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关于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经历过历次党内斗争，特别是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严酷斗争，使外公认识到，实行正确的党内生活原则是何等重要。他回顾历史，指出：党内第一次斗争，是同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斗争。陈独秀实行家长制，执行右倾退让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在党内进行斗争不可了。那时，斗争的方法是文明的、健康的。这说明，反对陈独秀的斗争是一次政治斗争，尽管是政治斗争，也是可以健全地进行的。后来李立三也实行家长制，同陈独秀的家长制不同之处，是加了一个处分干部，对不同意见的同志给予降职的处分。而在共产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从王明开始的。只要不同意王明的意见，就是反对“国际路线”，就是“路线问题”，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对革命”，“反对”革命就是“反革命”。斗争要“残酷”，打击要“无情”。先是批判，然后就关起来审查，然后就刑讯逼供，然后就处决，就株连许多人。意见不同，不光是政治意见，而且包括思想、宣传、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各种意见在内，都归到是政治问题，都戴政治帽子。凡是诬告，都算是真的，诬告者提升，被诬告的受审查，受处分。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党员之间的关系，从亲密团结变成互相戒备，“乌鸡白眼”。民主没有了，人人自危。王明路线使中国革命受到重大挫折，搞到几乎失败的地步，革命力量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反对王明路线。在党内生活中，毛泽东同志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行“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有反革命嫌疑的人，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依靠确凿的证据定案。这就使全党形成了空前的大团结，政治生活又变得正常了。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许多在王明路线出现的现象重演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践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回顾上述历史，外公总结说：“从党的六十多年的历史看来，在党内生活凡是依照民主集中制正常进行的，革命运动、党的事业就胜利，反之就要受挫折，就要失败。”
外公年事虽高，但宝刀不老，他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并热情地为新生事物护航开道。
当《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做出后，外公很赞赏，并进行热情地宣传。他以《茗边老话》为题，连续写了九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出，支持经济体制的改革，支持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赞成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邓颖超读了他的这些文章，称之为“老话有新意，继往又开来”。
外公还经常提出意见和建议，供中央决策参考。
比如，他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醒人们千万要警惕在形势顺利下的不顾客观规律、“头脑发热”的毛病。一段时间里，人们在许多场合，不顾条件地大喊“腾飞”，竞相攀比“高速”。外公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写信，指出提这样的口号多有不妥，而应提“持续、稳定增长”这样的决策思想和口号。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求持续、稳定增长，只管“腾飞”，只注重发展速度，盲目攀比，不注重效益和综合平衡，“那是会吃亏的”。“文人喜欢夸张，不可取，我们搞一百年持续、稳定增长，才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外公在革命和建设困难的时候，总是鼓励人们要有胜利的信心和勇气，要通过艰苦的奋斗和努力，去夺取胜利；而当革命和建设环境顺利，容易产生自傲和头脑发热时，又谆谆告戒人们要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这是外公一贯的辩证思想，也是他积六十多年革命、建设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之所得。
外公也十分关注农村的改革，关心农民的致富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农村办起了乡镇企业，这是一个新生事物。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缺乏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是在夹缝中成长，所以十分困难。为了获取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时而还出现“请客送礼”、“扰乱市场”、“扰乱物价”和“以小挤大”等现象，在全国引起了不同反响。当时许多同志对它是公有性质还是私有性质、是有利社会发展还是干扰国民经济、是利国利民还是贪赃枉法，都有怀疑。甚至有的同志认为它就是苏联所说的那种“地下工厂”，是个毒瘤，应当严令禁止。在这种大气候下，每年年底全国各地的财物大检查，都把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重点清理整顿的对象，每年都有大量的乡镇企业被清理掉，不少企业家也受到了不应有的处理，甚至关押。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改革的重点在农村，中央把重点工作放在大力发展和巩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上，使农村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但对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却持审慎态度。可以说，乡镇企业是几度风雨，步履艰难，发展缓慢。
针对这些观点和作法，外公不顾七十六岁的高龄，风尘仆仆来到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起伏也比较大的江苏、特别是他的老家无锡进行调查研究。他看到，家乡人均耕地仅有三分田，光靠种田不搞乡村工业，这样农民怎么富得起来呢？更重要的是，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们是使大量的农民破产，流向城市，形成廉价劳动力，才促进了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的。而我国是农业大国，有八亿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这是我国的国情。如果走外国发展的这条老路，使数亿农民破产，（人均三分耕地的农业收入，今后又怎能保证不破产呢？）流离失所，涌向城市，在中国将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大问题、大灾难！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靠农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改革中，必须解决好八亿农民的出路问题。按照市场经济的优化配置原理，我国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将流向效率和收益高的第二、第三产业部门和领域。如果我们能在农村乡镇、县一级范围，把八亿农民的去向问题解决好，大力扶植他们办好相关企业和工厂，搞第二、第三产业，他们的生产力提高了，效益大增了，生活富足了，虽离开了耕地，但却“离土不离乡”，不会形成大量流离失所，涌向城市的那种社会现象，而是在本乡本土转向了第二、第三产业，进而把乡村发展成为中国式的“农村城市”，与各大城市遥相呼应，共同发展。（外公曾风趣地将此比喻作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是解决八亿农民出路的一条道路。对广大农民在改革大潮中的这一创举，做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全力支持。
