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五年（851）将近年底的时候，李商隐到达成都，以东川节度判官、侍御史的身份参与推狱。案子不复杂，处理得很顺利。公事办完，西川同僚少不得带领李商隐观光游览一番。
成都的名胜很多，武侯祠离驿馆最近又最有名，商隐早就盼着前往瞻仰。他在《筹笔驿》诗中曾说：“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现在身临其境，可真得好好瞻仰吟咏一番了。
他的吟咏以武侯庙古老苍劲的柏树为题，其中最精彩的两联，一是“大树思冯异，《甘棠》忆召公”，颂诸葛亮是支撑蜀国的大树，其恩惠久留民间。一是“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双关当年刘蜀的灭亡和今日李唐国运的危殆。[1]
也许当日游玩别的景点或聚饮酒肆歌楼，李商隐还写过一些诗，但似乎都没有流传下来。
但有两首应酬诗，商隐是用心作的，其中不但说了许多阿谀奉承对方的话，而且为讨好对方而不惜贬抑内心深为景仰的故相李德裕，它们却赫然保存在商隐的诗集里，成为他平生创作史上抹不去的一块污点。
这就是商隐写呈杜悰的两首五言四十韵的排律。
杜悰何许人？他和杜牧是堂兄弟，都是中唐宰相杜佑之孙。其父杜式方，与杜牧之父从郁是亲兄弟。式方官做到桂管观察都防御使，而杜悰本人则是宪宗长女岐阳公主的丈夫，也就是皇帝女婿驸马爷。当时皇帝爱在贵戚大臣家选驸马，一般年轻人怕皇家规矩大，更怕受公主的气，多辞疾不应，独杜悰愿意。于是，他从驸马都尉一路做上去，到会昌年间，竟攀上了宰相的高位，还加了左仆射的荣衔。大中初，出镇西川。与柳仲郢一东一西，是西南边疆的两大节镇。
那么，李商隐与杜悰有何关系，而商隐可以称他为兄呢？
原来，杜悰之父式方所娶妻子李氏，乃是商隐从祖李则的次女。杜式方由此与商隐的父辈有了一层亲戚关系，这也就是商隐称杜悰为“杜七兄仆射相公”的根据。当然，这关系其实是很疏远的。
这里，我们不必细讲二诗的华词丽句，不必细数其中所用的典章故实，仅看看那长长的题目就能大致明白其内容。
第一首题为《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也可简称《五言述德抒情诗》，而把此下的话视为诗的小序。
“述德”，述谁的“德”呢？当然是此诗的接受者杜悰及杜氏祖先之德，即用典雅的辞藻叙述杜氏家族的辉煌历史。这样，商隐攀亲沾故地称杜悰为“七兄”，也就与有荣焉。当然，实际上李商隐心目中更重视的还是他的头衔“仆射相公”——杜悰不但是驸马，不但是西川节度使，还曾做过宰相和左、右仆射，可谓位高权重，背景深厚。
所谓“抒情”则与“述德”分不开，除了歌功颂德时表现得诚心诚意、满含感情外，主要就是叹息自己的偃蹇并请求援手——诉说一个穷亲戚的困厄罢了。
光是“述德”还不要紧，问题在于杜悰乃是党争中人，是牛党的中坚。会昌年间，他担任宰相，不可避免地在政见上与李德裕发生冲突，实际上是处处与李德裕对着干的。比如会昌三、四年（843、844）的平泽潞战争，杜悰就和李德裕态度截然不同。他是同情叛镇，主张姑息的。若不是唐武宗和李德裕力排众议，这场维护朝廷权威的战争很可能半途而废，藩镇气焰将更加嚣张。在朝廷一系列事务上，杜悰也总与李德裕扞格不合，后来就被罢免了宰相之职。
以前，李商隐从大局着眼，一直赞同李德裕。在为李德裕《会昌一品集》拟制序言时，就态度鲜明地肯定了李德裕的御边和平藩之功。然而，现在却要来为杜悰歌功颂德，他可怎么说呢？难啊。
其实，也没人非要李商隐给杜悰写诗不可。向杜悰献诗完全是商隐主动所为。他干吗要自找麻烦，做这颇为难办的事呢？
现代人根本想不通，一个真正淡泊宁静的古人也会想不通。
但李商隐偏偏就这么做了。可能他觉得自己来到成都，东川早就有文书向西川通报过，自己也曾致信杜悰，而且自己也的确希望拜会杜悰，无论于公于私都有利无弊。既拜会就不能空手，土仪礼物固不可少，但若献诗一首，虽是秀才人情，分量却更重也更雅致。何况，这是自己的拿手，是谁都知道的。献诗还有个好处，就是有些话当面不好启齿，用诗来表达，就婉转含蓄，不那么难为情了。
然而，写诗也有难处。杜悰会昌年间的罢相，该咋说呢？不说行不？恐怕不行。那可是梗在杜悰心里的一大怨结呀。用些美丽抽象的空话搪塞过去呢？当然可以，但歌功颂德可就不到位不带劲啦，没说到痒处呀！
这真难住了商隐。一向最善措辞的商隐执笔踌躇了半天，狠狠心写下了这么几句：
率身期济世，叩额虑兴兵。
感念崤尸露，咨嗟赵卒坑。
倘令安隐忍，何以赞贞明？
恶草虽当路，寒松实挺生。
人言真可畏，公意本无争。
把杜悰反对平泽潞之战，从爱惜民力的角度来阐发，未尝没有道理。打仗要费钱财，要死人，为国力所难支，这也是会昌当年大多数持不同意见者摆上桌面的理由。再从出于公心挺身而出的角度描述杜悰，就又把他的形象拔高了一节。这都已煞费苦心。
