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锦瑟哀弦:李商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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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衰门弱族的希望

李商隐一生遭人误解,生活中充满了艰难与困厄,而这艰难与困厄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不相信宿命论,不承认冥冥中有什么神明在摆布着人的命运。但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就是任何人都无法选择他的父母和他出生的家庭,而任何人又都不能不受到这些先决条件的深重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商隐一生的艰困,其实有一部分是在他出生之时就已注定。

让我们先来看看李商隐的家世。

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李商隐出生在一个衰门弱族之中。衰门,是李商隐无从选择的家世背景;弱族,则决定了他无从选择的先天条件和遗传基因。

所谓衰门,是说李商隐的家族经历了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早在李商隐祖辈,他家已是久衰难振,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泽底名家,翻同单系;山东旧族,不及寒门”了。[1]

据李商隐的文章,我们知道他家根系于陇西李氏,如果往上追溯,他家乃是李唐皇族姑臧房一支的后裔:“昔我先君姑臧公以让弟受封,故子孙代继德礼,蝉联之盛,著于史谍。”[2]所以李商隐也曾在诗中自称“我系本王孙”[3]。如果查一下史料,像《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我们便知道李商隐先祖所属的姑臧房与唐皇室确是同宗,他们都是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人,唐皇室出自李暠第二子,姑臧房则出自第八子。如此说来,李商隐的远祖与唐皇室的祖先本来确实是很亲近的兄弟关系。在唐代,陇西李氏与博陵崔氏、河东裴氏、范阳卢氏等几大家族都是著名的豪门大姓。

然而绵延数百年之久,文献已然无征,李氏亲族分支既多又繁,自李商隐的高祖李涉起,就不能从谱牒上查到与当今皇室或宰相有何关系了。而且从李涉开始,他们也从未当过什么高官大僚,与曾经身份显赫的祖先相比,他们这支落籍于怀州河内(唐怀州属河南道,下辖五县,河内县是州治所在,其地为今河南沁阳市、博爱县)的李氏家族实际上一直处于日趋衰微的态势中。

到李商隐出生时,李家至多只能算是个小官僚家庭了。后来李商隐在《祭徐氏姊文》中说到自己的处境,有“伏以奉承大族,载属衰门”的话。在向外兄(姑表兄)杜悰求助的献诗中又有“弱植叨华族,衰门倚外兄”的句子。[4]“弱植”、“衰门”都是商隐自指,意思是说自己软弱无能,更兼家门衰微,要靠身为华族和高官的外兄多多提携照顾。在这里,“弱植”显系谦词,“衰门”却是实话。

李商隐自称“弱植”固然是希求贵人援手的自贬语,但我们说他出于“弱族”却是事实。

李商隐家族不但缺少男丁,无人当过高官,而且几代主要继承人又都是体弱早逝,以致造成几代孤寡,要由祖母抚育孙子长大的状况。所谓弱族,说的就是这家族成员体质的孱弱。

李商隐高祖李涉,字既济,官做到美原令(正六品下),享年几何没有明确记载,但估计并不是一个长寿者。[5]

《旧唐书·李商隐传》简要地记载了他自曾祖至父亲的世系:“曾祖叔恒,年十九登进士第,位终安阳令。祖俌,位终邢州录事参军。父嗣。”我们不妨根据李商隐文章提供的材料作些补充。

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很有才能,十九岁上一举中了进士。在当时,他的诗名堪与彭城刘长卿、中山刘眘虚、清河张楚金相比并,算得上一位诗坛翘楚。如果他的年寿较永,前途应该不会太差,当可对振兴家门有所贡献。可惜他竟没活过而立之年,在二十九岁上就亡故了。他的官位也止于安阳县令(一说县尉)。

叔恒之妻卢氏,出身范阳大族,父亲官至兵部侍郎、东都留守,推想起来,她的幼年生活应该不错。但自十七岁嫁到李家,便屡遭不幸。丈夫叔恒早逝,她便年轻守寡,抚养儿子的重担只能由她独自挑起。

