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司马光逝世，高太后“哭之恸”，小皇帝也跟着流泪。但他死得不是时候，正逢朝廷举行明堂大礼，即皇帝三年一亲郊的祭天仪式，皇考要与天一起接受大享。明堂大礼是封建王朝最大的吉礼，岂可哭哭啼啼而坏了吉相，所以只能暂时把司马光冷在一边。
宋朝第三位“文正”
明堂大礼一结束，高太后和小皇帝亲往司马光府邸哀悼，辍朝，赠其太师，封温国公，赐一品服，谥曰“文正”。朝廷赠银三千两，绢四千匹，龙脑、水银以敛，录其亲族十人为官，派户部侍郎赵瞻和宦官冯宗道护灵柩回夏县安葬。
宋代士大夫享受的哀荣，司马光也许仅次于开国元勋赵普，他死后被封韩王，司马光的温国公比他低了一级，但他的谥号“文正”却是至高无上的。案谥法，“文正”是人臣的第一美谥。此前，北宋获此殊荣者仅名相王曾、参知政事范仲淹两人，司马光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
他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见王安石了。王安石比他早走四个多月，当时司马光担心“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建议“特宜优加厚礼”，虽赠其太傅，但没给谥号（哲宗亲政后，才谥曰“文”），没给助葬银、绢，更无龙脑、水银以敛，只是“命所在应付葬事”，就是让江宁府看着办。如果真有阴曹地府，如果他们真的相见，王安石起码是少了一个称谓。古代对人的称谓，一般不直呼姓名，或姓加字，或姓加号，或姓加官职，或姓加原籍地，对死去的人，一般是姓加爵位，姓加谥号。司马光可称“司马温公”、“司马文正”，而王安石因没给谥号，只能称“王荆公”（可称“王文公”是哲宗亲政以后的事）。少了一个称谓，他会否感到惭愧？其实，剧场的喜怒哀乐，演戏的，看戏的，动的都是自己的情，而非死人的情。王安石晚年向佛，早把浮云看淡。司马光认为人死神形分离，其形与黄土木石无异。在论天堂、地狱时，他曾引用唐代庐州刺史李丹的名言：“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在保守派看来，司马光该上天堂，王安石该下地狱。如论如何，他们是不可能相见于九泉了。
地上无神鬼，尽是人在闹。做死人的文章是给活人看的。司马光的丧事办得越隆重，就越能表明朝廷对废新法复旧法政治路线的肯定。《长编》卷三百八十七曰：司马光逝世后，“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吊，时画工有（因此）致富者。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宋史·司马光传》更说京师百姓“鬻衣以致奠”。溢美之词，姑妄听之，但肯定是会有人如丧考妣的，他们的既得利益曾经被王安石的新法所损害，司马光帮他们夺了回来，真乃重生之父母也！司马光的画像是戴帽像，聪明的商家按其式样做成“温公帽”，与“东坡巾”（苏轼的头巾）一样成为畅销品。
在夏县鸣条岗，司马光墓从元祐元年（1086）十月开修，征调陕、解、蒲、华四州民夫，耗工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三个，于十二月墓室修成。二年正月归葬后，朝廷又拨银二千两为之建神道碑，哲宗亲篆碑额曰“忠清粹德之碑”，令苏轼撰、书碑文。征调百工，历时七个月，修成神道，碑高约二丈，碑亭高五丈余。
保守派把司马光描绘成了万民拥戴的圣人，但在治丧时也摆脱不了王安石的阴影。按司马光与范镇“生前作传，死后作铭”的约定，范镇为之作墓志。铭中有如此一段：“在昔熙宁，阳九数终，谓天不足畏，谓众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乃裒顽鞠凶。”请苏轼书石，苏轼看后说：“二丈之文，轼不当辞。但恐一写之后，三家俱受祸耳。”“卒不为之书。”[1]王安石逝世时，苏轼没有拒绝起草赠其太傅的敕书，现在却拒绝为司马光的墓志铭书石，怕的是“裒顽鞠凶”这四个字。把追随王安石变法的人统统说成“顽”、“凶”，一篙子打翻一船人，合适吗？现在新法已经被废了，变法派被逐了，还如此不依不饶，借死人来发泄仇恨，逞一己之快，就不怕物极必反吗？苏轼不想将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他撰写的《司马温公行状》和《司马温公神道碑》中，没有一句话刺激王安石，只是从正面将其神化。神道碑文把边境打胜仗和黄河北流入海，统统归结为：人主“尚贤”而“用司马公以致天下士”，“是以自天佑之”。“公，仁人也。天相之也。”然后，他煽情地写道：
