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山东头名秀才
一 县府道三试第一
蒲松龄的父亲连秀才都没中，把金榜题名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蒲松龄长子蒲箬在《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中说：“先父性慧，经史皆过目能了，处士公（蒲槃）最钟爱之。”聪慧的蒲松龄成为父亲最寄予功名期望者。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中国古人信条。
宋真宗写过《劝学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劝学文》是封建社会读书人座右铭，表面是劝学格言，其实是“官本位”教育权威性表述。读书才能做官；做官才能得到金钱、利禄、美女。后人将《劝学文》浓缩为三句话：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颜如玉。
“唯有读书高”，说穿了，是唯有做官高。古人认为，人生最大喜事莫过于“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金榜题名就可做官，做官就有一切。
高官厚禄的诱惑，使千百年间读书人千军万马挤上求仕的独木桥；
高官厚禄的诱惑，使许多有才能的读书人在八股文中沉醉终生烂如泥；
高官厚禄，使部分读书人成为既能为国建功立业，又能写诗作赋、著书立说，如苏轼、欧阳修、范仲淹式“文章太守”；
高官厚禄，也使另一些本来颇有才能的作家变成专门歌功颂德的“台阁诗人”，如明代“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和李东阳；
求高官厚禄不得带来的失落，或本能地与取士制保持距离，使一些读书人对这个封建社会基本制度拿起批判武器，最突出的，莫过蒲松龄、曹雪芹、吴敬梓。
从隋文帝开始，统治者为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建立分科取士制度，后称科举制。以考试成绩做选拔官员主要依据，为每个读书人带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唐代承袭隋朝制度并发展为进士科和明经科。宋代更加完善，形成县、省、殿三级考试制，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考试形式逐步完善了锁院（考试人员与外界隔离）、糊名（考生名字密封）、誊录（专人将答卷抄录后再评阅）等系列保密措施。
清朝统治者本是游牧民族，进北京后，善于吸取历朝统治法术，将科举作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手段。顺治二年（1645），蒲松龄五周岁时，清朝廷下令开科取士，有人作诗讽刺明朝遗老遗少应清廷考试：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
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夷齐”指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是挖苦曾生活甚至任职明朝的士子。蒲松龄在“本朝”长大，自然不受这揶揄。
清代科举沿袭明代，秀才、举人、贡士、进士，为“台阶”，中状元最光荣，形容为“独占鳌头”、“一登龙门”、“大魁天下”。做状元并被皇帝招驸马，多半要从传奇戏曲里找了。
科举考试文体为八股文，考试题目出自“四书”、“五经”，有固定行文和书写格式。文章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有严格字数限制。必须是“代圣贤立言”之作，要揣摸圣贤口气写作，思想上对圣贤亦步亦趋，形式上绳捆索绑，是束缚创造力、想象力的文体，但读书人舍此，永远无法进入官场。
科举制是否一定阻止大文学家出现？却未必。苏轼、汤显祖、王安石都是进士“正途”出身，汤显祖还是八股文高手。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张九龄、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都是状元。进士兼作家名人中，除唐传奇作者外，几乎无小说家。这似乎说明，八股文与诗文相近，与小说离得远。至于唐代为什么出那么多写小说的进士，是因为当初他们把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唐传奇，做“行卷”、“温卷”向有地位的官员投送的结果。《集异记》写王维向公主交“温卷”受到提拔。《唐摭言》写杜牧参加礼部考试，以《阿房宫赋》向国子监博士吴武陵行卷，得到赏识。两位载入文学史的唐代大诗人都通过“行卷”、“温卷”得到有权势者赏识，顺利取得功名。
