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是这样，中央决定兄弟出任北大校长，兄弟受命之后就去找毛先生、周先生。对毛先生说，主席你既然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就得答应兄弟几个条件，支持兄弟的工作。毛先生很客气，说马老你要我怎样支持你呢？请讲。兄弟就不客气地讲啦，头一条，兄弟是民主人士，你得给我派个党员校长来。”
江问：“主席怎么说？”
“毛先生说，这事他不具体管，得找恩来。”
“周总理怎么说？”
“周先生说他要同安子文商量一下，商量的结果就是你，介绍说你是党内资深的教育家，兄弟万分钦佩，竭诚欢迎。”
“马老过奖啦。”江隆基欠了欠身子，“我只是服从组织调动。主席对办好北大还有什么指示？”
“毛先生也问我准备怎么办好北大，于是兄弟又向他提了—条。兄弟准备邀请一些领导同志来北大演讲，点到谁，就请不要拒绝。毛先生说，这个好办，我批准了。马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兄弟就拿了毛先生的尚方宝剑去点人。安子文是组织部长，就点安先生来讲党的基本知识。薄一波先生和兄弟一起办公，一点就到，讲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点银行行长南汉宸先生讲新中国的财政。点到周先生，说给北京讲了，给天津也得讲呀，能不能放在一起讲？这个兄弟理解，周先生南开出身，对那边有很深的感情，就跟教育部商量，扩大为北京天津两地的髙校负责人。去年9月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讲的，上午没讲完下午接着讲，讲了七个小时，很精彩。兄弟认为周先生的演讲就是办好北大的指导思想，江副校长你来得恰逢其时，就看怎么能贯彻好。”
“马老您工作做得很好。大主意您拿，具体我来组织实施，年事髙了，要保重身体，不能让您老跑腿。”
“不不，江副校长你说颠倒了，大主意得你拿。”马老拍着胸脯说，“兄弟今年七十，就这身体，活到一百岁没问题，后三十年就交给北大啦。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能多活一些更好。目下除有点耳背外，其他无大恙，你跟兄弟说话时声音得大点。”
江隆基点头默许。接着说：“北大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蔡元培先生培育的良好学风。现在是新中国，要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培养高级人才，院系调整只能说刚刚到位，还不能说是就绪。关键是教师。教师是学校的中心人物，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没有好的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就是空话，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也是空话，清华、燕京调整过来的教师情绪怎么样？生活住房有没有困难？我刚来，一点也不了解，我感到担子很重，责任重大，马老您看……”
“是的是的，千头万绪，要办的事情很多，兄弟也很着急，总得理出几条纲领才行。江副校长你已经领导过几年西北教育部，那边的教育工作在全国很有影响，兄弟得听听你的。”在这些关键性问题上，马老说得很恳切。
江也坦言：“我刚进校，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西北的做法也不能生搬硬套到北大呀。”
但马老紧追不舍：“是这样，兄弟要为江副校长开个欢迎会，你就准备准备，作次演讲，给大家讲点什么吧。”
马老已经切入正题了，江隆基就将这些日子酝酿在胸的几点想法谈出来，完全是商量的口气。“马老，来之前教育部给我介绍过新北大的情况，我也做了些思想准备。根据中央的方针和教育部的部署，我想咱们目前是不是应该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我谈一谈，不妥的地方，请马老批评指正。”
马老高兴地挪了挪座位，靠江更近，“江副校长不必客气，请讲。”
江说：“第一条讲学习。现在高等学校正在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周总理就这个问题讲了很多，我理解核心还是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通过学习提高觉悟，转变立场，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最近中宣部有个通知，要求高等学校组织干部教师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想把学校领导和各系主任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学习小组，每周定时学习一次，或自学，或讨论，加深理解，提高认识，增强办好新北大的责任感。这种学习讨论很重要，咱们提倡质疑问难，谈看法，讲体会，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还有马老倡导的请领导同志作报告，这也是很好的方法，咱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有的还得马老你出面……”
“那没问题，兄弟先请你作第一场报告。讲《实践论》和《矛盾论》，你应该是权威嘛。”
“不敢不敢，我在延安时确实认真学习过，但谈不上权威，这方面的权威我知道有几个，到时可以请。我肯定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但不是作报告。”
“咱们北大像兄弟这样的老朽不少，那他们怎么学习？”马又问。
“老教授年纪大了，时间很宝贵，要有充足的时间做学问，对他们就不能按干部的要求，我想两星期组织一次就够了，一次半天。另外，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对新中国的认识才刚刚开始，按《实践论》的观点，正确的认识要从实践中来，我想组织他们到农村、工厂、街道居民中去参观访问，亲身感受一下新社会的新变化，可能收效更大一些。不知马老以为……”
“好好，这主意很好，兄弟先向江副校长报个名，正发愁没时间下去搞调查呢。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兄弟只从报纸上知道，这怎么行？”
