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阿拉伯数字的排列，有着特定的含义：
68——入狱时间：1968年；
1——特等犯人；
64——这位囚犯的编号。
在监狱的犯人花名册上，64号特等囚犯的真实姓名：陆定一。
1968年4月29日，外公成了“68164”——中国秦城监狱的一名特等囚犯。
秦城原是为了专门关押侵华日寇战犯而造的监狱，而在“文革”期间，却被林彪、四人帮用来囚禁被他们宣判为要犯、重犯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军队的将领、老公安和其他受害者。其中包括功勋卓著的抗日勇士，他们当年的浴血奋战，把侵华日寇送进坟墓和牢笼，现在他们自己却被送进关押敌人的牢狱，这不是历史的误会，便是历史的沉沦。
外公陆定一，当年的八路军前敌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威震敌胆的百团大战的指挥成员之一，而今，也成了这座监狱的特等囚犯。
他住的牢房是一间六、七平方米左右的单人囚室，靠墙放着一张木板小床，床板架离地面尺余高。
牢房的一角设有一个小水池，供盥洗之用。牢房内不放马桶，只是在水池边设有一水泥便池，“方便”之后从水池中勺水冲洗。
牢房两重门，里面一扇是铁栏门，外边一扇是木头门，木门上端有窥望孔，下端有一扇六寸见方的活动小门，用来打水打饭。
一个窗户，很小，且高高在上，站着伸手也够不着。
一个十五瓦的灯泡，安在高高的天花板上，电灯的开关却设在外面，由看守控制。
早上七点听哨声起床，晚上九点听哨声就寝，平时不能躺在床上。
每天供三次开水，每次一杯。
每月洗澡一次，每次半小时，无论冬夏皆如此。
每天放风一次，每次一小时，或者是上午十点，或者是下午四点。
放风地点设在牢房外的一块地坪上，一道长墙将地坪一隔两半，墙两侧隔成小格，活象两溜猪圈。看守站在高高的中墙上监视，可将两边格子里的情形一览无余。
放风时，犯人一个一个单独放出来，一人一格，隔着高高的隔墙，谁也看不见别人。这样，即使是关在同一个楼房里的人，多少年来也照不上面，这可谓“咳嗽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
囚室、囚衣、囚规……
就这样，他过起了正儿八经的囚人生活。
牢里的生活相对于外面所经历过的狂潮的日子来，似乎要较“平静”些。高墙既是牢笼，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道“隔离层”——在高墙内可以免受“群众专政”的触及，不用参加批斗大会接受“红卫兵审判”。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看到过的一份1980年审问陈伯达的法庭记录：
审判员问陈伯达：“你下达书面指示，要把身为副总理的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这是严重违反宪法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你当时知道不知道？”
陈伯达答：“当时没想到。”
问：“这不仅会使他受到人身迫害，而且甚至会有生命危险，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
答：“这些问题我都没想到。但是当时呢，我是在发疯的时刻。”
“发疯的时刻”，这句话倒一点不假，它不仅道出了陈伯达当时的心态，也可以用来描绘当时整个中国的情形：发疯的“群众运动”，发疯的“红卫兵审判”。“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发疯的运动”。
许多年后，当外公对我谈起这段经历时，对这场“发疯的运动”有着切身体验的他竟然深有感触地说：“关进牢里比接受‘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要好些，牢里多少还有个规矩。不然，‘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无法无天，会被整死的，多少人就是这样被整死了呀！我没有死，算是幸运。”
这是老人经受了那些非人的、不堪忍受的摧残、折磨和凌辱后的“经验之谈”。
坐牢倒算为一种“幸事”——怎样一个荒诞年代呵！
第六节反审讯、反判决、反囚禁
说监狱里较为“平静”，只是相对而言。监狱里同样有残酷的迫害，同样有法西斯专政。因为在这时这座监狱是专为林彪、四人帮这群迫害狂服务的，主要指挥者是康生、陈伯达，直接肆虐者是谢富治。
在魔鬼当道的时候，秦城，就是一座人间炼狱！
多少人在这里被他们折磨致病、致残、致疯、甚至致死！
单就秦城对“犯人”的日常待遇来说，连日本战犯都不如。关押日本战犯时，牢房里还有高床、沙发等设施，而关押老干部就撤掉了这些东西。后来江青等人也进了秦城监狱，可以看电视、书，伙食标准高至80多元，而“文革”中老干部“囚犯”的伙食标准只有8元。
外公进了监狱，而审讯他的专案组却一直没有撤销，审讯也仍在继续进行。他常常被提审，甚至在夜里也冷不防被传讯。审讯也仍然是逼供信的那一套。提审后还经常由专案组出题目，要他回牢房写出交待材料。关于此类的交待材料、检查、认罪书写个没完，记不清写了多少。后来这些材料找出来，写下的纸叠起来竟有几尺高。