卢氏含辛茹苦、艰难竭蹶地带大儿子李俌。这李俌便是李商隐的祖父。卢氏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延师教他读书,让他参加明经考试。李俌倒也争气,果以经业得禄,顺利进入仕途。倘若从此平平稳稳,虽将来未必有多大升发,只要能够支撑李氏家门,也就罢了。可是天不从人愿,李俌竟然又因病早亡,死在了母亲前面,官位则止于从七品上的邢州录事参军,他留下的妻儿成了又一代孤儿寡母。这对卢氏无疑是又一次致命打击,但她默默地承受了,顽强地担起抚养孤孙的责任。

李俌的儿子李嗣,就是李商隐的父亲。他在祖母卢氏和母亲的养育下长大,走的当然仍是读书求仕之路。他是否中过进士,何时开始为官,都不很清楚。但在商隐出生时,他正做着获嘉县令,后来到浙江东道、西道担任观察使幕僚,依例获得殿中侍御史的宪衔,这些都见于李商隐的文章。

可惜的是,祖母卢氏在李俌死后十年即已去世,老人家可能并未看到爱孙李嗣的成立和为宦。终卢氏一生,尽管她已竭尽所能,到底没能看到李家衰颓之势的扭转。她去世的时候,李家相当贫困,以致无力将她的遗体运回怀州,归祔于雍店东原的祖坟,与其夫李叔恒合葬,而是就近葬于郑州荥阳坛山原上另辟的家墓。这也就成为李嗣心中深藏的隐痛。一方面,他对祖母感情很深,不能将她与祖父合葬,使她的孤魂无所依傍,作为孙儿于心难安。再一方面,在唐代,先人去世按习俗除应夫妻合葬外,还必须归祔祖坟,否则便是后人的失职和缺礼,那是会遭到士君子耻笑的,李嗣对此不能无所顾忌。

作为李氏家族的主要继承人,李嗣肩负着振兴家门的重任。他一面做着获嘉县令,认真治理着百里之地,一面为许多家事所纠结。这其中除了祖母未能归葬祖坟,父亲李俌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对于逝者有着尚须尽到的义务。此外,他还有为人父母的责任。他本有三个女儿,老大早逝,已葬在荥阳。另外两个女儿,一个嫁到号称望族的河东裴家,却是所适非人,不能和谐相处,嫁过去没几天,竟不被允许“庙见”——新媳妇不拜叩夫族家庙就等于不被承认——接着就被莫名其妙地遣送回了娘家,现在跟父母一起住在获嘉,因为精神抑郁而染了重病。另一个小一点的女儿也已年将及笄待字闺中。她们的出路很使李嗣伤神。但最令他焦急的是,直到今日,自己已近不惑之年,还没有一个儿子,可谓膝下荒凉,胤绪乏人,难以面对列祖列宗啊![6]

李商隐的曾祖和祖父都是英年早逝,他的父亲李嗣又如何呢?

在为仲姊河东裴氏夫人所写的《志文状》中,李商隐曾有“烈考殿中君,以知命不挠,从容于宾介”的话。“烈考殿中君”指的就是他们的父亲李嗣,“知命不挠,从容于宾介”则既有身为下僚却能够乐天知命、安之若素之意,又双关李嗣接受浙东观察使孟简聘请担任幕僚时已年届“知命”之意。如果这解释符合商隐原意,那么李嗣在浙江任职的时间虽然不过“半纪”(六年)就生病死去[7],但那时他至少是五十岁上下了。李嗣比他的父、祖都活得长些,但也只到知命之年,与一般人相比,还算是比较短的。这固然与幕僚工作的繁重有关,但恐怕主要还是受家族遗传影响,身体羸弱的缘故。