蒲松龄迈进科举之门时，著名诗人施闰章到山东做提学道。清初文坛盟主王士禛对清初诗坛有“南施北宋”之说。“北宋”即山东莱阳宋琬；“南施”即安徽宣城施闰章。施闰章，字愚山，著有《学余堂集》《矩斋诗话》《矩斋杂记》，写过不少好诗。如《浮萍兔丝篇》写战乱中，有个山东士兵与妻子失散，就抢个民妇带着南征。路遇一人，站在路旁盯着他的后妻看，凄惨地说：“这妇人是我原来的老婆啊！我们夫妇缘分已断，我已另买妻子，咱们两家见见面，从此分手吧！”一见之下，山东士兵发现，对方买的妇女竟是自己原来的妻子。两家四人抱头痛哭后，交换妻子分手。这首叙事诗写战乱中百姓夫妻不能自保的悲惨遭遇，委婉动人，在清初描写人民疾苦的诗歌中占重要位置。
关心人民疾苦的大诗人做提学道，留下不少爱才如命的佳话。
据蒲松龄记载，有个名士参加考试，试题是《宝藏兴》，意指宝藏在山间，名士却误为水下，洋洋洒洒写下去，要交卷时，才发现审错题，自知肯定落榜，就在卷末写首词自嘲：
宝藏在山间，误认却在水边。山头盖起水晶殿，瑚长峰尖，珠结树巅。这一回崖中跌死撑船汉。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友朋看。
不料，施闰章看了文不对题的答卷和自嘲词，分外喜欢，不仅大笔一挥取中这考生，还提笔和了首词：
宝藏将山夸，忽然见在水涯。樵夫漫说渔夫话，题目虽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尝见他，登高怕险，那曾见会水淹杀？
考生自嘲张冠李戴，肯定没希望考取，只能留话柄让朋友开心。提学道却认为考生虽题目审错，文字却花团锦簇，既然水写得好，何以见得不会写山？岂忍心让才子落榜？……爱才的学官对考生简直是救星！
顺治十四年（1657）蒲松龄好友张笃庆参加秀才考试，《厚斋自撰年谱》记载了济南道试情况。
施闰章宣布：除完成八股文外，有诗赋特长的考生，许各展所长。
初生牛犊不怕虎，十六岁的张笃庆大胆求宗师命题。
施闰章命以《画牛》为题。张笃庆挥笔立成，上呈提学道。
施闰章读罢，十分高兴，当即告诉张笃庆“你中秀才了”（“面许采芹”）。
顺治十五年（1658）秀才考试，成为蒲松龄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全县第一！府考第一！全省第一！
宗师施闰章主持道试。试题是《蚤（早）起》《一勺之多》。
蒲松龄《蚤起》“首艺·起讲”写道：
起而蚤也，之计决矣。夫齐妇之起，何以早也？惟良人之故。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逐于朝，小人逐逐于野，皆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犹恐其相见之晚。若乃优游晏起而漠无所事者，非放达之高人，则深闺之女子耳。
寥寥数语，把追名逐利者的丑恶嘴脸精彩描写出来。对世情刻骨而尽相的描写，有点儿像明代小品高手宗臣的《报刘一丈书》。
施闰章兴奋地写下评语：
首艺空中有异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之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
施闰章欣赏对世态栩栩如生的描写，认为蒲松龄把一时富贵之态活灵活现在“蚤起”二字上。他欣赏蒲松龄绝不呆板委琐的文笔，认为，读这样的文章可以让人高兴得甩着胳膊玩去！
十九岁的蒲松龄在科举考试中旗开得胜，一路顺风，《淄川县志》留下这样的记载：蒲松龄县府道三试第一，“文名籍甚”。
蒲松龄恩师施闰章断案故事成就《聊斋志异·胭脂》。少女胭脂喜欢书生鄂秋隼，邻妇王氏要为二人牵线。不久胭脂之父被夜闯其宅者所杀。胭脂认为是按约定来相会的鄂生所为。县官将鄂生屈打成招。知府吴南岱断定杀人者是假鄂生名前去调戏胭脂的宿介。宿介向宗师鸣冤，施闰章看到宿介的申诉说：此生冤也！此案李代桃僵，李代为误，桃僵亦屈，凶犯另有其人。施闰章采用心理战术，令杀人真凶毛大落网，眼看要斩首的宿介得以生还，胭脂与鄂生婚事被有佛子之心的提学道成全。
《胭脂》“异史氏曰”：
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蒲松龄踌躇满志地走上求仕之路。
他不会想到，这居然是条荆棘丛生、拼搏终生而毫无建树的路。
