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惯例，考中状元者要授予正九品京官丞事郎，差遣为签书某州（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三年后下一科进士发榜，再改授秘书省正字。文天祥回乡为父守丧三年，到开庆元年（1259）五月服孝期满，方由朝廷补授丞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弟文璧也于这一年考中进士，被授予迪功郎、临安府司户参军的官职，管理户籍和财务。
文天祥在官场上甫一亮相，就把自己推到了悬崖的边上。
九月，文天祥从家乡庐陵出发，由赣江乘船入鄱阳湖，出湖口入长江，经真州（江苏仪征）、京口（江苏镇江）前往临安赴任。
这是文天祥于当年第二次赴京。正月，文天祥曾陪着文璧到临安参加殿试，五月发榜后，兄弟俩先后被授官，因文天祥要求补行门谢礼后再赴任，便回乡等候廷旨。在京的那几个月，和此次进京后，他与弟文璧朝夕相处，下棋和诗，情意笃深，两年后文璧二十四岁生日时，还写诗感怀这一段岁月：“夏中与仲秋，兄弟客京华。椒柏同欢贺，萍蓬可叹嗟。”
陪文璧参加殿试期间，文天祥与同年及朝野友人多有交往，对守丧三年间的国政边情有了全面真切的了解。
在此期间，蒙军仗着西征纵横的霸气，于宝祐六年（1258）再度向南宋发起全线进攻。蒙军兵分三路，一路由号称“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亲自率领进攻四川，一路由宗王塔察儿率领进攻京湖，再一路命大将兀良合台自云南入广西北上。蒙哥计划以主力夺取四川，控制长江上游，继而顺江而下，与另两路大军在京湖会师，然后一举捣毁南宋的心脏——临安。
蒙哥率领的主力所向披靡，连克苦竹隘、长宁山城、青居山城，招降龙州、阆州大获城、运山城、大良山城等要地，自开庆元年（1259）二月起接连数月围攻宋军坚守的钓鱼城。而就在文天祥前往临安途中，忽必烈替代塔察儿统领的蒙军，正从黄州（湖北黄冈）沙武口突过长江天堑，对鄂州（湖北武昌）发起了攻势。
危急的边情重重地压在文天祥心上。从湖口驶入长江时，他站立船头，汹涌奔流的长江波涛，惊魂不定的南飞雁，庐山暮色，旷野上行人的疏落和驳杂野草，摄入眼帘的一切都使他感到疼痛和激愤，他不禁低吟长啸，赋诗一首：
长江几千里，万折必归东。
南浦惊新雁，庐山隔晚风。
人行荒树外，秋在断芜中。
何日洗兵马，车书四海同。
诗的调子闪烁着凄冷的秋霜，却韧持着一种信念的力量：大江东去不可阻遏，收复河山必有来日。此诗名为《题黄冈寺次吴履斋韵》，和吴潜诗韵，也有向吴潜抒发的意思。吴潜号履斋，是宁宗嘉定十年（1217）的科考状元，曾任理宗的右丞相兼枢密使，干了一年便罢相。父亲文仪安葬时，文天祥曾请他为父亲的墓铭篆盖，两人素有交情。吴潜刚直不阿，忠义爱国，早在与丞相史弥远论政事时便直言：治国的当务之急是“一格君心，二节奉给，三振恤都民，四用老成廉洁之人，五用良将以御外患，六革吏弊以新治道”。文天祥对他极为钦佩，视他为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长江历来被南宋视为抵御北兵的天险屏障，蒙军铁骑突破长江，烽烟滚滚，皇城朝野一片惊乱。而把持朝政的丁大全仍想隐瞒军情，把理宗蒙在鼓里。时任醴泉观使兼侍读的吴潜忍无可忍，向理宗具报前线实情，激愤地指出：“今鄂渚被兵，湖南扰动，推原祸根，良由近年奸臣士设为虚议，迷国误军，其祸一二年愈酷。附和逢迎，媕阿谄媚，积至于大不靖。”他进而坦陈对朝政的强烈不满：“盖自近年公道晦蚀，私意横流，仁贤空虚，名节丧败，忠嘉绝响，谀佞成风，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祸，积为宗社之忧。章监、高铸尝与丁大全同官，倾心附丽，躐跻要途。萧泰来等群小噂沓，国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勿使小人翕聚，以贻善类之祸。”奸臣当道，朝臣都忙于巴结攀附，把国家的安危早抛在了脑后，是国运日下的祸根，扭转此局面刻不容缓。
此时，理宗宠妃贾氏的兄弟、枢密使贾似道为把丁大全搞下去，趁机夺取大权，也将鄂州军情捅给了理宗。
丁大全为人险诈，贪财好色，为儿子聘妻，见其貌美竟撬为己有的丑事，理宗也听说过一耳朵，但没想到他竟敢糊弄自己，如此天大的边关危情竟也敢隐瞒不报。理宗知情后龙颜大怒，把蓝脸丞相丁大全罢免，同时下“罪己诏”安稳人心，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督师援鄂，并再次起用吴潜出任左丞相兼枢密使。