但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怎样描述杜悰和李德裕在政治上的对立呢？结果便是“恶草虽当路，寒松实挺生”两句所写：美化杜悰为寒松，而以恶草指李德裕。会昌年间李德裕当权，杜悰被罢相，事实确是如此。那时为扫清伐叛的障碍，反对派杜悰的免职有其必要。可现在，李商隐要歌颂杜悰，无奈只得把李德裕骂成一株当路的恶草，仿佛是李德裕出于党派意气而打击了杜悰。
是无奈，是无奈的违心，我们都愿意相信。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成了李商隐诗歌创作中不光彩的一笔。
骂骂李德裕，本来也不算什么。李德裕生前死后，骂他的人多得很。
但李商隐不行，也不该。他曾经那样高度地赞美过李德裕，那样同情他不幸的结局，那样鄙视躺在李德裕所创业绩上安享尊荣，却处心积虑贬低李德裕，非将他逼死而后快的当朝新贵白敏中、令狐绹之流，而杜悰恰与他们是一伙。而且照有的研究者说，商隐前不久写的《筹笔驿》《武侯庙古柏》《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等诗，实有借诸葛亮以颂怀李德裕之意。现在的这首诗，岂不全翻过来了吗？[2]岂不等于自己否定自己，打自己耳光吗？一个以诗歌为生命、自觉以诗为史的人，怎能如此一百八十度地大转弯？是软弱？是动摇？是两面性、劣根性？都是。
其实也不那么复杂，说到底，当一个“私”字占了上风的时候，就难免出现这样前后矛盾的事，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就因出于一点私心，李商隐向杜悰献诗，恭维话搔着了杜悰心中痒处。杜悰无疑是高兴的。他的回应是称赞商隐诗艺高明。杜悰其人，据历史记载，明哲保身得厉害，从不出手助人，哪怕是至亲好友；待人接物也矜持倨傲，基本上是不苟言笑，冷淡寡情。所以得了个“秃角犀”的外号。李商隐却对他抱有希冀。但又闻说他的脾性，对杜悰这次例外客气地夸赞自己感到受宠若惊，竟动了再次献诗的念头。于是，他连西川幕府朋友们宴饮游玩的邀请都一概谢绝，关门写起诗来。
这次的题目更长，口气更谦卑地叙述了与杜悰交往的经过和再次献诗的理由：
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辄以诗一首四十韵干渎尊严。伏蒙仁恩，俯赐披览，奖逾其实，情溢于辞。顾惟疎芜，曷用酬戴，辄复五言四十韵诗一章献上，亦诗人咏叹不足之意也。
这回的歌颂有点肉麻，开篇就是“家擅无双誉，朝居第一功”，吹捧得无以复加。下面更是施展浑身解数用大量古人古事作极力赞美，如说杜悰任地方官时“疲民呼杜母，邻国仰羊公”，几乎成了爱民善政的超级典范。
关键还在于下面的抒情——其实是“陈情”：“早岁乖投刺，今晨幸发蒙。远途哀跛鳖，薄艺奖雕虫。故事曾尊隗，前修有荐雄。终需烦刻画，聊拟更磨砻。”检讨自己没早来联络投靠，把自己比为远道而来的“跛鳖”，恳求对方“刻画”“磨砻”，也就是好好修理自己，然后给予大力推荐。
李商隐费了那么大的劲向杜悰献诗，有何结果呢？第一次是收回了几句廉价的称赞，第二次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俗话说的“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直到后来杜悰调任淮南节度使离开成都，李商隐奉柳仲郢命到边界迎送，杜悰也没再提这回事。
失望是必然的，但李商隐起初却是满怀希望。这恰是他的可悲可怜之处，在我们看来，也正是他人生困厄的一个侧面。不过，这是李商隐企图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次努力，从此以后，类似的事便不再发生。
李商隐在西川与成都幕府的同僚们相处甚好。临行，府里设宴欢送，杜悰没有出席，宴会的气氛格外热烈而欢快。李商隐当场作诗留别，亦聊以纪实，云：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侍者在另桌铺开文房四宝，商隐趁着酒兴挥毫直书，同席诸人纷纷起立围观。商隐本来善书，真草隶篆无不精通。今天情绪好，运笔格外酣畅淋漓，引来一片啧啧称赏。有人称赞他的书法，有人欣赏他的诗句。有人说，颔联透露了关心国事的情怀。有人说，颈联更佳，真实、灵动而巧妙，真不愧七律圣手。是啊，你念念看，“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形象多么鲜活，音韵多么谐美，属对又多么巧妙有趣，真是为这次宴会增色不少！
写完最后一句，商隐执笔略停。一位年轻的同事忍不住道：“这诗该有一个好题目！”
“就叫《杜工部蜀中离席》吧。”商隐一面说，一面就落了笔。
众人又是一片喝彩。大家承认，当代学老杜诗法最有成就的，首推李商隐。他把留别成都众友的七律诗题为《杜工部蜀中离席》，真是既贴切有趣，又充满自豪，蜀中文士也颇感荣幸呢。
[1]李商隐《武侯庙古柏》。
[2]参刘学锴《李商隐传论》上册，409—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