一个有才能的学子，十九岁成全省第一名秀才，为什么后来不下十次参加乡试，“举人”头衔却总落不到“文名籍甚”的蒲松龄头上？只因为《聊斋志异》讽刺的考官冬烘、认钱不认才？恐怕不完全是。笔者认为，很大可能倒是蒲松龄视为恩师的施闰章误导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就得看看施闰章欣赏的文章是如何写的，我们接着看《蚤起》一文“首艺”后边的文字：
而齐人之妇则又不然，其疑良人也，既与妾谋，所以之，已存之心，为之计，而熟思夫之术。当此际也，必有辗转反侧，不能终夜者矣。疑其所之，计其所之，而且审思其所以。当斯夜也，必有寤言不寐，坐以待旦矣。于是窃窃然而自也，曰：“吾其起乎？”……无何，良人出，妇隐告妾曰：“姑掩关以相待矣，我去矣！”
《蚤起》题目出自《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按八股文要求，要阐述孟子在篇末所说的“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也，几希矣”。要阐述男子汉大丈夫以正当手段，为国家社稷干大事，在治国平天下的同时取得富贵荣达，让妻妾为丈夫骄傲。蒲松龄如何写？他写：齐人之妻琢磨丈夫为什么天天早起，他每天去干什么事？难道真正富贵的人需要如此早起吗？齐人之妻早就想跟踪齐人，反复琢磨，她既要跟踪丈夫，又不能让丈夫发现，动了很多心思。蒲松龄对她做长篇心理分析，还虚构出齐人与妻对话，齐人之妻与妾对话，这是严格的八股文吗？是小小说！但施闰章欣赏。这就让蒲松龄觉得，照这样写法，必定能在科举道路上高歌猛进、所向无敌。
既然《蚤起》的小说家生花妙笔不符合八股文要求，如果蒲松龄遇到头脑冬烘的考官，肯定不欣赏这类文字；如果遭遇本分的、严格按八股文要求评卷的考官，《蚤起》多半会让蒲松龄名落孙山。
联系蒲松龄教书四十年，却无一个弟子冲破举人大关，包括祖上出尚书的毕府。蒲松龄八股文构思强调才情、偏离跑道，应是主要原因。
如此看来，施闰章的赏识，岂不成了让蒲松龄输在起跑线上？
二 郢中诗社
顺治十六年（1659），蒲松龄与好友结郢中诗社。几位好友多是少年得志的秀才，如张笃庆及其弟张锡庆、张履庆，还有李尧臣、王甡，可能还有年长于蒲松龄、辈分却是蒲松龄外甥的赵金人。乾隆《淄川县志》卷六《人物志·重续文学·蒲松龄小传》，称张笃庆、李尧臣、蒲松龄“号郢中三友”。
张笃庆，字历友，号厚斋，又号昆仑山人，蒲松龄终生挚友。他家住蒲家庄西南二十余里昆仑山下，家世远比蒲松龄显赫。其高祖张敬乃万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曾祖张至发明末官至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殁后赠太子太保，赐茔田八百亩。张笃庆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其年逾古稀的曾祖张至发常叫乳母将其抱至榻前，“抚摩含饴，以为笑乐”。张笃庆祖父张泰象、父亲张绂，只是贡生，未进仕途。张家在青州鹿角山有别业，动乱中为“土寇”占据。顺治五年（1648）当地势宦诬告张家在鹿角山窝藏贼寇。张笃庆父亲、叔父等被抓进监狱。张家尽力营救，卖田卖房，向当局行贿，张家人被释放，昔日相国之家，美产冰消，旧业瓦解。张笃庆十四岁跟父亲学写诗，十六岁靠《画牛》诗在施闰章手下中秀才，二十岁已写出二百余首乐府诗，得到大诗人王士禛欣赏评点。
李尧臣，字希梅，好金石，家境富裕，有大量藏书，居处跟蒲松龄接近。
王甡，字鹿瞻，也是蒲松龄好友，但他在蒲松龄人生中起的却是另一作用：因惧内成了聊斋故事原型，此是后话。
蒲松龄《郢中社序》说明他们聚合到一起写诗的缘由：
谢家嘲风弄月，遂足为学士之章程乎哉？余不谓其然。顾当今以时艺试士，则诗之为物，亦魔道也，分以外者也。然酒茗之燕好，人人有之。而窃见夫酒朋赌社，两两相徵逐，笑谑哄堂，遂至如太真终日无鄙语；不则喝雉呼卢，以消永夜，一掷千金，是为豪耳。耗精神于呼号，掷光阴于醉梦，殊可惜也。余与李子希梅寓居东郭，与王子鹿瞻、张子历友诸昆仲，一埤堄之隔，故不时得相晤。晤时瀹茗倾谈，移晷乃散。因思良朋聚首，不可以清谈了之，约以燕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聚固不以时限，诗亦不以格拘，成时共载一卷，遂以“郢中”名社。
《郢中社序》说明：读书人学八股文最重要，诗属“魔道”。但许多读书人凑到一起，大吃大喝，猜拳酗酒，浪费光阴。蒲松龄与朋友决定组成诗社，以便志向上互相勉励，学问上互相切磋，于学业也可稍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