牢狱生活，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
这牢要坐到什么时候呢？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把他送进秦城，并没有说明他究竟犯了什么罪，要服多少年刑。
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漫无限期地坐下去么？
一日，放风的时间到了，在走向放风圈的路上，外公远远地看见，前方的路面上，有一团墨黑的东西。走得前去，仔细一看，是一只蝉。
外公后来特意对我说起这只蝉，还用双手比划那蝉的大小，说那蝉有饭钵子那么大。我有些不信，说：还有那么大的蝉么？外公说，就有那么大，他也少见这么大的蝉。我当然也就相信了。
我听了又寻思：他为什么要特意说起这只蝉呢？我想了很久，最后觉得悟出了点什么。
蝉，对于囚人来说，总是亲切的。原因很简单，在死寂般静穆的牢狱里，当人在窒息般的孤寂中，忽然听见那尖亮、错落有致的蝉的鸣唱声从窗外传到耳畔时，你的心头会豁然一亮，精神也会随之一振，会觉得那蝉声是苦难、沉寂的日子里所能听到的最美妙的音韵。
蝉声还能使人产生无边的遐想。
在我国古人的诗中，不就有象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这样的关于蝉声的隹篇吗：
西陆蝉声唱，
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
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
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
谁为表予心。
无辜而成为囚人的人，最容易与这首诗产生共鸣。
外公在狱中就不止一次地背诵过这首诗。
外公在放风的路上见到的那只蝉，有饭钵子那么大，如此巨大的蝉，他还从未见过呢。蝉却背朝地，肚子朝天地躺着——啊，它死了！
这是深秋的季节，阵阵西风扬着尘沙呼啸着括过长空，空气中有着逼人肌肤的寒意。
他轻轻地将蝉的身体翻转过来。
卧伏式的蝉，虽然没有生命，却倏然恢复出它那堂堂雄姿：光滑、漆亮的胴体，黑宝石般鼓凸的目珠，抓扎着地面的坚硬如铁的节足，都透着一种威武的神韵。那平展地紧贴背部的透明双翼，在风中微微颤动，仿佛是振翅欲飞。
蝉是真正的歌手，这不仅在于它的歌声高亢，尖亮动听，更可贵的是它不象其他会发声的虫豸，只是藏在草丛、土隙、石缝等等幽暗的角落里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怯怯懦懦地低吟浅唱。而蝉，却总是选择高树亮枝，在热烈的阳光下放喉高歌，直抒胸臆！
然而，等待蝉的命运的却是凛冽的寒流，霜雪和冰冻。冷酷的季节伸出肆虐的手，封闭它的歌喉，扼杀它的生命，让它销声匿迹……
他在蝉的面前站了好一阵。
过了许多日子，那只蝉的形象还不时在他的脑子里闪现。
他在沉思。
他想到这场政治寒潮、那狂风淫雨摧残中的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凄惨景象，一批又一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被打倒，奸权当道，妖孽横行。党和人民的命运会怎样，中国向何处去？……
他的心中充满了忧虑，变得万分沉重。
他也想到自己所遭受的厄运：无休止的审讯逼供、莫须有的罪名、非法的无限期的监禁……
国法何在？
正义何在？
无人信高洁，
谁为表予心。
要斗争！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为了正义，要同奸权和邪恶势力做坚决的斗争！
他抓起笔，在写交待材料的纸上挥笔疾书，满腔义愤和正气凝聚于笔端，他向迫害狂们提出了严正的申诉：
审讯组：
我知道，你们对我案的调查，到一九六九年已基本完成。你们已能根据材料，判断我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八年一月写的材料是假的（当时你们搞刑讯，我为了不致受伤残废，写了假材料。所以，这假材料实际上是你们“打”出来的）。
因此，你们现在同一九六六年时已大不相同了。
一九六九年七月，在你们否定了我写的（就是你们打出来的）假材料之后，我曾对你们说，我是无罪的，应该释放我。如果还要我坐牢，那请你们告诉我，我究竟犯了什么具体的罪，要服多少刑。
从一九六九年七月以来，已经一年半了，你们至今讲不出我犯了什么具体的罪，可是还要我坐牢。由此更加证明，你们是明明知道我无罪，但因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已经有一个对我的判决在先，这个判决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因此你们不敢提出新的主张，你们对我有罪无罪这个决定一切的问题上，抱模棱两可的折衷主义的态度。
