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文革小组”中负责“中央”专案的江青原本想让陈伯达的老婆刘叔晏来负责陆定一的专案组。刘叔晏曾负责过范若愚的专案组。范若愚，山西五寨县人，1936年入党，1959年任《红旗》杂志常务副主编兼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文革”开始不久，被诬为“特务”，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整他。刘叔晏“办案有能力”（江青语），使范若愚的冤案范围越搞越大，许多无辜者受牵连。因此，江青要刘叔晏再负责陆定一专案。陆定一的职务远远高于范若愚，刘叔晏自知干不了这个专案，陈伯达就把它接了过去，时间是1966年12月。
诬陷、迫害陆定一，是陈伯达在“文革”中所犯的严重罪行之一。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院第一审判庭就这一问题审问陈伯达。在回答法庭审问时，陈伯达谈到了他接管陆定一专案的经过：
“……因为江青强迫刘叔晏接受这个案子，又请她吃饭，刘叔晏都不干。我看这个样子，不好下台，我就接过来，我说我管好了。为什么我接受这个案子呢？我跟陆定一无怨无仇，为什么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这个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虑这个问题，迫害我全家，我当时是有所顾虑的......接受这个案子，她就送来一批材料。江青送我这一批材料是无锡青年人送来的，还有陆定一家庭的相片。这个问题呀，我就给专案组，专案组不是我组织的，原来已经有了，还有人管了。我给他们谈这件事情，接受她这些材料，看了无锡年轻人搞的材料，我说交给红卫兵审判。如果要追究来源呢，就是这样来的。这个行动当然是反革命……这个批呀，是完全错误的。”
从陈伯达的口供看，似乎他接管陆定一专案是被动的，是由于江青的压力才接手的。但他办起这个案子来却十分积极，且心狠手辣。一接手，1966年12月16日，陈伯达就亲笔写下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指示：
“1、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十二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搬掉。2、要他（和她）（即严慰冰——引者注）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十月起到今年被捕止。3、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
（随后不久，他又下令逮捕陆德。）
当晚，就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关锋一伙深夜火速来到了看守所提审外公，并将审查改为审讯，原来执行的就是陈伯达的指令。
关锋走后，外公住的房间里的写字台、沙发、席梦思床立即被搬走了。
专案组还对外公宣布：“你犯了法，是反革命，对你不是党内审查，而是审讯了。老实交待你们的‘政变行动’和‘反对派名单’”
在这以前，外公一直相信审查委员会会秉法办事，认真调查，以事实为依据，澄清自己的问题。没料到现在就这样给他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他不服！
根本没有“政变行动”，这不过是林彪的诬陷。硬要交待，这完全是逼供信。如果为了自己的“出路”，“承认”自己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交待“反对派名单”和“政变行动”，则不合事实，更严重的是将诬害好人，损害党的利益。做为一名正直的共产党员，岂能做出此等伤害同志，危害党的事体。反之，当然就是违抗、顽抗，就会加重“罪责”。
摆在外公面前的，就是这两种选择。
在“文革”中，许多人为了坚持真理、求得清白，而被迫害致死、致残；更有一些干部和学者，为了不昧良心而又逃避这两种痛苦的选择，采取了自杀谢世的做法。而外公已向党中央表示：他绝不自杀。面对种种非人的逆境，老人要抗争下去，绝不逃避和低头！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既不接受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也坚决拒绝交待所谓“反对派名单”和“政变行动”。他要求申诉，要看守所石所长转告专案组派人来谈话，可是专案组的人却不露面。
满腔怨愤，无处申诉，愤怒之极，他开始第二次绝食。
此次绝食，从17日至18日，进行了两天。
18日晚五时，石所长要他进食，并以违反纪律相协。外公提出复食的一个条件：他要写信给毛主席，如果看守所同意将信转呈，他将于第二天复食。
石所长表示同意。
夜八时，他写下一封信给毛泽东，信中反映了他的处境，并声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根本没有‘政变行动’。”“硬要我交待，除非逼供信，而这是违反党的利益的。”
信交给了石所长，石所长把它交给了专案组。专案组根本没有往毛泽东处送，笔者后来查阅到此信原件，只见上面有两行批字：“已送关锋转报陈伯达。信存动态卷。”可见“转呈”的应诺只是个花招，信到陈伯达处即被扣压。
当然外公不知道他们会不守信用，便于19日进食。
第三次绝食，历时最长，从1967年1月3日晚起至8日中午，为期五天。
1966年12月30日，为了配合打击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反革命集团”和贺龙“二月兵变”的行动，专案组的芦与审讯人员又下达了交待“政变行动”的命令，并限期在1967年元月3日交卷，否则，从重处罚。
陆定一在12月31日写信直接了当地答复芦：“绝对没有做过‘政变行动’。”
1月1日，芦二人来到外公那里，警告他“不许反扑”。
2日，陆定一还没有做出交待。
3日，规定的“交卷期限”已到，外公依然没有交待。
专案组急了。也就是3日这一天，芦六人对陆定一进行审讯。
他们强迫他交待他与彭真如何进行“反革命密谋”的活动。他拒绝交待，审讯人员便暴跳如雷，拍桌子，骂人，对他施行罚站。
其中一人以讥讽的口气对他说：“你不是已经绝食过两次了吗？如果你有骨气，应该再绝食，绝食到死哇！”
陆定一回答：“我是有这骨气的，但绝食是所里不允许的，看张所长（看守所的另一位所长——引者注）怎么说吧。”
而这位姓张的身为所长，竟也以刺激的口气说：“吃不吃由你自己决定。”
性格刚强、满腹怨愤的外公无法忍受这种刺激和凌辱，当即说：“既然如此，我从今晚起绝食！”
内在里，绝食是他对给自己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表示抗议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不得已才采取的方式。然而，惨无人道的是，他已经开始绝食了，却依然把他押到群众大会上批斗，4日上午一次，5日上午又一次，每次站几个小时。
6日，亦即绝食后的第三天，他的身体已十分虚弱，却还要对他进行审讯。而且上、下午连续进行。
迫害狂们就是这样丧尽天良，对一位绝食中的老人竟如此姿意摧残和折磨，连起码的人道主义也不讲，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不但没有人进行劝阻，反而还在加深刺激。
4日，从批斗会回来，已是晚八时，他躺下了，刚睡稳，却又来一人，故意将他闹醒，恶声恶气地说：“死反革命，打算如何？你可得坚持呀，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哟！”
7日，绝食已进行到第四天，他已卧床不起，心脏出现间歇跳，每分钟二十次。
他们才慌了手脚，不得不叫医生给他打针。
石所长还对他发出警告：“如此下去，只能加重罪责，却达不到目的。”
8日，他已极度虚弱。
中午，看守端来米汤，留下话：“石所长交待，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外公要石所长来，问：“此话是不是你代表中央说的？”
石所长说：“我是中央派来管你的。”
外公说：“那末，我服从你。”
于是复食。
