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可以说是精英治国的朝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之高空前绝后。赵宋的皇冠强取于后周的孤儿寡母之手，为防止他人仿效，同时鉴于五代实行武人政治，致使兵连祸结的惨痛教训，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文臣知州事等举措，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公开宣布“与士大夫治天下”，而且规定了不杀读书人和言事者的祖训。宋朝大兴科举，不问门第贫富，考取即授官。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录取率是唐代的数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宰相须用读书人”（太祖语），历任宰相都是进士甲科出身。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历史性进步。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优养，使历数千载的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涌现了灿若星河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唐宋八大家，六个在北宋，且与司马光同时代。与他同时代的还有被称为道学“北宋五子”的著名思想家周敦颐[2]、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著名教育家胡瑗，著名科学家毕升、沈括，诗词名家更是难以数计，总之是人文荟萃，济济焉，浩瀚焉。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历任皇帝几乎都是书法家，有的还是诗人、音乐家、画家，文臣与皇帝唱和诗词，交流艺术，歌舞升平，其乐融融。
然而，重文抑武在带来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同时，却让宋朝患了软骨病。自赵光义收复幽州遭高粱河（今北京市内）之败后，宋便一蹶不振，再无国威军威可言。真宗赵恒畏敌如虎，在军事占主动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盟誓”，每年对辽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二年九月，又增岁赐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合计五十万），不久后宋仁宗又承认了由节度使独立的西夏的国家地位，丢失大片土地，“岁赐”银、茶、绢二十五万五千（两、斤、匹）[3]。开始，士大夫除少数佞臣外，普遍都有耻辱感，但随着真宗伪造天书、东封泰山、西祀后土、大兴宫观的闹剧开演后，士大夫从中得到了苟安的“红利”，许多人就反过来为花钱买平安制造理论根据了。时间一长，身在耻中不知耻，形成了一种苟安文化。士大夫在歌舞升平中挥麈清谈，尽情享受。但辽国哼一声，宋就发抖；西夏一挑衅，宋就慌神。可惜危机一过，又复苟安。
苟安文化的基础是苟安的物质利益。真宗写《劝学诗》，公开以“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来诱人读书。读书——当官——发财，是皇上指引的阳关大道。官员特别是高官的俸禄、赏赐优厚。宋代不禁止土地兼并，官员余钱主要投资田产，所以大地主几乎可以与大官画等号，即便本人不是大官，其父辈、祖辈必有大官。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日子太好了，要什么改革？要什么收复失地？到仁宗时，宋朝建国已近百年，沉疴在身，积重难返，最突出的问题是“三冗”：冗官、冗费、冗兵。“三冗”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国家穷，平民穷，而大官僚地主富得流油。面对危机，范仲淹曾主持“庆历新政”，改革首先从冗官开刀，仅此一举，就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仁宗妥协了，新政如昙花一现，刚刚起步便无疾而终。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是在这期间高中进士，走上政治舞台的。
脱离了这幅北宋风俗画，就读不懂士大夫阶层，也就读不懂司马光和王安石。
他俩都以天下为己任，面对宋廷这个“病人”，都坚信自己是最好的“医生”，坚信只有按自己开的“药方”才能挽救朝廷。但两人开出的“药方”正好相反。
王安石要变法。南宋朱熹说：“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程颢）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所变更者，东坡（苏轼）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4]当时改革是大势所趋，王安石是一颗最耀眼的政治、学术新星，不只是程颢、苏轼，包括后来成为保守派中坚的吕公著、韩维等人开始也是支持变法的，但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就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拼死反抗，这一点王安石早有牺牲的思想准备，其他人却没有这个准备。而王安石的新法确实有些超前，如青苗法用金融借贷扶持贫穷农户，市易法用金融借贷扶持中小商户，这些都带有资本主义性质（黄仁宇语），把俗儒们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王安石是要抑制大地主、大商人的兼并。于是乎，原来拥护变法的也倒向保守派，加入反变法的行列。他们联合宗室、后党向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施加压力，神宗让步了，变法派分裂了，王安石最后被外放金陵赋闲，但新法大多坚持下来。
