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西北有粮食吃吗？”吴焕先迫不及待地问粮食。
“吃的粮食么，比起鄂东北还是稍好一些。青黄不接的时候，部队也没有饿过肚子……”郭述申讲话比较斯文些儿，总是那么不慌不忙的，低而沉的嗓音似乎与他的高大块头很不相称。因为吴焕先最为关切的是有没有粮食、能不能吃饱肚子，他首先还是谈粮食。
吴焕先说：“部队从七里坪撤了下来，完全处于一种打粮吃的状况。为了打得几天吃的，这些日子就象赶集似地到处奔走，跑了数里路程，沙窝集、阳台山两处大的粮食目标，都没有捕着……唉唉，沿途所打得的粮食，只够当日糊口！”考虑到鄂东北根据地的艰难处境，他马上就想采取远距离的飘忽行动，把红二十五军拉到皖西北去，吃上几天饱肚子，恢复一下体力，抓紧机会休整休整，以利再战。当他向省委讲明情况后，沈泽民却不由反驳道：“呵呵，你想带领队伍去皖西北跑反？
逃难？以度饥荒？”沈泽民似乎明察到问题的实质所在，接连发出好几个问号。可他马上又笑着口答：
“大敌当前，若要离开鄂东北根据地，可就变成了逃跑主义！张国焘个驴日的，他不顾我们死活，抛下我们省委溜之大吉，我们可不能步他的后尘，抛弃鄂东北根据地，重犯逃跑主义的错误……”
7月11日，敌五十四师一六二旅两个团，突然向福田河地区进犯。吴焕先指挥红二十五军和皖西红八十二师，于黄土岗一带抗击敌人。红八十二师战斗力很强，师长刘得利也是一员虎将。战斗中，刘得利指挥全师冲锋在前，吴焕先非常喜欢这位年轻的师长。这次战斗，两军合战，将来犯之敌全部击溃，毙其旅长郭子权。战后，他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抓紧整编部队。由于七里坪战役减员过半，决定撤消红七十三师番号，补充加强红七十四、七十五师。这时全军两个师共六个团，约六千人。
与此同时，郭述申带领红八十二师奉命返回。临别时，吴焕先和郭述申都紧紧拉着手，依依不舍地互相嘱咐：“一路胜利，胜利！”刘得利含泪握别，说：“军长，到皖西北去吧，那里保证有同志们吃的。”两支红军的送别场面也别具一格，被俘号官赵凌波，领着二十几个刚刚学会吹打的小号兵，聚集在福田河上，举起小钢号，“嘀嘀嗒嗒”地吹了一支送行曲……7月17日，敌开始第五次“围剿”，刘镇华坐镇新集指挥，开始以摧毁光山、黄安边区根据地为目标的大举进攻。18日至19日，敌六十五、三十、三十二师逼进光山南部省委驻地太平寨。省委以光山、罗山、黄安两个独立师等地方武装，从正面阻击敌人进攻；又急令红二十五军火速回援。7月21日，红二十五军奉命到达太平寨，即在王家湾以南的陵牌石与敌六十五师一九五旅展开激战，打得血流成河，难解难分。击伤敌旅长马棋臻，歼敌七百余人，但未能将敌击退，红军亦伤亡五百余人。
22日，敌三十师突然占领长冲，并向檀树岗地区进犯。在此危急时刻，红二十五军又奉命调头南下，抢占长冲以东的光宇山阵地，阻击敌三十师的进攻。经过几次激战，毙伤敌四百余名，但也未能将敌击退。红军亦有伤亡，遂将光山独立团一个营补人红七十五师。几天之内，部队忽北忽南，疲于奔命，两头设防抵御，首尾难以相顾；鄂东北境内的几块中心区域，大都被敌人所占领，根据地危在旦夕！尤为严重的是，好容易筹备下的一点粮食，这时已吃光耗尽。因为粮食断绝，部队又不得不转向麻城以北地区，首先解决吃粮问题。
转向哪里“打粮”呢？过了乘马岗，前面就是福田河。而这一地区的粮食，经过红军几次“打粮”之后，加之顾敬之民团的搜刮，粮食已很匾乏。
盛产粮食的福田河，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势必要“与民争粮”，侵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民以食为天”，红军也要吃饭，以食为天！但更为重要的还必须“以民为天”，即使“天”不从人愿，也不可惹得天怒人怨。经过再三考虑，吴焕先还是决定绕开福田河，把队伍拉到以北的两路口，就近从事“打粮”活动。随军行动的省委书记，对这一“打粮”区域的选择，当然也表示同意。
部队饥肠辘辘地赶到了两路口。这个位于福田河上游的狭谷小镇，东西两面山大沟深，土地贫瘠，粮食出产很少，老百姓也相当困苦。南面，距离福田河虽说只有二十余里路程，但就地理条件和粮食出产而言，完全是两种不能比较的天地。北面一翻过小界岭，便是粮食富足的沙窝集，相距四十几里，七里坪战役后打过一次没有打下，也不是轻易可以“打粮”的去处，无奈只能奔走于东西两面的山湾村寨，向老百姓筹得一些吃的，暂时填填肚皮而已。部队在西面的齐头山、纯阳山、干河冲等地，倒是筹得少量的麦豆杂粮，因为缺少碾子石磨，仅凭老百姓家中的几个石臼，实在也难以维持。大多数连队都是煮吃麦豆，连皮壳都不曾脱去。有的连队弄到一点儿小麦，又没有铁锅蒸煮，就找来几口瓷缸，就地架火烧煮。麦粒刚刚膨胀开来，还等不到完全熟烂，瓷缸“嘣”地一声炸裂了，再也难以收拾。战士们只好吃那半生不熟的麦粒儿。许多消化不良的同志，吃下去什么，拉下来还是什么。加之部队多在高山野外露宿，白天烈日爆晒，晚间寒冷袭人，雷雨又多，患病者与日俱增。
