态；已经老了无官身的人，可以警示如何活得快乐。因为，不管拥有如何的官高禄厚，最后总得“苦累得失归化尘埃”。人活一辈子无论时间长短，都得是“一抔黄土与大地同在”。明白了这个道理，我想就真活明白了，对于名啊、利啊就会看淡，即使不会像毓霜诗中说的“活过百岁外”，起码也会拥有无限的“快乐”。
我年轻时做过文学编辑，业余时间也学着写过诗，就我的欣赏水平和取舍标准，比较喜欢含蓄而不费解的诗。尤其喜欢内容含有人生体悟的诗。尽管已经多年不读新诗了，由于毓霜这些新诗符合我兴趣，我就一口气轻松地读了下来。说点自己读后感想，不管对与不对，目的就是表示祝贺，祝贺诗人孙毓霜先生，秋光不老人更清爽。
2011年9月8日
换个视角看伟人
学者梁金安主编的《外国政要视野中的周恩来》，是一本很有阅读和收藏价值的好书。这本书换了一个新的视角，看我们久已熟悉的中国伟人，而这个角度又非常冷静、客观，并且具有世界视野的对比性，因此，就更让人认可和信服。这对于我们重观20世纪外交风云很有帮助。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他去世时百里长街送别的情景，至今想起依然历历在目，那肃穆、庄严、悲痛和崇敬的场面，犹如一幅优秀的画作，珍藏在我们每个人心室。这足以说明这位开国总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但是，外国人——特别是外国政界要人如何看待和评价周恩来，作为普通百姓却很少知道，这本《外国政要视野中的周恩来》，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从国际友人的议论中，了解了周恩来对世界的贡献。
作为大国的重要外交家周恩来，他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伟大人物，在外交风云多变的20世纪，他和他的各国同行一起，解决了许多重大世界问题。他们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最好的安定世界的规则。新中国和多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中苏两国对峙妥善解决，如此等等，都是在他任上完成的，那时的中国很有点扬眉吐气的气势。所以基辛格说：“他致力于他本国利益，深刻理解世界局势，是既敏锐机智又有个人魅力的政治家。”尼克松说：“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评价和赞誉都是很到位的。
过去说“弱国无外交”。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年代，当时中国经济并不算富有，军事力量也谈不上怎样强大，而外交上却很活跃很有力量。这同政治家出身的周恩来的外交谋略和务实运作不无关系，周恩来和他的后继人陈毅等，当时的外交形象在世界上非常好。现在我们的经济、军事国力，应该说比之过去要强大得许多，外交形象更应该与国力相匹配。我们期待有更多外交家，具有周恩来那样的谋略，以及他那样的外交气势。
读了《外国政要视野中的周恩来》这本书，我觉得外交家个人魅力非常重要，他们的谈吐举止有时会影响国家声誉，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却是无可挑剔的。他个人魅力中有两点特别让国际友人称道：一是言行一致，基辛格说周恩来“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正是周恩来生前常挂嘴边的“言必行，行必果”。二是平易近人，日本运动员松崎君代回忆周恩来时，她说，周总理跟她说“有了孩子，早日告知啊……”他还对其他日本友人说：“上野的森林现在还有吗？”“神田的书店街怎样了？”以这些非外交辞令达到外交效果，这是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更是他个人的外交魅力。通常印象中不苟言笑的外交官形象，在周恩来身上几乎见不到，正如法国前外交部长舒曼在跟周恩来接触后所说：“我对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陌生的，我对于中国了解得不多，对中国的语言一窍不通。然而，（跟周恩来在一起）我感到很随便自在。”
但是，在关乎国家利益问题上，在面对不友好的外交对手时，周恩来却丝毫都不让步，会用同样机智的方法，达到他的原则性表述。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悼念文章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次周恩来参加完一个国际会议，途经莫斯科时，苏联东道主给周以盛大的外交接待。在一个内屋，周坐下来与斯大林死后的政治局委员们——当时以马林科夫为首，包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共进晚餐……当两名西方记者在门口探头探脑时，他们看到周先生逐个向各位客人敬酒。但是，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他讲的是英语，这是记者们懂、西文外交官懂、但俄国人都不懂（的）语言。当周先生来到米高扬面前，这位亚美尼亚人以阴沉的声调用俄语说：‘周，你为什么不讲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周先生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现在是你学习讲中国话的时候了。’米高扬说：‘中文是很难学的语言。’周先生高兴地说：‘不要紧，每天上午到我们大使馆来，我们将高兴地教你。”这位资深美国记者和作家，从周恩来这番极富讽刺性的讲话里，敏感地意识到中俄关系开始恶化。所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周先生喜欢谈——他机智，会讽刺，难对付，思想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