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决反对！”曾中生面红耳赤，怒不可遏，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做出的决议，怎么能如此随便地就被这位在军事上分明一无所知的张主席否定了，张国焘怎能如此儿戏一般地决定红四军的作战计划。“国焘同志提出的计划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冒险主义的计划！我仍然认为红四军应执行新集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南下蕲、黄、广，既可解决粮食问题，又可以扩大苏区，威逼长江，调动和钳制敌人，使其不无后顾之忧。我们这样做了，也就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严厉地盯着张国焘，“我坚决认为，这也是鄂豫皖红军目前只能做到的事情！”
“我和申生同志的看法一致！”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气呼呼地说。
“我附议！”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也说。
陈昌浩起而支持张国焘。
陈昌浩，1906年出生于湖北汉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相交甚笃。1930年陈昌浩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冬天回国，任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现在，王明将他派到鄂豫皖，主持当地和整个北中国的团结工作。陈不是理论家，却是一位年仅二十四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高涨的革命热情的青年革命家。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之初，并不知道自己信任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相反，由于他对革命的忠诚，他在这块苏区内推行“中央路线”的责任，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得力的和主要的助手。
“国焘同志是代表中央的，他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它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计划，而是一个应当研究如何执行的计划！”陈昌浩以势压人。
“这个计划并非国杰同志一时心血来潮，它是根据中央苏区要求各地红军援助的电报精神做出的。执行不执行这一计划，实际上是一个顾不顾全中国革命大局的问题。”沈泽民也情绪激动地站在张国焘一边。
沈泽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像许多很少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看待中国革命的方法更多是书本式的和教条式的，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正确时，他对革命的忠诚，他那火热的激情，会使他自己成为革命的财富和巨大的动力；而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发生错误时，他的忠诚和激情却会对革命带来严重损害！
张国焘微眯着眼睛，不动声色。
会场突然陷入死一样的沉默……“好了，会就开到这儿。”张国焘站起来，“我是中央分局书记，又是军委主席，在这件事上，我个人对中央负责。”
会议散后便是中央分局常委会议，会议的决定再次在红四军内引起巨大震动。
张国焘决定改组红四军领导层：旷继勋被免去红四军军长职务，由徐向前接替。
余家集会议是红四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突然袭击的方式，推翻了红四军原定的作战计划，改组了红四军领导，在所有军队干部面前有力地申明了他作为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不可动摇的权威。而他提出的下英山、出潜太、占安庆的冒险计划的不可操作性，则把曾中生推到了两难之中：要么去执行这个行不通的计划，给红四军带来巨大损害（甚至会全军覆没）；要么拒绝执行这一计划，从而使他和红四军蒙受“不执行命令”、“放弃援助中央苏区”、“公然抗拒中央分局和军委”等等不可宽恕的罪名。如果说二次新集会议上曾中生赢了张国焘一着棋，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一步棋就将曾中生置于了“死地”。