就在这时，吴焕先因为饥饿劳累过度，又一次病倒在担架上。好在是临时驻扎筹粮，没有多少战斗任务，无须战士们抬着奔走。可他总是躺不住的，每日里由警卫员陪着，到战士们中间，讲全国革命形势，讲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故事，讲得大家喜笑颜开。药品来源困难，他和医务人员研究，用山洞水洗伤，用南瓜瓤敷伤口。战士们没有吃的，他自己也饿得脸都浮肿了，桃小川想办法用小锅熬了点稀饭，但他没有吃，端着小锅把稀饭送给伤员了。全军好几千人马，全都一窝蜂似地拥在高山狭谷地带“打粮”吃，他心里比谁都急。
“军长，你也病了？”军中的伤病员们，都不约而同地问道。“可不是么。”
吴焕先咧嘴一笑，“吃下的小麦、豌豆，从嘴里进去，又从屁眼里出来，在肚子里游行示威，能不病么？”
“就是就是。这些顽固不化的小颗颗，因为没有上过碾磨，部顺着肠子行军咧！”
战士们也有同感。
可也有人眼巴巴地望着吴焕先说：“军长，我们不能转个地方么？这里……”
“是呀，我们总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大家都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坚持两天再说。上级很快就会做出新的决定，……”
粮食啊，粮食！东去皖西北是为了粮食，死守鄂东北“保障秋收任务”，同样也是为了粮食！粮食是中心苏区能否巩固与存在的命脉！然而，为了“保障秋收任务”，现时所筹备的一些粮食，谁知又能维持多久？距离秋收时节，至少还有两个月，谁知还能不能坚持到稻谷成熟？在此期间，每天都得消耗一定数量的粮食，到底能够支持多少日子？这许多不容回避的疑问，都接连不断地提到吴焕先的面前，搅得他心神不安。到皖西北去！必须说服“胡子”到皖西北去！
沈泽民还在忙于写作，坐在一个木头墩子上面，光着膀子伏在床边，肩头搭着一条湿毛巾，热得满头大汗。这些日子，沈泽民的工作劲头倒是很足，那么一副矮小瘦弱的身体里面，仿佛蕴藏着用之不竭的力量。就省委几个成员来说，吴焕先病了以后，戴季英跟着也病了，高敬亭似乎也是浑身无力，马上就要病倒的样子。唯独沈泽民没有被病魔拿住，同样经受着饥饿和劳累的折磨，他的精力却又是那么旺盛、充沛，写作起来也是不要命的。昨天刚写完长达三千字的指示信，今天还在伏案写作……“你在写什么？”吴焕先随口问了一句。
“唔，我在给中央写个报告！”沈泽民边写边说，“应当把我们苏区的情况、七里坪作战以来的经过，还有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作出书面报告！”
“老沈，”吴焕先很诚恳地讲道，“你不是说过，中央有个百战百胜的刘百成（伯承）么，这……可是真的？”
“对对。此人名不虚传，……”
“向中央要啊！”吴焕先不由脱口而出。他想起省委在决定围攻七里坪的一次会议上，沈泽民曾经提到过刘百成（伯承）来当军委主席！沈泽民忙不迭地应道。
就因为军事上没有一位中心人物，省委军委一直都没有成立起来，不能不说是个最大的缺陷，有碍于领导方式上的转变。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大得很又巧得很，就在沈泽民、吴焕先多次想要个刘伯承的愿望未能实现时，十年之后，刘伯承真的率领大别山儿女回来了。那时候刘邓大军七个纵队有五个纵队司令员是大别山走出去的红军战士。
“只要把刘百成（伯承）同志要来，我们就有了军事上的主持人物，军委会也可以建立起来！”吴焕先对此抱着极大的信心和希望。
“好好，我们一定把这个问题写上，写上！”
他们二人在这方面的话题颇为一致。以后涉及到红二十五军当前的行动目的和不宜去皖西的总方针。吴焕先也没再提出去皖西的问题，而是引用了沈泽民起草的省委文件中的几句话，借题发挥地说：“我看了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记得其中有这样两句，意思是说战争的性质是最残酷的阶级决死战争，所以不能指望在一次击溃敌人的战斗中，就可以结束这个战争；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全国大战，将要成为长期的阶级战争。可是，我们现在的行动目的和总的方针，仍是指望在外面打得几天粮食，即返回中心苏区一战！这决死一战，即使可以获胜，也难以扭转整个苏区的形势。就眼下的情况来看，想要打到十天左右的粮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困难很多！”
沈泽民对这番话也很敏感，一针见血地说：“你倒学会在‘可是’后面做文章！
