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阳春三月，开封的春色与三十三年前司马光金榜题名时几乎别无二致，但他的心情却恍若隔世了。当年，他与“同年”一起郊游，吟出了“宋玉虽能赋，还须念景差”的诗句，寄托着对大宋江山的无限热爱。而如今，青丝变成了白发，眼睛里仿佛有几只蚊子在不停地飞来飞去，看什么都模糊起来，牙齿也残缺不全了。朝政越来越让他失望，但他反变法的斗志却愈挫愈坚。
三月二日，他刚看了王安石给他的回信，气得不停地在书房里转圈，他膝盖上的疮还没有全好，走起来一瘸一拐的。“这个王介甫！这个王介甫！”司马光大声地自言自语，惊动了在后院的张夫人。她走进书房，劝道：介甫是夫君的老友，何必如此动气？不错，他们是老朋友，“嘉祐四友”之间是何等亲密啊！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极其推崇，请他为伯父写墓志；王安石也对司马光的德行风节心悦诚服，要儿子选住处要与司马光当邻居。据《宋稗类钞》卷八：熙宁中，神宗召王安石，问，安石来否？其子王雱说，父亲不敢不来，但还没找到住处。又说，住处何难？王雱说，不然。父亲交代，“欲与司马十二丈（司马光）卜邻，以其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也。”然而，两个好朋友在生活习惯上弄不到一块，王安石不讲卫生，不计较饮食，在笔墨纸砚上却特别讲究，司马光有什么纸就用什么纸，而王安石只用小竹纸，别的纸一概不用，这些都可以互相包容，问题是在学术上在政见上两个人变得势不两立了。司马光从桌子上抓起王安石的回信，说，他竟然称变法是行孟子的仁义之道，简直是辱没孟子！我把他当朋友，给他写了三千多字，他全给戗回来了……
《与王介甫书》——讨伐变法派的檄文
司马光所说的三千余字是指二月二十七日他写给王安石的第一封信[1]。从上章我们知道，这一天，神宗派宦官刘有方来慰问司马光，他还收到了韩琦派人送来的亲笔信。在给韩琦回信后，他写了《辞枢密副使第六劄子》。写罢劄子，他觉得皇上之所以对变法愈来愈坚定，是因为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决定以老朋友的身份给王安石写信，规劝他改弦易辙。他知道王安石与他一样固执，但还是想试一试。
王安石自任参知政事后，办公地点由学士院搬到了政事堂，司马光与他就再也没有在朝堂外见面。所以这封信的开头说：“光居尝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是以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解释完原因，回忆昔日交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先后同为群牧判官、知制诰、翰林学士），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愧多闻，至于直谅（正直、诚信），不敢不勉，若乃便辟（谄媚）、善柔（阿谀）、便佞（逢迎），则固不敢为也。”
引经据典是司马光行文的一贯风格，这里所引孔子的话出自《论语·季氏》。“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向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写希望是为了说失望，希望值越高，失望感越强。“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
接着分析“用心太过”：自古圣贤治国，“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养民“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蠲免欠赋）也”，而你却把这些当成“腐儒之常谈”。“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言利之人，骤得美官，而“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又派遣提举常平使者，先推行青苗钱，次行助役法，次行农田水利法，所派虽选择才俊，但其中有“轻佻狂躁之人”，他们欺压州县，骚扰百姓，引起“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青苗法）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顾市佣而使之（助役法）。”以上三者，常人都认为不可以，独你介甫以为可以，“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也”，这就是我说的“用心太过”。
为啥说你“自信太厚”呢？自古人臣才智出众，无过周公、孔子，即便周公、孔子也未尝无过，无不虚心求教。你介甫虽是大贤，能超过周公、孔子吗？无论是在皇帝面前议事，还是朋友在私室讨论，你都“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与你的意见稍有不同，你不等人把话讲完，“或垢詈（臭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这就是我所说的“自信太厚”。
指出两大问题之后，接着上纲为违背了孟子、老子之道。孟子主张仁义，而你推行均输法，“欲尽夺商贾之利”；推行青苗法，收取利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老子主张无为，而你尽变祖宗旧法，“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至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何介甫总角（童子头上之发髻）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指吕惠卿）之谋乎？”
批完了，下面解释他二月初起草的那个对王安石辞职报告的批复（见上章）：“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义责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其辞虽朴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接着坦白地通报了自己坚辞枢密副使的原因，就是要撤销条例司，召回常平使者，但“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
终于说到写此信的目的：“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是泽天下还是害天下，你选择吧！
信写到这里，本应该结束了，但似乎是怕王安石为顾全面子而不肯废新法，他讲了一通君子闻过则改的大道理。接着再次强调两人的关系是君子和而不同：“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也。”和而不同，很好啊！可他来了一段刺激性十足的结束语：“国武子（春秋时齐国大夫）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垢詈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信送出后，司马光是准备王安石或不予理睬，或痛骂侮辱的，未料王安石不仅回了信，而且语气非常温和，他以行孟子的仁义之道为变法辩护，指出司马光所说的使“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情况不存在。这让司马光大为光火，出现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他不顾膝盖生疮的疼痛，连夜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2]。
《答司马谏议书》——回击保守派的宣言
将孔孟并列，称孔孟之道，是王安石变法以后的事。在变法之前，孟子的地位低下，连在文庙配享孔子的“权利”都没有。宋以政变篡位，无以言忠，便以孝治天下，所以在文庙中配享孔子的是仁的代表颜渊和孝的代表曾参。孟子得以进文庙配享孔子，得益于王安石和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孟子被封为邹国公，进文庙配享孔子，位居颜渊之后，曾参、子思（孔伋）之前。在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与王安石论战时，认真研究过孟子的也许只有王安石。王安石“著《〈淮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极其推崇孟子的民本思想，作《孟子》诗曰：“沉魂浮魄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而司马光是所谓“纯儒”，尊孔而轻孟，此前他还没有认真读过孟子。他写《疑孟》是在十几年后，即他逝世前四年，是为了批王安石。
所以，司马光在第二封信中说：“光虽未尽晓孟子，至于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王安石在回信中没有与之辩孟子，只说新法使“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不是事实，司马光回应说：“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青苗钱），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于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搜刮）民之膏泽，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把问题推给自然灾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