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义自结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农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国知之可也，九夷、八蛮何自知之？方其退居于洛，渺然如颜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泽，其与民相忘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汉，如家至而日见之。闻其名者，虽愚无知如妇人、孺子，勇悍难化如军伍、夷狄，以至于奸邪小人，虽恶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敛衽变色，咨嗟太息，或至于流涕也……此岂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动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诚一德，其孰能使之？
（《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三九》）
苏轼不愧是文章圣手，撇开墓主与王安石斗争的政治实践不写，而大肆渲染其巨大影响，欲避日后之祸。然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块神道碑不仅与苏轼等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司马光身后九百多年荣辱的见证。
洛、蜀、朔三党恶斗
在司马光尸骨未寒时，其麾下斗士之间的不和就显现了。当时，苏轼从明堂赶到司马光家，恸哭不止，程颐制止说，孔子曰，是日哭而不歌。明堂大礼是吉礼，不该哭。苏轼反驳说，夫子说哭而不歌，未说歌而不哭！两人竟为此争吵起来。程颐按古礼为司马光安排丧事，要以锦囊裹尸，苏轼讽刺说：还差一样东西，得塞一信物给阎罗大王。这些乍看是小事，但是两人不同的性格和学术观点的反映。老实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只因为反变法，才一起站到了司马光的大纛下。现在，司马光不在了，你是谁呀？
苏轼讨厌程颐食古不化，不近人情，程颐则嫌苏轼恃才傲物，近乎轻狂，终至于势不两立，形成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河南人）、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四川人）。司马光的神道碑刚立起来不久，程颐门人、洛党的谏官贾易、朱光庭就弹劾苏轼主持考试所出之题是讽刺仁宗和神宗。蜀党的御史吕陶反攻贾、朱是滥用台谏官职权，假公器以报私仇。贾易接着弹劾吕陶与苏轼兄弟结党，并且把文彦博、吕公著也扯了进去。高太后大怒，将贾易贬知怀州。崇政殿说书程颐是哲宗小皇帝的专职老师，迂腐地要哲宗与之执师生礼，御史胡宗愈、谏官孔文仲乘机弹劾他“汙下险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程颐于是被罢，出掌西京国子监。
在蜀党、洛党斗得不可开交时，一个势力最大的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的朔党（河北人）崛起了。这是一个更加极端的党派，梁焘开列蔡确奸党四十七人，王安石奸党三十人，一律撤职流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谁要态度温和一点，就把谁当作敌人来攻击。原首相蔡确被保守派列为头号奸臣，被贬到安州（湖北安陆）编管，游车盖亭时赋诗十首。他年轻时曾向吴处厚学赋，任首相后，吴处厚找他要官未果，因此结仇，现在见到其车盖亭诗，便弹劾其诗是讥讽高太后。蔡确奉旨自辩，已解释明白。朔党成员却说，讥讽的事实清楚，无须解释。尤以司马光的高足刘安世态度最为激进。首相范纯仁对高太后说：“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窜诛大臣。”刘安世竟弹劾范纯仁也是蔡确一党。最后，蔡确被流放兴州（广东新兴），死于贬所；“宰相范纯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缘是去”[2]。此前，宋朝被流放岭南的宰相只有卢多逊、寇准、丁谓三人，且都生还，仁宗以来六七十年再无此事。王安石当政时，对反对派最多也不过是投闲置散，未曾流放大臣于岭南。范纯仁担心，此例一旦重开，后果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