事后，石所长又指责说：“你不是不知道，只有毛主席能够代表中央，为什么把我也看做代表中央？”并说绝食是一种“反扑”，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为此写出检查书，说明绝食的本质、原因、和耍了什么花招。
陆定一在“检查”中申辩：
“（一）我并不想拒绝交待。
（二）我服从中央，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反扑。
（三）我的这次绝食不是反革命行动......
因此，我认为，我的罪名，突然加在我的头上，我是不能担当的……
绝食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表示意见的一种手段。
关于我热烈要求平反，那应该是正当的愿望。”
此后，仍然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批斗、写交待、强迫劳动……
第四节刑讯逼供的十天
后来，外公被带离那幢小洋楼，关进了另一个地方：西四北七条四十九号。
这是一个四合院，他被关在一间朝东的房子里，一个班的战士住有朝西的房子里，看管着他。
由党内审查到审讯，时间又过了一年，外公受尽凌辱，仍然拒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而在这些时间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迅速蔓延到全国工矿和农村。在林彪鼓噪的“打倒一切”的口号下，红卫兵在全国到处“冲杀”、“造反”，很快又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林彪、陈伯达等打着贯彻群众路线的旗号，鼓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否定党的领导，煽动无政府主义，使内乱迅速蔓延。
全国还掀起了批判所谓“资反路线”的浪潮，刘少奇、邓小平被加上“资反路线”的代表人物的罪名，受到公开的诬陷和批判．
1967年1月，上海等地刮起了以夺权为标志的所谓“一月风暴”，林彪、江青等人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老革命家们忧心如焚。一月夺权更引起他们的极大愤慨，终于爆发了坚持党的原则的二月抗争。
但是，这次斗争却被诬为“二月逆流”，潭震林、朱德、叶剑英等老同志受到毛泽东的指责。这样，全国动乱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这年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以权威的姿态第一次在中央报刊上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篇文章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应声虫”等等罪名强加给刘少奇、陆定一、周扬、和胡乔木。
6月28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1968年2月5日，党中央转发黑龙江革委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毫无根据地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务，结成了叛徒集团。”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制造了成千上万“叛徒”问题的冤、假、错案。
江青还企图以“伍豪事件”迫害周恩来，将周恩来说成是脱党自首的叛徒，但阴谋未能得逞。
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还加紧对外公的进一步打击。
一是在理论上对外公进行大批判。
1967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用了整整一版发表署名“旧文化部延安红旗总团”的文章《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文章把外公1956年5月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诬蔑为“黑报告”，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这个黑纲领，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接过去，用偷天换日的手法，阉割其革命灵魂，塞进他的私货，为阴谋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和中国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引者注）一个腔调，也打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旗，为他篡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制造种种所谓‘根据’。”“陆定一所鼓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允许共存’、‘兼容并包’的翻版，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叫嚣的‘解冻’的变种，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灭资兴无的革命方针根本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
12月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革命联合总部”的批判文章《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认为“十七年来，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分子、大学阀陆定一，利用他们窃取的大权，把持了教育的领导岗位，抵制、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党中央所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把社会主义的学校变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温床，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舆论，培养干部。”文章用歪曲、污蔑的手法，将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讲话、文章断章取义地引用批判，指责陆定一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维护旧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等等。
二是配合“深挖叛徒”的行动，陈伯达一伙千方百计要将“叛徒、内奸”的罪名强加在外公的头上。
在对外公进行的“党内审查”和审讯中，就有一项内容是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并要他着重交待他在1933年上海团中央机关遭破坏期间的活动情况，目的是要将陆定一打成“叛徒、内奸”。这样做的另一原因是，在对外公一年多的审查、审讯过程中，除了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的东西外，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外公与严慰冰匿名信有关联的确凿证据。为了使对陆定一的迫害变得“名正言顺”，他们挖空心事想从“历史问题”上做文章，捞取“证据”。其手段是从历史材料中寻找“蛛丝蚂迹”，然后把历史搞浑，歪曲或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逼他人作伪证等等。
把人打成“叛徒、内奸”——这可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