本来文天祥对此次赴京城履职，是抱着有也可无也可的心态的。为亡父守孝三年，实则二十五个月即可除服，去年八月就有人劝他给丁大全写信求官，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何必要急着做官呢？吉州知府也曾想出面代他申请，也被他谢绝。他曾对吉州通判陈卨说，自己自幼努力学习，参加科举考试，并非为了升官发财，只想切切实实为国家做些事情，自命“以孝悌忠信为实地，以功名富贵为飘风”。在他看来，如今官场在丁大全这些人的把持下脏浊腐朽，如何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弄不好反玷污了自身清名，还不如在家读书，求得个内心清静的好。
文天祥到达临安，得知吴潜再任左丞相兼枢密使，顿时喜出望外，情怀大开。他马上给吴潜写了一封贺信，信中说：“以进士为名臣，两朝倚重；以儒宗为宰相，四海具瞻。天启圣衷，国有生气。”丁大全这样的奸佞擅权多年，而今以你吴潜这样的人出掌枢要，让人顿生揭开乌云阴霾，见到青天白日的清新舒畅。文天祥以“瞻依有素，慕恋惟深”的感情写道：你吴潜“光大而直方”，人们“皆知其清明”，你上任“举海内望其风采”，“公卿大夫，交笏相庆；儿童走卒，举手欢呼。顾中外不谋同辞，在古今未始多见”。这与其说是恭维的溢美之辞，不如说是文天祥痛快地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
恭贺之余，文天祥也提出了希望：“今言路之不通，最为天下之大弊。缙绅以开口为讳事，城阙以游谈为危机。如人一家，情睽离而众侮起；如人四体，气壅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类诸此。枰更子改，柁转舟移。惟从众谋，可以合天心；惟广忠益，可以布公道。尽解群疑众难之会，克有荣名成功之休，其惟我公，望在今日。”从众谋，广忠益，推行公道直道，开一代朝政新风，增强民族凝聚力，文天祥对此满怀热切的期待。
“喜当风云际会之秋，得囿天日照临之下”，此时文天祥信心十足，跃跃欲试，补行了门谢礼，向皇帝上了《门谢表》，“自揆读书，非为平生温饱之计；愿言竭节，用副上心忠孝之期”。表示要以自己的一贯志向和一己之力为国效劳。
尚未上任，文天祥便进入了角色，他针对抗击蒙军的时局，开始酝酿起草一份有关改革的奏疏，准备上奏给理宗皇帝。但就在即将上任的当口，文天祥又做了一件危及自身仕途，甚至身家性命的事。
忽必烈进击鄂州的消息传到京城，宋军匆忙组织义勇，招募新兵，在临安外围的要地增筑城堡。大祸将至的恐慌感蔓延朝野，宦官董宋臣一向专横跋扈，此时却胆小如鼠，他极力怂恿理宗迁都四明（浙江宁波），以避兵锋，说四明临海，一旦蒙军逼近可乘船避之，当年高宗皇帝就是从四明下海，避过金兀术追杀的。董宋臣的逃跑主张在朝中知情的大臣中遭到一片反对声。军器大监何子举对丞相吴潜说：“若上行幸，则京师百万生灵，何所依赖？”御史朱貔孙也说：“銮舆一动，则三边之将士瓦解，而四方之盗贼蜂起，必不可。”一旦迁都，百姓遭殃，军心瓦解。但谁都知道董宋臣是皇帝的心腹，虽是议论鼎沸，而皇帝却是木然不知，或充耳不闻。
按董宋臣的主张去做会是个什么后果，文天祥有自己的判断；董宋臣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非常清楚，民间盛传的一个段子最能体现民意，“一日，内宴杂剧，一人专打锣，一人扑之曰：‘今日排档，不奏他乐，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于丁董，吾安得不丁董？’”董宋臣与丁大全是一路货色，是狼狈为奸的一对，人称“董阎罗”。文天祥也知道，董宋臣“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要是公开反对他，尤其是到皇帝跟前同他理论会有一个什么下场，是明摆着的事。早有监察御史洪天赐要求罢免董宋臣，上奏说：现在上下穷苦，远近怨疾，唯独贵戚和大宦官得享富贵，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和这些人共天下吗？理宗非但不准，反倒罢抑了洪天赐。还有侍郎牟子才，他看到皇上召妓进宫，不敢直说皇上，便上疏道：这都是董宋臣在引诱陛下。并呈上一幅《高力士脱靴图》，以启上悟。董宋臣见之大怒，向理宗哭诉说：牟子才把陛下比作唐明皇，阎妃比杨贵妃，而把臣比作了高力士，他牟子才却以李白自居。理宗从此冷落了牟子才。
而文天祥更知道，现今外患压顶，国难深重，其最大内忧是奸邪当道，言路不通，不破此黑幕铁幕万事皆休，任何举措都成空话。
置内忧外患而罔顾，为士大夫的良知所不齿！
文天祥决心不顾个人仕途，甚至是被杀头的危险，奋而冒死一谏。正如他后来写给同僚吴西林的信中所说，自己不揣愚昧，放胆上书直谏，如果能有助于危在旦夕的宗社解难，自己得祸与否全可不计。
由于尚未就任所授官职，文天祥便以“敕赐进士及第”的身份，借奉诏献书的机会，向理宗上了一道奏章——《己未上皇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