张国焘是一个通过组织手段控制权力的大家。他此时用徐向前取代旷继勋就是明证。旷继勋绝对是曾中生的同盟者，张国焘下决定换掉他，不如此便不能打破他们两人对红四军的控制；无论如何，他都通过这次撤换红四军军长，让所有红军将领包括徐向前在内明白了一件事：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人撤职。只有他才是这支红军、这块苏区的最高主宰。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曾中生身上了。余家集会议已通过了张国焘的冒险计划，从组织原则论，曾中生作为党在红四军中的最高负责者，必须无条件地去执行；然而这计划又明摆着是错误的，不可执行的，这一点在他和新上任的军长徐向前之间也达成了共识（在此问题上他们的心本来就是相通的）。红军不能去做这种自杀性的远征，红军是党和工农的财富，是鄂豫皖苏区得以存在的保障，失去她苏区的一切都将完蛋。曾中生本能地想要反抗这一计划，全军上下也都会同情和支持他这样做。
但由此产生的责任和后果，却首先要由他自己来承担。
曾中生的思想和情感在张国焘为他设下的陷阱内左右冲突。后来的情况表明，余家集会议后，张国焘的计划还是被执行了。7月中旬，徐向前、曾中生率红十、十一、十二师主力五个团离开商城，冒着酷暑，挥师南下。8月三日拂晓，红十、十二师三个多团突然兵临英山城下，从西、南、北三面发起凌厉攻势。守敌五十七师一个团和英山民团一千八百多人依托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战斗进行到下午4时，红十师两个团从城西北角登上城垣，突入城内，又经两小时激战，全歼英山守敌，缴长短枪一千二百支，重机枪十八挺，迫击炮四门及大批弹药和粮食。首战告捷。多日忍饥挨饿的红军指战员，终于吃上了大碗的白米饭。
打下英山只是张国焘计划的第一步。下一步便是兵出东西，越潜山、太湖，向安庆进军。英山城内，曾中生和徐向前面对军用地图，从单纯的军事学角度出发，再次探讨了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英山距安庆四百余里，中间全是白区，沿途敌人有两个多旅，即使敌人不再朝这一地区调兵（调兵是可能的，因为红军打下了英山），我军远离根据地进行无后方的作战，突破敌道道封锁线到达安庆城下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何况打下英山之后，还要留一个团守英山，红军只有四个团出征。
即使奋力作战，打到了安庆城下，还有没有力量发起攻击？
徐向前说，这样去援助中央苏区，还不如执行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计划，南下蕲春、黄梅、广济。那里是老区，敌兵力空虚，且只有二百四十里路，部队里有许多红十五军的干部战士，我们得天时、地利、人和。动静闹大了，敌必回师对付，这样才真地援助了中央苏区。
这个夜晚对曾中生来说是艰难而漫长的。他明白现在无论对于红四军还是鄂豫皖苏区，都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他不能继续执行张国焘的计划，他应当带红四军南下蕲、黄、广，前者是一条死路，后者才是一条活路。他的党性和肩负的责任，都不允许他再执行前一计划。但是他对张国焘的阴狠刚愎已有了很多了解，如果现在想通过正常途径要求张国焘改变计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曾中生要保住红四军和鄂豫皖苏区（保住了红四军也就保住了鄂豫皖苏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第二天早上曾中生下了决心：兵发蕲、黄、广！
8月3日，红十二师一个团由许继慎率领，留守英山，红十。十一师四个团加军部直属队直下鄂东。曾中生一直是光明磊落的，他没有、大概也认为没有必要对张国焘封锁消息，便在部队出发之际，派人把红四军南下蕲、黄、广的决定正式“报告”给了鄂豫皖中央分局。8月5日，红四军南下部队进入蕲春县境。这时情况发生了一点小变化。当地群众告诉红军：长江涨大水，武穴一带一片汪洋，继续南下三路受阻。曾中生当即决定改变计划，回击蕲水，横扫罗田，打开战场，诱敌而歼之。
8日，部队在蕲春境内兵分两路，突然袭占敌兵力空虚的浠水、罗田两县城。18日，红四军以两团兵力，一昼夜急袭一百二十里，突袭蕲春北漕家河镇敌新编第八旅。
战斗于拂晓时打响，敌措手不及，红军如同神兵天降，两小时后即毙敌数百，其余一千六百余名敌人被俘，敌旅长王光宗也被抓获，我军获枪一千二百余支，部队乘胜进占广济县城。原红十五军的干部战士回到了故乡，分外高兴，全军士气高涨。
曾中生分散部队，帮助当地党组织恢复活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短短半个月时间，原鄂东苏区已大部分恢复，红四军缴获了大批粮食，还缴获金子二十余斤，白银一千八百斤，大洋七万元。正是这一批缴获，帮助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区军民渡过1931年空前的粮荒。
曾中生认为此时可以写信给那个比张国焘把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更高和更有权威的仲裁者，为自己的行动和胜利做出解释和辩护了。8月20日，他以红四军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的名义，执笔写了一份就红军南下和东进的大是大非问题给中央的正式报告。并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军事方针。
