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锦瑟哀弦:李商隐传
19233000000021

第21章 《有感》《重有感》及其他(1)

上文所说的系列作品,指的是《有感二首》《重有感》等,是李商隐作品中政治性最强的部分。

李商隐《有感二首》写得郑重其事。初稿写成后搁置了好几天,反复吟咏推敲斟酌,方始定稿。仍觉意犹未尽,最后,提起笔来在题下又添加一个小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

大和九年(835)的干支是乙卯,次年丙辰,改元为开成元年(836)。标上明确的时间,有了历史纪年的意味,态度的郑重严肃自显。短短的两首排律,竟是跨年度的作品,也可见用心之良苦。如此这才稍感尽意。

《有感二首》用语庄重谨严,用了很多有关朝臣君主的典故,否则就难显叙说和评议国家社稷大事的创作初衷。甘露之变让他想得很多,李商隐一面保持着强烈的创作冲动,一面设身处地地揣摩着老杜的精神——如果是老杜,他会怎样写呢?这两首诗因形式典雅,用典多,内涵层次丰富,本来有点费解,但看了上节简述的甘露之变经过,读起来就比较好懂了。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

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

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

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

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

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

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

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

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

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含冤目,宁吞欲绝声!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这两首诗,每首八联十六句,因是排律,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每联均需对仗,其中有叙述,有评论,是典型的史论性诗篇,风格有意学习老杜,以沉郁顿挫为特色。

两首诗有分工。第一首主要叙述甘露之变的情况,以叙为主,叙中含评。

开篇一联概叙唐朝版图、气象,实为套语,但也属必要。

“如何本初辈”一联,是对整个事件的总叙总评——李训本来是想模仿东汉袁绍(字本初)的手段杀尽宦官的,却落到刘屈氂(汉武帝时丞相)那样遭宦官反噬而送掉性命的可悲下场。

“如何……自取……”的提法值得玩味,诗人的复杂心情和态度尽现于这一句式之中。诛除宦官当然不错,可是面对强敌而谋事不周,操作实施几同儿戏,那还不是自取祸殃?这两句是叙述,但含着评价。这评价是给李训、郑注的,虽非全然否定,却也并不积极,不然怎么叫“自取”祸殃呢?

下两句亦然。李训的计谋,本是趁仇士良等下殿去察看甘露时把他们一举歼灭,这一招比袁盎谏止汉文帝与得宠的太监同乘一车,是要厉害得多。可是,在朝会上奏报石榴树夜降“云物”(甘露)的戏尚未演完,更未收到效果,太监们就反扑过来大杀朝官,气势汹汹简直就像官军对付盗贼似的——把李训的预谋击得粉碎。“何成……直是……”的句式加强了叙述所寄寓的感慨。攻防双方突然转换的意外,宦官气焰嚣张和朝官束手被屠所引致的愤怒,未着一字,但已表露无遗。

“证逮”一联正面实写宦官的反扑和株连杀戮,把宦官的罪行具体化了。

“竟缘”联追究惨剧的原因,把批评目光转向唐文宗。这位对铲除宦官心存侥幸的庸懦皇帝,只看到李训外表和言论堂皇可观,就把他尊奉为汉代王商那样能使匈奴单于畏服的“汉相”,却没辨别他和他的同伙郑注其实是怀有野心的石勒式的人物。

这一联用的是上下句互文手法,前一句说李训,却带着郑注,后一句说郑注,也带着李训,实际上是将二人统括进去。唐文宗对李训固然是看错了,对郑注也没看对;郑注固然是石勒似的野心家,而李训也跟他一样。

“鬼箓”二联描写甘露之变的严重后果。朝官死难者竟多到可按部编录,而宦官统领的神策军几乎把整个首都笼罩在战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慑于宦官淫威,遭灾受难的人们连放声恸哭都不敢,但又怎能不在心里埋怨沉默的上苍和天地洪炉!

第二首写甘露之变后的朝局,作者议论的成分更重。

“丹陛”一联,用十个字简洁地概括这场事变——当朝臣还在向皇帝上奏,一场战争便在金殿上爆发。

“临危”联下,李商隐自注:“是晚独召故相彭阳公入。”原来,甘露之变发生后,朝中一时无人,只得请出老臣令狐楚和郑覃来主持朝政,故相彭阳公即指令狐楚。卢植、庞萌都是东汉人,在这里分别代表忠臣和叛臣,具体的是喻指令狐楚和李训。李商隐设想,危难临头,局面混乱,唐文宗这时才觉得还是令狐楚这样的老臣可靠,悔恨错用了李训这种躁进险佞之人。

“御仗收前殿”等四句所写便是错用李训的结果:皇帝被胁迫着下了殿堂,太监们成了跟人拼命的凶徒,他们把金吾卫士杀得仓皇逃窜,甘露之变当天正是“一阳生”的冬至节,却因此搞得血淋淋阴惨惨的。于是诗人据此议论道:“清君侧”,即扫除皇帝身边的歹人,本是自古就有的,今天也并非没有可靠的老臣可以托付此事。文宗啊,你想整肃宦官的夙愿是一贯的,可李训这么干,却太糟糕太没名堂。目的没达到,冤死者难瞑目,生者怎忍得住悲痛欲绝的哭声!诗至此,都是针对事变而发,基本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但还欠有力的收尾。

结尾两句把视线拉到眼前:听说近来宫中为皇帝开寿宴,还上演了王涯核定的《云韶乐》。《咸池》《六英》是古帝的音乐,李商隐用《咸》《英》代指唐宫演奏的《云韶乐》。这结尾是个冷冷的反讽,言外之意:甘露之变不久,怎有心思做寿行乐?这是一层。王涯刚在甘露之变中冤死,现在来演奏他主持核定的乐曲,能不想起他,能不感到悲伤吗?这是又一层。那么,是唐文宗健忘,还是他在宦官挟制下做不了主呢?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朝廷还有没有正义可言?还怎么让人信赖拥戴?这是更深的一层。李商隐含蓄地把问题推到读者面前,诗却戛然而止。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李商隐式的结尾。

《有感二首》是李商隐了解了甘露之变大量情况后,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之作。它是那恐怖事件后万马齐喑时期的空谷足音,因为它愤怒地控诉杀人如麻的宦官,责备成事不足的李训,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皇帝。这时候的李商隐虽只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白衣士人,但看他的诗,却有一种凌驾于此事件诸方之上的仲裁者气势。他在写诗时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探究的有趣问题。

中国古代诗歌很强调“诗言志”,诗的抒情主人公往往就是诗人自己,李商隐的作品中这种情况自然很多。但在诗歌的发展史上,“代言体”也是很早就产生的,比如男性诗人可以代替宫女或弃妇来歌吟哀怨,生活在内地的诗人也可以代替戍边将士发露心声。在创作这类诗歌时,诗人实际上是在扮演一种角色,代角色思,代角色言。李商隐的诗作中,这类作品也不少。像《有感二首》,诗的抒情主人公既是商隐本人,但又代表了高屋建瓴地观察、评判这一切的历史仲裁者。

这两首诗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就其现实性而言,它们是社会正义之声的代表。

当时,在宦官的恐怖屠杀下,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在野的文人士子,有些人有感但不敢抒发,有些人不了解情况而无感可发,也许还有更多的人惊讶愤怒,但一时理不清头绪,不知该如何感、如何说。唯独李商隐迅速地抓住事变的本质,对其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高度艺术的表达。

而就其历史性而言,这两首诗是堪称史笔的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