我确实无罪，然而背着“反革命分子”的错误判决，坐牢已经五年。现在，我正式向你们提出，请求撤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对我的判决，重新判我无罪，并将我释放出狱。请你们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郑重考虑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对我的判决是错误的，必须撤销，这个判决，判我是反革命，乃是以主观愿望为根据，而不是以调查研究为根据的。其方法，是先作判决，后找证据，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现在，这个判决已经五年了，还没有找到任何根据来证明我是反革命。但是，只要这个判决一天不撤销，我就还要背着“反革命分子”的包袱，这是很荒唐的。
……在审讯过程中，对我的指控，属敌我矛盾性质的，共八条：（1）反革命匿名信指使人；（2）四人政变集团；（3）与彭德怀一丘之貉；（4）对林副主席刻骨仇恨；（5）刘少奇的死党；（6）反对毛主席；（7）叛徒、特务、内奸；
（8）兄弟二人干坏事。通常，揭发的材料总有一部分是真的。但是，请注意，我这个案子与众不同。揭发了八条，查对的结果，竟没有一条是真的。这种奇怪的情况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在我身上，要找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毛主席公开宣布了的方针。“言必行，行必果。”是中国共产党的作风……
写了一首诗，附上。
壮志饥餐帝修反，
铁窗奈何锢英豪？
穷治极究经严酷，
真金不怕烈火烧。
文化革命风光好，
如此风光世间少。
有反必肃错必纠，
莫把风光玷污了。
敬候回音。
陆定一
1971.1.20.狱中
专案组一看申诉书和诗，不禁暴跳如雷：好呀，想翻案，这还了得！翻了案，“革命专政”的成果岂不化为泡影。还写反动诗词为自己鸣冤叫屈，污蔑“文化大革命”，对大好（不是小好）形势泼脏水，这是罪上加罪！
勒令：必须写出三条：
第一，承认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八年一月间招认的罪行，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是自动写出来的；
第二，承认翻案是错误的，是罪上加罪；
第三，保证今后不再翻案。
他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坚持申诉。
专案组恼羞成怒：不写？不写出三条，就再把你铐起来！
铐起来也不写！
这回专案组倒是“言必行，行必果”，立即给他的双手戴上了沉重的铁铐。
专案组还留下话：什么时候写下三条，什么时候才摘除手铐。
外公坚决不写三条，于是铁铐便没日没夜地铐在了他的腕上，连吃饭、睡觉、大小便也不松铐，只有在半月一次的洗澡时才允许摘下来，半小时洗完澡后立即又戴上。
铁铐沉重地套着手腕，磨得皮肉生痛。他把袖子塞进铐子里面，以避免铐子与皮肉的直接磨擦。然而，时间一长，衣袖被磨破了，手腕上的皮也磨破了，露出肉来，肉也磨烂了，渗出殷殷血水……
手铐戴了整整两个月。
这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前的情形。林彪阴谋政变未遂，叛国外逃，机坠身亡，一家三口及死党暴尸于异国荒野的情况，监狱中的外公过了很久才知道。
林彪和叶群野心败露，自取灭亡，罪有应得。然而受他们打击迫害的外公和严慰冰姥姥的处境却并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仍在坐牢，漫无期限地坐牢。
后来，曾经有那么一次，时间是1972年12月，外公被传到监狱的办公室。那里有三个人等着，向他传达说：中央接到反映，说监狱里有人搞法西斯。搞法西斯是不对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最高指示：法西斯式的审讯制度应该废除。今后如有打骂、刑讯逼供等情况，你们都可以讲出来，也有权直接向中央控告。
他立即不客气地说：“有呀，我意见多得很，动不动就给人戴手铐不就是法西斯。多年赤，专案组的领导人的法西斯罪行很多，以上只是一个例子。”
他后来还知道，同样被关在这座监狱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戴了两年手铐，被活活铐死了。
他思忖，是谁在关照这些囚徒，派人来调查监狱里的情况呢？
后来听说是周总理派的人。
原来这功劳是刘建章被关押出狱后冒死上书毛泽东，将秦城种种残酷及刑讯逼供的情况一一揭露以后，才换来的。
然而，监狱里的情形并没有因此而改善。林彪死了，横行的还有四人帮。
1972……
1973……
1974……
外公在继续坐牢，苦度一年又一年暗无天日的时光……
1975——又一本新的日历翻开了。
1975年，在他多难的际遇中，将会发生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