按王安石的说法，“始终言新法不便者，司马光一人也”。不可否认，司马光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但他不是那种靠兼并而富甲一方的豪强地主，而是一个学者。正因为此，他被保守派推到了旗手的地位。他固然是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更是一个礼治的殉道者。他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变法前，他对社会弊端的抨击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因为现实不符合他礼治理想；而变法开始后，他反对变法又比谁都积极，因为变法与他的礼治理想背道而驰。礼治的核心是等级制。与许多所谓纯儒一样，他企图在维持原有利益格局不变的前提下，靠皇帝和朝臣的道德示范和用君子、贬小人，达到等级有序、上下相安的太平盛世。他打着礼治的大旗，不经意间却为兼并辩护。所以王安石写《兼并》诗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在王安石变法时，他拒绝了神宗任以执政大臣的“收买”，辞掉了枢密副使这个士大夫梦寐以求的职务，最后到洛阳完成了他的《资治通鉴》。神宗逝世，高太后垂帘。奉高太后之召，他一手高举着反变法的旗帜，一手紧握着礼治之剑，杀气腾腾地回朝执政。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一年多时间就闪电似的废掉了新法。可惜，他的礼治之剑已锈迹斑斑，本人已病入膏肓，废新法废成了一锅“夹生饭”。
“文革”中“评法批儒”，司马光被作为儒家，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硬是把他们纳入儒法斗争的轨道。其实，他们都是儒家，其分歧不在儒法，而在对儒家经典的不同界定和解读，在如何发展儒学才能使之适应社会需要。王安石崇孟（子），司马光《疑孟》崇扬（雄）；司马光注古本《孝经》，王安石处处质疑。王安石吸收诸子百家的合理成分，完成了“荆公新学”，成为北宋之宋学中最大的学派，而司马光则成为“道学六先生”之一。他们的学术论战不仅与变法反变法的实践相始终，而且先于其前，延于其后，乃至于今。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逝于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晚走四个多月。从表面上看，王安石死在失败的挽歌声中，司马光死在胜利的凯歌声中，其实他们都是在忧愁中带着遗憾走的。王安石之憾自不待言，司马光何忧？“元祐更化”前途未卜也。他们没有一个是赢家，给我们留下两个殉道者的故事，留下一场没有演完的时代悲剧。他俩逝世后仅四十年，北宋灭亡了。
对中晚期的北宋来说，不敢说改革就一定能复兴，而不改革则注定要灭亡，对改革进行反攻倒算必然加速其灭亡。
本书不是第一本写司马光的书，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我的司马光，而避免重复他人的司马光。
我的司马光是北宋特殊政治、文化氛围中的司马光。比如，常有人说，宋代士大夫最有气节。不错，但可别忘了，那是因为有“不杀读书人和言事者”的政策兜底。司马光以气节名世，屡与皇帝当面斗气、顶牛，若非北宋，不可想象。他是北宋社会风俗画的一部分，只有在这幅画中他才是“真”的“活”的。
我的司马光是一个以帝师为己任的司马光。“国之治乱，尽在人君”，是他政治观的核心，本着“责君严”和君臣相反相成、以成皇极的为臣之道，他几乎总是在“责君”。他官历四朝，仁宗、英宗、神宗，他都“责”了，唯有哲宗小皇帝和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例外（恰恰是哲宗亲政后否了他的“元祐更化”）。即使在与王安石的搏杀中，也重在劝谏神宗。至于《资治通鉴》则事事着眼于教育皇帝。因此，他即使在著书立说时，也始终处于社会矛盾的冲突之中。
我的司马光是俯视下的司马光。好比一座雕像，仰视只能看到正面而看不到反面，只能看到表面而看不到里面。雕像是经过艺术处理的，有人仰视后自己也当开了化妆师和整容师，于是一个“高、大、全”的司马光出现在神坛上，而真实的司马光远去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对历史人物哪怕是明君贤臣也始终是俯视，而且手里拿着一把解剖刀。我写他，当然首先要向他学习。
因此，我的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顶尖历史学家，一位私德高尚、献身礼治理想的保守思想家，一位鞠躬尽瘁但不及格的政治家（更确切地说，是不及格的宰相）。这也许会让某些人感到不快，但观点可以争论，事实没法改变。司马光逝世后，有人对其高足刘安世说：“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刘安世回答说：“学术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图回四海者，未敢以为第一。盖元祐大臣类丰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帷，用则前无古人矣。’”[5]事实上，当宰相是司马光人生悲剧的高潮，不仅是因为“廉于才智”吧？
宋代营造了知识分子的“天堂”，而升入“天堂”的人们却亲手毁掉了这座“天堂”。不亦悲乎！
[1]刘志清：《司马光修史独乐园》，远方出版社，2004。
[2]本名惇颐，南宋为避光宗讳，被改为此名。
[3]《长编·卷一五二·庆历四年十月己丑》。具体数目为：岁赐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进奉乾之节（宋仁宗生日）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贺正（元旦）贡献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冬至）赐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及赐元昊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二千匹。
[4]《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本朝四》。
[5]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第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