“第二是搞好团结。院系调整现在刚刚到位，还不能说全部就绪，北大的一些专业划出去了，清华、燕京的文理学院都划归北大了……”马老插话说，“还有辅仁大学的，中法大学的，中山大学的，多了。讲难听点，现在的北大是文理科一锅烩。”江接着说，“我认为这次中央决定院校调整是很有必要的，其目的是结束旧中国高等院校设立上的无政府状态，专业设置上的不合理现象，使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所以采用了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怎么样，要从发展的眼光看，就目前来说，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通过调整，明确了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明确了各专业的培养目标，还增设了一批新专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各路人马一下子集合到一起，尤其是老大学的老先生，各有各的传统、作风和习惯，如果都要坚守自己原来的那一套，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工作就很难开展。我认为能不能搞好团结，是能不能建设好新北大的关键。所以我想借助延安整风的经验，着重讲讲团结的重要性。我还想明确地提出来，不管你原来是哪个大学的，现在都是北大人，今后在工作中不能出现‘我们是某校的，他们是某校的’这样一类说法。不知马老以为如何？”
马寅初又是击掌又是拍肩，“好好，应该讲，就这么讲。要干成一件事情，就不怕得罪人，这是兄弟七十年的人生经验。”
江接着说：“第三条，准备讲制度，就是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大学最基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所以学校的一切机构和团体必须以教学为主，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教学第一的原则，要确保正常的教学秩序。这就需要建立各项政治工作制度和教学规章制度，通过制度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完成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等方面的教学改革。现在学习苏联，马老是美国回来的，我也在德国学习过，接受的基本是欧美教育，对苏联的教育体系不熟悉。我的看法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要结合中国实际，要照顾到现在还是过渡时期的特点，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求一切都很完善，都很正规，都整齐划一和标准化是不现实的。这项工作很具体很烦琐也很复杂，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工作量很大，我打算先在会上提出来，再和汤副校长、周教务长商量，看怎么进行。我初步想了这么三条，马老你看是否妥当，再补充一下。”
“哈哈，还要我补充？江先生是搞教育的内行啊，懂得很多，看法很深刻嘛。”马老闭目一想，髙兴地说，“好好，大会上你就讲这三条。再往深处细处想，把道理说透彻，特别是院校调整和学习苏联，你说得对，咱们北大的教师受欧美教育的多，他们思想不大通，发牢骚说怪话的不少。你给他们上一课，不调整行不行？调整有什么好处？咱们以理服人。你讲，讲完兄弟也要发言，今后学校的大事要听江副校长的，要他们配合好。”
江隆基有个习惯，越是重要的话越是讲得平铺直叙，斟字酌句，逻辑上很严密。马老也有个习惯，凡听他敬重的人讲话都极认真，一句一点头，还常常做笔记。由于耳背，经常是搬个凳子坐在当面。这时听着听着，不觉已经挪过小沙发凑到江的对面了。
大座钟敲了十一响，在宁静的燕南园里悠扬回荡。马老年纪大了，该休息了，江起身告辞，马又留住问了些妻室儿女的话，将未曾动口的月饼水果包起来硬塞给江，叫带回去孩子们吃。
溶溶月光中，马老一直目送着江的背影消失在树丛间的小路尽头。
初次见面初次长谈，江隆基初步形成了这样的判断：马寅初这个大学问家很随和很健谈也好合作，对自己也充分信任。这是办好北大的前提。
欢迎江隆基的大会是完全按去年欢迎马寅初的规格布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切大型活动都很简朴，没有铺张。会场设在小礼堂，没有大横幅，一条悬挂的条幅上也只把“热烈欢迎马校长”换成了“热烈欢迎江副校长”。主席台上也没有后来那种排排坐的安排，只两张桌子两把椅子。参加会议的主要是校系两级领导和一些年轻的行政干部，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占了多数，还有各系的学生代表。
七十高龄、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马寅初拉着江隆基的手款款走上主席台，用热情而饶有风趣的话语将江介绍给北大的师生员工。他说：“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北京大学的新校长，就是站我旁边的这位身穿灰制服的年轻人，姓江名隆基。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外国朋友说，中国的文化在延安。而延安大学又是延安的最高学府，是文化中的文化中心。隆基同志当时担任延安大学的校长，是有着最高文化的同志。隆基同志又是一位老党员，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家。隆基同志来北大，北大很幸运！我们大家很幸运！我马某也很幸运！下面，欢迎江副校长演讲。”
马老的介绍引来了全体师生的热烈掌声。坐前排的老教授们多是见过大世面大人物的，他们的关注点并不在“最高文化”“丰富经验”这些词语，更在乎他是“延安大学的校长”，从延安来的“老党员”，纷纷站起身，仰首翘望着这位身穿灰色制服、个子不高但长相方方正正的“老延安”，掂量着他的到来对北大、对自己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江隆基近前一步握住麦克风时，心情空前的激动，临时改变了原来准备好的腹稿，讲成“感谢马校长刚才美好的介绍。二十五年前，我曾是北大的一名学生。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在北大，参加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北大，北大对我来说，是有特殊感情的。在离开二十五年之后今天又回到北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回娘家来了”。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他接着讲：“建设好新北大，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高等学府，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髙级人才，是摆在我扪大家面前的重任。对我个人来说，更是一项陌生而又崭新的课题。我将竭尽全力协助马校长，把工作做好。我也要求，全校师生员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建设好新北大而共同努力！”
江隆基时年四十七岁，处在人生中最成熟、最旺盛的时期。他扫视了一眼会场，尽是期待的甚至是好奇的目光。不觉间马老搬着一把木椅坐在自己的讲桌旁，掏出笔记本放在一角，准备做笔记。这一举动令他不安，有点不自在，之前的许多场报告中从未遇到这种情况。转而一想，马老耳背，坐近点能听得清楚，也便于插话补充。想到这里，他从制服口袋掏出一沓讲稿，从容地详尽地阐述了他和马老商谈过的三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