曾中生派人将自己的报告送往党中央之前，让人抄了一个副本，送给鄂豫皖中央分局。
这样一封重要的信，就这样被分头送走了。
红四军南下蕲、黄、广的行动果然对蒋介石在全国进攻红军的部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8月底，徐源泉第四十八师被紧急调往鄂东，对红四军作战。徐向前、曾中生接报，立即从广济、英山收拢部队，在两县之间的洗马畈紧急布阵：红十、十一师四个团在南北两翼设伏，红十二师一个团分为两路，在东西两侧负责培口子，目标是将来敌全部歼灭。我军刚刚进入阵地，敌人便已来到，前锋直趋我红三十一团阵地下面的洗马畈村。团长倪志亮一见，没等军部发令，便率领全团向敌猛扑过去，试图将敌堵在野外，却被一个团的敌人拼命挡住。敌后续的一个多团趁机占了寨子，据地顽抗。徐向前急令全军从四面向立足未稳之敌发起猛攻，白军共有四个团之多，红军以五个团吃四个团，兵力优势不大，当下两军搅成一团，混战到天黑，敌终究不是红军对手，没有进到寨子里的三个团大部在野外被歼，进到寨子里的敌人天黑后突破重围西逃，红四军取得了南下鄂东以来的又一场大胜。部队乘胜进击叶家湾，徐源泉忙令残敌连夜西逃。曾中生很高兴，让人打扫战场，呈报战果。这时，一位从新集来的交通员被引到他面前。
“中生同志，这是分局和军委给你和徐向前军长的信。”交通员说。
曾中生拆开信看了一遍，脸色如雨前的天空一样晦暗下来。
信是张国焘代表分局和军委写给曾中生和徐向前的。信中把红四军将东进改为南下，是对中央分局和军委的“公开抗拒”，“把红军行动与土地革命隔离”：四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他以命令式的口吻指示四军领导特别是曾中生，见信后“火速”率部北返，“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事情的性质就在这里起了变化。曾中生意识到，他和张国焘之间，已经没有了同志间的争论，有的只是政治陷害。曾中生自己可以接受这样的栽赃陷害，红四军南下作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却不能接受！曾中生拍案而起。这时他想到了中央。中央收到他和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写的报告了吗？中央会支持这份报告吗？他的思考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四中全会否定了三中全会，在鄂豫皖苏区，中央用张国焘取代了他，说明了中央更愿意相信张国焘而不是他。他是三中全会后瞿秋白、周恩来派来的，秋白现已从中央领导核心除名，恩来也受到了批判，他真能指望有人为他和红四军主持公道吗？如果中央支持张国焘呢？张国焘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看得更清楚了！
曾中生开始十分冷静地处理这场正在发展中的危机。他不能再让张国焘有机可乘。张国焘要求红四军接信后“火速”北返，接信的第二天早上，红四军的先头团已从叶家湾出发，向北行进。曾中生此时也并非没有一点力量，他的力量在于红四军指战员对他的支持与拥护。张国焘的信已在全军上下引起了强烈义愤。这个张国焘想干什么？他到了鄂豫皖苏区，除了种南瓜，好像一件好事也没做过！有的战士喊：“打倒张国焘！”
部队在英山鸡鸣河停下来，全军紧急要求开会讨论张国焘的来信。鸡鸣河的小山村从此在党史上留名，红四军在这里召开红四军连以上支部书记、指导员干部会议，公开讨论张国焘的来信，决定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会议通过了曾中生起草的一份题为《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的决议，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北返，向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军委“面陈一切”，红四军就地休整，然后回师皖西苏区麻埠，等待结果再决定行止。
就有头脑比较清醒的人觉得此事做得轻率。红十二师政委吴焕先在会上指出：
虽然分局对红四军的指责是不对的，但从组织原则上看，红四军似乎不好违背分局的命令。徐向前也认为鸡鸣河会议及它做出的决议“可能不太妥当”，意在提醒曾中生，这样做会再次让张国焘抓住把柄。曾中生没有接受这些意见，会开了，给张国焘的信写了，刘士奇也被派了回去。他是政委，在没有被罢免之前，他仍对这支队伍的行止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刘士奇出现在新集城北张国焘寓所那间庙宇式的小房子前时，后者或者生出了一种错觉：跟在这位军政治部主任身后的将是红四军的千军万马。
幻觉转瞬即逝，除了一位交通员，刘士奇背后再没有别人。
张国焘一下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怒不可遏。“部队呢？”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