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逝世已九百多年了。九百多年来，《资治通鉴》印行了七十余版。他的生命通过《资治通鉴》延续至今，并将永远延续下去。
《通鉴》的第一个版本，我们只能见到记载而见不到书了。司马光辞世后一个半月，朝廷敕令国子监将《通鉴》于杭州镂版印刷。这一官版没能流传下来，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浙东茶盐公使库重刻印行的，因刻印于余姚县，亦称余姚本，是足本，现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南宋一代，《通鉴》约有十余版本，但除“余姚本”是足本外，其余或非足本，或因避讳而有改动。由宋入元，元朝在大都（今北京）设兴文署，出版汉文经典，《通鉴》被列入其中。这个版本被称为元刻本。学者胡三省大概根据这个版本为《通鉴》作注，并将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散注于正文之下，这就有了元刊胡注本。《通鉴》在明代有十余个版本，但因辗转雕版，讹误较多。至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鄱阳胡克家得到元刊胡注本，据之翻印，此即胡克家覆刻元刊胡注本，是现存最好的胡注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对《通鉴》标点重印。点校的工作底本采用了胡克家覆刻元刊胡注本，吸收宋、元、明各种版本的优长和历代学者对《通鉴》的校勘成果。对《通鉴》进行标点，分段。将年份独立出来自成一行，顶格排印，并且注明干支纪年和公元纪年；年内之事每事一段，低两格排印，用“1、2、3、4、5……”标出，对“臣光曰”和所引前人的评论也独立成行，方便了读者阅读。这就是一九五六年中华书局版的《资治通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
南宋学者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就是说，从来没有一本书像《通鉴》这样有生命力。
千年兴衰史，镜鉴万万年
南宋的朱熹顽固坚持正统观，对司马光在《通鉴》中三国时期采用曹魏纪年颇为不满，但他对《通鉴》还是佩服之至的，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一三〇）意思是像吃饭穿衣一样，不可离开。怎么就不可离开呢？最早为《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说得明白：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新注资治通鉴》序）
正如宋神宗御赐之书名，《资治通鉴》，以史为鉴，目的是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写了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千年兴衰史，镜鉴万万年。因为《通鉴》是分阶段上呈的，所以宋神宗至少是看了这部书的绝大部分，甚至可能看过全部。宋神宗与司马光，一个要变法，一个反变法，政治观是对立的，并且在神宗为《通鉴》作序时，两人在刚刚是否收复绥州（今绥德）的问题上发生了正面冲突，可神宗在御制序中把司马光与司马迁并列，并热衷于在经筵上听司马光进读，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政治家的胸怀，而是他确实感到《通鉴》可以“资治”。诚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通鉴》“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可以让他“观圣人之迹”，“见前车之失”。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和臣子无不将《通鉴》作为案头必读之书。且不去说，只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而《通鉴》几伴其一生，通读了十七遍之多。华夏文化研究所《文白对照〈资治通鉴〉全译》编委会在该书《前言》中说：
毛泽东之读《通鉴》，释其起于三家分晋，寓意在“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可谓开宗明义，鉴以在上者不正，在下者肆意，事所必至，理有固然；论其迄于五代，用心在避曲笔言事，粉饰当朝，所谓“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倡以立论疑古，读书不可尽信，不可囿于人言；评其战争史笔，泼洒打天下、守天下之迹，乃政治之继续，要在取舍治乱得失，上助君王之鉴；议其褒贬明主昏君，赞前者之治国之道、用人之术，警后者之庸聩乏能，误国误民。凡此种种，论述犹多，究见其读《通鉴》，旨在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用古为今。
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一九五六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上。略举两例：
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第2131页，原文讲的是刘备出征在公安，法正全权留守首都，他睚眦必报，“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要诸葛亮向刘备反映，遏制法正权力，诸葛亮说，“主公”现内外交困，“法孝直（法正字）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无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毛泽东写批语曰：“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卷七十一《魏纪》三第2241页，讲的马谡失街亭的事，毛泽东批曰：“初战（诸葛）亮宜自临阵。”卷七十二《魏纪》四第2268页，讲太和五年（370）六月，诸葛亮“因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郃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毛泽东批曰：“自街亭败后，每出，（诸葛）亮必在军。”
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根据《通鉴》改编的，把《通鉴》中所载历史事件归纳为二百三十九个题目，将分散在各个时间段的史料集中起来，按时间顺序连缀成篇。毛泽东读此书（清光绪戊戌年 湖南思贤书局校刊本），也有不少批语。在卷二百二十七《后梁灭唐》第48—50页，就有好几段批语，如：“康延孝之谋，李存勗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李绍宏等）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生子当如李亚子（后唐庄宗李存勗小名）”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批准杀了两个老红军出身的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此案被称之为新中国反腐第一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1]