外公也调查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许多不足和问题。他认为，这是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有些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中的矛盾及党风不正所引起的，不能都怪罪到乡镇企业头上。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和引导，通过乡镇企业的自身的不断完善，许多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对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更要用全局观点去分析它的重大意义和在历史中的作用。
当外公从家乡了解到，乡镇企业几经波折，发展维艰，年年挨整，甚至有的农民企业家被迫自杀时，他震撼了、落泪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力排众议，为八亿农民讲话撑腰。
他再也无法沉默了。1982年初，他将对乡镇企业的调查和看法，直接呈书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并在信中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
胡耀邦总书记对外公的进言十分重视，立即批转印发给1982年初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以引起全国的重视。经过两年的实践和探索，经过思想观念的转变，1984年初中央对农村政策的“一号文件”中，终于第一次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写上文件，做为全国全党的一项政策，为乡镇企业正名，并把乡镇企业推向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发展高潮。
现在，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支柱产业，再也抹不掉、打不倒了。外公在他的晚年，不顾个人得失，力排从议，力保乡镇企业，他对八亿农民兄弟所做的这一重大贡献，后人是不会忘却的。他的因发展乡镇企业而富裕了的乡亲，来到北京探望他，为感激他对乡镇企业的支持，竟然在他面前跪地感恩……199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陆定一文集》。《文集》共收外公有代表性的著作一百一十四篇，包括理论文章、报刊的社论、专论和通讯、工作报告、讲话、总结，以及书信、译文、诗歌等，时间自1926年至1990年，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工运、国际、宣传、新闻、文艺、教育和青年工作等方面，其中大部分是过去未曾发表过的。这些著述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的广阔而生动的革命经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途程。外公为《文集》写了《自序》。
在《（陆定一文集）自序》中，外公开头写道：
“中国革命，这是一个大试验。试验成功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他接着回顾了自林则徐抗英开始的中国近代历史，回溯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波澜起伏奋斗历程，然后归结为一个定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势力能够这样做。”“不论是中国的革命，或是社会主义建设，其成功和失败，决定于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自序》一文在199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后，立即受到读者的高度赞誉：“文近万言，浑厚浩荡，流利顺畅，主题明确，一气呵成，颇富启发和感召力。这是一篇实事求是、从党的历史和亲自经历说起、总结阐述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应当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好文章。”“紧扣着波澜壮阔、层峦叠峰的中国共产党70年斗争历史的实际，作者‘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李白）的手笔，用朴实的文字、简明的叙述、坚实的材料，论证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出路，人民才有幸福。”“其经验丰富深刻及其以理服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顺便提及，在《自序》中，外公提到了他对瞿秋白的遗书《多余的话》的新的看法。以前，他在延安时看见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发表《多余的话》时，认为这个文件情绪消极，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后来周恩来告诉他，他亲自看见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瞿秋白的笔迹。外公这才相信了，但心里却存有一个谜：瞿秋白为什么情绪消沉呢？他在《自序》中写道：
“我现在认为，这不是情绪消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
中共党史研究界人士认为：外公提出的这一新的观点，是对瞿秋白研究的重大突破。
为着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他那历尽沧桑的生命之树，继续绽开着朵朵新蕾……
第三节与外公相处的日子琐忆
写下这个题目时，一时间不知道如何下笔、该从哪里说起。
我们找到外公，或者说外公找到我们，到外公去世，有十个年头。但外公在北京，我们在江西，一头北，一头南，真正相处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会超过三个月。我们全家，还算我与外公相处时间相对多一些，因为出差去北京的机会多一些。而母亲，与外公见面的时间则很少。这是母亲的一个遗憾——她做为外公的女儿，从3岁起与外公离散，53年后才与外公重逢，重逢后的日子又难得见上外公一面，这不是极大的遗憾么？
母亲的遗憾还在于，她不能与外公单独交流。母亲没有念过书，没有文化，不会普通话，说的是我们赣南的客家方言，外公无法听懂；外公的无锡口音的“普通话”，母亲也很难听懂。父女俩要交谈，必须有我们在中间当“翻译”。外公也为这语言的隔陔而常常叹息。
正因为相处在一起的日子少，所以见面的时间就变得宝贵，在回忆中也就显得珍贵。
于是就想把与外公相处的日子的点点滴滴写出来，虽然是一些日常的小事，但也可以让人体味到外公品行和性格的一些方面。
还是从第一次见面谈起吧。
在与外公第一次见面中，当我们一家人被一个个介绍给外公，外公得知我与弟弟赖章荣都是大学毕业、弟弟还读了研究生时，他非常高兴，便很有兴致地继续问起我们读的是什么专业，当告知他我读的是哲学专业、弟弟读的是数学专业时，他紧接着又问：你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专业呀？我与弟弟当时回答的都相同：凭得是兴趣。他听后，就说：“哈，你们两个真傻呀！一个念哲学，一个念数学，所念的都是赚不了钱的专业——两个大傻瓜！”我们听了，一时明白不了他的话的意思，只好咧着嘴傻笑。但接着外公又说：“好！当傻瓜好！国家需要这类傻瓜，如果人人都想着赚钱，就没人搞哲学和数学了。”然后他又补上一句：“我不也是个傻瓜，没去赚钱，革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