说来说去，无非是坚持要去皖西，固执于一孔之见！说句老实话，我在报告上已经写了这个问题……”顺手拿起两页已经写成的稿纸，边念边讲：
“我们认为红二十五军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为争取黄麻中心苏区之巩固而斗争！即使因为粮食断绝，不能在黄麻苏区境内存在的时候，也不应当到皖西北去！
——所以写上这个问题，也是有针对性的，你心里也很明白。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这一带粮食匾乏，就想脱离鄂东北苏区。只要坚持下去，等到谷子熟了，我们在苏区内的行动，自然就有办法。所以我说，你趁早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吴焕先的情绪也很冲动，他说：“这些日子，你难道就没有尝够打粮吃的滋味？
吃了今天没得明天的，还想打得几天粮食，再回苏区一战？这种行动方针，到底能支持几个回合？七里坪的严重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么？……”
提到七里坪之围的严重教训，沈泽民这时也有所认识，他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是机械地执行了中央军事指令”，由于红军“力量相差太远”和“粮食困难”，七里坪之围“实际上仅形成一种威逼”，“主观的力量上确实是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这些严重错误，确实是由于没有彻底了解四次‘包围’以前省委的‘左’倾路线所形成的”。但要把七里坪之围的教训与眼前保卫中心苏区的任务联系起来，他却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儿，前者是大举反攻时期的失误，后者则是“保卫苏区每一寸领土”的根本问题，不可相提并论。说到不宜去皖西北的问题，他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振振有词地讲道：“敌人这次进攻，完全是利用鄂东北苏区粮食困难，企图逼走红二十五军，好在黄麻中心苏区树立白旗。……当然，敌人的这种企图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离开鄂东北一步，敌人就无法达到逼走红军的目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上这个当，中了敌人的诡计……”
“我们为什么非要守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吴焕先还是亮明了他的观点。
“敌人的企图岂止是逼走红二十五军，而是要消灭红二十五军，置我们于死地！现在，我们就得摆脱强敌，跳出困境，保全我们的队伍……要去皖西的话，现在还为时不晚，过了这个村就没得这个店了！”这一次，他的头脑里似乎想得复杂了一些，不仅是为了吃粮问题，而且涉及到作战方针问题，增添了新的意思：避开敌之锋芒，保全红军力量！
去与不去皖西北的问题，就其实质而言，还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战略方针问题：
是采取“飘忽的游击战略”方针，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还是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作战方针，跟敌人死打硬拼？知识分子居多的省委成员，只以为是具体行动方面的意见分歧，谁也没有完全弄通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当时也不可能精通领会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对沈泽民来说，张国焘放弃苏区是一面最为现实的镜子，同样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认为鄂东北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区域，省委就在此地，红军若要远离鄂东北一步，单独“飘忽”行动，就意味着“逃跑主义”的嫌疑……他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完全是针尖对麦芒，言语也是很尖锐的，够苛刻的。他对吴焕先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