千年伟人毛泽东对《通鉴》的痴迷说明，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人民领袖，都离不开历史的镜鉴，而《通鉴》是一面使用起来非常便捷的“镜子”。正如毛泽东在与吴晗谈话时所说的：“《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2]
《通鉴》写的是中国史，但从问世起就受到邻国的重视。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高丽使者来华，就提出购买《通鉴》，可能因为保密原因，被宋廷婉言谢绝。但大约在两宋之际，《通鉴》还是传到了亚洲诸国，尤其是在日本引发了“通鉴热”。上至天皇、幕府，下至诸藩及其弟子，无不读《通鉴》，幕府末期还成立了专门的“通鉴会”。明治天皇即位后，《通鉴》成为他的必读书，每月定时讲习，他无疑从中汲取了政治智慧。
《通鉴》的主题是一个礼字，写的是历史，讲的是政治，然而，《通鉴》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绝不止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它可谓编年史之巅，让后人高山仰止。
编年体之巅，后继者连绵
明代学者胡应麟说：“自司马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鉴》之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史书占毕》）什么意思呢？汉、唐及之前的历史，因有司马光的《通鉴》而记得清清楚楚，而以下的历史，因没了司马光而懵懵懂懂，总之，他认为《通鉴》是空前绝后的。的确，《通鉴》是编年体史书的巅峰之作，空前毫无疑问，绝后则要从两方面来看：从《通鉴》引发了编年体史书的写作热，后继者连绵的情况来说，它没有绝后，只可惜后续者只有望尘之憾；而从学术成就上说，因后世没有一部编年体史书可与之比美，可谓绝后也。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左丘明的《左传》。在司马迁创纪传体史书写作之前，史书基本都是《左传》式的编年体。《史记》的问世，使《左传》式的编年体相形见绌，日渐式微，几至绝迹。《左传》式的史书以年月为次，好处是时间脉络清楚，不足之处是记事过于简略，可读性较差。司马迁的纪传体，在书首设“本纪”，用编年体简要记载一朝的大事，用“书”（班固修《汉书》时改为“志”）来介绍一朝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军事工作，而把“列传”作为主体，生动地记叙传主的生平事迹。纪传体史书保留了《左传》的优长，又完整地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历史人物，可读性很强，所以很快取代了《左传》式的编年体，成为正史的标准写法。在司马光编纂《通鉴》前，已有“十七史”（加上《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应为十九部）之说，均为纪传体。
煌煌十九部正史，可宋神宗却在《敕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成事》的嘉奖令中说：“史学之废久矣”，怎么回事呢？第一，科举考试只考经义而不考史学，以至历史无人问津；第二，十九史卷帙浩繁，一千六百余卷，正文及其注洋洋三千余万字，一般人根本没有可能读完，更别说日理万机的帝王和身负重任的大臣了（恰恰他们是最需要了解历史的）。《通鉴》问世前，历史学家如凤毛麟角，但大多也只读过《史记》和前后《汉书》等名著，对汉以后的历史也是懵懵懂懂。就是在“史学之废久矣”的背景下，司马光主动挑起了振兴史学的重担。
要振兴史学，是否能吸引读者是个关键。正史之所以逐渐失去读者，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字太长了，而文字太长，是因为同一件事往往在“纪”、“志”和相关多人的“列传”中重复记载，且时有互相抵牾之处；另一个原因是“列传”中的人物固然生动，但时间概念比较模糊，让人不容易理清历史事件发生、演变的时间顺序，难以认识事件的全貌。早在东汉，荀悦就认识到了纪传体史书这一缺点，便将班固的《汉书》改编为编年体的《汉纪》，八十万字的《汉书》被浓缩为八万字，其内容虽然几乎全部来自《汉书》，没有增加新史料，但因为叙事简洁、脉络清楚而受到欢迎。如宋神宗，他也许没有读过《汉书》，但肯定是看过《汉纪》的。但《汉纪》并未给编年体带来生机，直至唐代，高峻编了一部名曰《高氏小史》的编年体简明通史，将《史记》到《隋书》等十五史浓缩为八十卷，少年司马光就是读这部书爱上了历史，也是直接受这部书的启发而萌生了振兴史学的豪情壮志。
《通鉴》受《汉纪》和《高氏小史》的启发而修，但如果不超越他们，一样会湮没无闻。宋神宗在对执政大臣谈《通鉴》时说，超荀悦《汉纪》远矣！司马光超越的地方，就是他创新的地方，就是《通鉴》的生命力之所在，就是奠定其顶尖史学家地位的基石。
在第三十章《书局在洛阳》，我们已经介绍了司马光创造的先编“丛目”、再写“长编”、最后定稿的三步法，这一方法已成为编年体史书的编撰圭臬。创造一种编撰方法无异于发明一种新工艺，很了不起，而学术上的创新则更让人茅塞顿开，受益无穷。
首先，《通鉴》告诉我们，在纪传体正史的基础上再撰编年体通史，不是简单地浓缩和重新编排，而是一种再创作，不仅可以大大缩小篇幅，而且可以增加容量。《通鉴》将十九史浓缩为三百余万字，却增加了许多新的史料。《通鉴》中，唐、五代部分有约二分之一的史料是正史和现存史书中所未见的，而被他引用的这些书籍今天多已亡失。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曰，《通鉴》“网罗繁富，体大精深，为前古之所未有”。史学界历来有“不熟读正史，未易决《通鉴》之优劣”的说法，同时有“读正史不可不兼读《通鉴》”的说法。
其次，《通鉴》告诉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即使是经典名著中所载的故事，也要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司马光在编《通鉴》的过程中，发展完善了考据学，其派生书《通鉴考异》是我国第一部考据学专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家无不采用了考异之法。
其三，《通鉴》突破了孔夫子的“春秋笔法”，不“为尊者隐”，暴露昏君之丑行毫不留情，对明君之失误也秉笔直书，对农民起义虽依旧称之为“寇”、“贼”，但大抵能够客观描述；对分裂时期的政权，不论大小强弱，不分正统、僭伪，一视同仁。这在史书写作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