李商隐出生时无法选择更难以改变而又终生受其制约和影响的客观先在条件,就是如此。唐朝是个讲究门第的社会,衰微的门第不能给李商隐的仕宦什么帮助,他是典型的朝中无人,缺乏奥援。最不利的是他的身体也不强健,李商隐曾说自己“思迟已过于马卿,体弱复逾于王粲”[8],前半句说自己才思不及司马相如(长卿)敏捷,是谦虚,后半句却是实话。“建安七子”之一王粲是个大才子,却体弱短寿,享年仅四十岁。李商隐自觉身体比他还差,家族遗传的弱点看来是他心中难以抹去的阴影。

李商隐一生所遭遇的那些磨难和困厄,实际上都跟这样的客观条件颇有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李商隐的出生毕竟是李家一件大大的喜事。

试想:李嗣在先有过三个女儿,妻子多年没有生育,在知命之年迫近的时候获此麟儿,那该是何等的狂喜!

唐元和六年(811),李商隐诞生于获嘉县廨,其父李嗣正在获嘉县令任上。

李嗣给新生儿起名商隐,字义山。

这样的名字有何深意呢?当代著名学者、李商隐研究专家刘学锴先生对此有一个分析。他说:“商隐之名,当是取义于秦末汉初隐于商山的四位高士,即后世所谓‘商山四皓’。古人名与字义每相关,商隐的一位堂兄字让山,李嗣于是给商隐取字为‘义山’,也是取义于四皓之高义如山之意。商山四皓后来因张良之荐,出来辅佐汉高祖的太子,安定储位。李嗣给这个孩子取名商隐,自然不是希望孩子隐居不仕,而是企盼他如四皓之待时而出,成为帝王之佐。”[9]我们觉得这分析不无道理,而且还可稍作补充,那就是李嗣为新生儿起名“商隐”,也许还有希望他与四皓那四位须发雪白的老头一样长寿的意思。有鉴于父祖的享年不永,李嗣特别希望自己的儿子健康长寿。他给第二个儿子、商隐的弟弟起名时,特意用个“叟”字,把个新生儿的大名唤作老气横秋的“羲叟”,似可略窥一二。[10]

现在我们可以给李商隐填写一张出生和家庭情况简表了:

李商隐,字义山。祖籍怀州河内,那里有他曾祖以上的坟墓,所以史籍称他为怀州河内人。但实际上自李商隐祖辈起,已迁居郑州荥阳,故荥阳是他真正的故乡。荥阳的坛山原上有他家新辟的坟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称为祖坟。而其出生地则为河南获嘉县,获嘉也是怀州的属县之一。父李嗣,当时正任获嘉县令。母姓氏不详。商隐之前已有三个姊姊。大姊已亡,仲姊出嫁而未归夫族,当时卧病在家,三姊则尚未出嫁。李商隐是这个家庭的长子。

李商隐呱呱坠地,给这个衰门弱族带来了莫大的欢欣和希望。终于有了嫡亲的直系继承人,振兴家族的接力棒有了可靠的传人。李嗣额手称庆,感谢上苍,三脚两步奔向后院。他感激同甘共苦的妻子,他要马上看到他的儿子,他一路走一路默默地向苍天祷祝保佑他们母子。

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未来的诗人啊,你可知道,你刚降生,一副沉重的担子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柔弱的肩膀是否能够承担?你的一生将会是怎样的呢?你啼哭得那样响亮,是因为来到人世的欢乐,还是因为预感到未来的困厄和苦难?

[1]李商隐《祭处士房叔父文》,见《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著,中华书局2002年版)。以下凡引李商隐文未注出处者,皆出此书。

[2]李商隐《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

[3]李商隐《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孙。”

[4]《祭徐氏姊文》作于会昌三年(843),李商隐三十三岁。《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悰)》作于大中元年(847),李商隐三十七岁。

[5]李商隐《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

[6]以上所述根据李商隐《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祭裴氏姊文》等文。

[7]李商隐《祭裴氏姊文》有“浙水东西,半纪漂泊”之语,可见其父在浙江东西幕府流连的时间。古以十二年为一纪,半纪便是六年。

[8]李商隐《上令狐相公状(二)》。

[9]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3—34页。

[10]商隐弟名羲叟,字圣仆。“亦以进士擢第,累为宾佐。”(见《旧唐书·李商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