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江青和张春桥正在加紧活动，他们对《二月提纲》的矛头所指进行“逻辑推理”，并向毛泽东汇报，认为：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等等。
毛泽东听后自然更加生气。1966年3月28日他两次找康生谈话，又找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批判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判中宣部与彭真。他说：《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要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
从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宣部、北京市委、彭真和外公他们不再信任，并且开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
毛泽东发话必须进行“文化大革命”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4月1日，张春桥搞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攻击《二月提纲》。
4月2日、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所谓“要害”的文章，中央宣传部已被撇在一边。
3月4日至4月8日，再次对罗瑞卿进行揭批。第一阶段，3月4日至16日，对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3月12日罗瑞卿检讨后，招致更加激烈的攻击。他决心以死抗争。3月18日，他留下一张字条给妻子郝治平：“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然后毅然跳楼，没死成，却跌断了一条腿。3月22日至4月8日，即第二阶段，对罗瑞卿进行缺席批判斗争，会议作出《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加上“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罪名，指责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彭真也被以“包庇”、“袒护”罗瑞卿而受到指责。
比这更早，1965年11月初，杨尚昆被以“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实际上是经过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讲话进行录音）的罪名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随后，毛泽东于4月14日至4月底先后七次修改这个《通知》，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4月22日，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
会议批判了彭真的所谓“反党罪行”，讨论了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至此，“彭罗陆杨”中的彭、罗、杨都已“到位”。
5月，江青一伙联系北京市委的问题，组织对《三家村扎记》、《燕山夜话》进行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邓、吴先后被迫害致死，廖长期被监禁。
但上述正在进行中的大部分情况，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当时还是“内幕”，对于外公也是如此，尽管他的身份很高，但他将成为打倒的对象，所以这些消息对他是封锁的，而且他又是在外地。他还在南昌时，严慰冰曾给他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要他回京看一个文件（后来才知道，这个文件的内容就是毛泽东同康生关于彭真的错误问题的谈话），并要他给康生打电话。外公表示不回京，也未给康生打电话。严慰冰便将文件发往南昌，但中央机要处在路上把文件截了回去。
此间外公曾向彭真通了一个电话，彭真在电话里说：“我住在北京，不出去，成了官僚主义者了。”外公听了不解其意。
啊，谁又曾料想到，至此，“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就要拉开了！
中华民族的历史将要面临一场大动乱、大灾难！
而外公，就要迎来他一生中第四次、也是最重大的一次磨难！
第五节围攻：“陆定一是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的幕后策划者”
尽管这时候的气氛已很紧张，外公对时局的某些变化感到疑惑，但他心里依然很坦然：在党内，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这是正常现象。可以允许存在，谁是谁非，可以在实践中检验和解决。
在安徽的采石矶，外公仍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传说中李白去世的地方。据说李白这位诗仙，喝醉了酒，跳到水里捞月亮，淹死在这里，人们便造了个三层楼台供奉他。到得三楼，外公果然看到有一个泥塑的李白躺在那里，那形态不知是烂醉如泥呢还是在苦思冥想。外公看后笑着摇了摇头：李白真是狼狈呀，被庸俗化了。
他风趣地对陪同参观的安徽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说：“你与李白一样的姓，都姓李，但李白是仙人，你却是‘凡夫’。”此番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外公又来到黄山脚下，下榻在温泉宾馆，他准备登黄山哩。但时值四月，黄山总是云雾迷漫。人们告诉他，这样的雾天，即使上到了黄山，也什么都看不见。
看不见却不看吧。等不得雾散，外公来到了当时动工不久的史杭水利工程，该工程计划用水库接住大别山的水，然后开渠引灌，可使十二万亩土地得到灌溉。
就在这期间，4月30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杨奇清突然从北京来到安徽。他们是由中央派来找外公的，他们告诉他，严慰冰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并于4月28日遭逮捕。
严慰冰要受到什么处分，这是外公意料中的事，但没想到的是遭到如此严重的打击，他的心倏然感到沉重。
张子意和杨奇清还传达中央的意见，要他遵守五件事，其中有：不要将此事泄露；不要与严家的人（严慰冰的母亲与妹妹等）来往；在外面滞留久些，不要立即回京。
既然是中央的意见，外公表示照办。
正式谈话后，张子意同他个别谈话，建议他写信给中央表示态度。他同意这一建议，写了信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措施和遵守五条。
但就在张、杨二人走后不久，5月6日，外公又接到了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汪东兴在电话中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问他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
外公在电话中回答：“如果事情很急，就派飞机来。如果不是很急，我就坐火车。”
汪东兴没有透露会议内容的其他情况，只是定下派飞机来接他回京。
起初要他在外地多滞留些时候，这会儿又火急火燎地催他回京，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外公的心中升起一团疑雾……
外公于5月8日乘机回到北京。
他的家本来在中南海增福堂，可是接他的车子却把他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安儿胡同一号。原来，严慰冰被捕后，他的家也立即“乔迁”了，从中南海增福堂搬到了安儿胡同一号，并且有一个班的战士看守着。
这就是说，外公一回到北京，就立即处于软禁的际遇。
回京后的第二天，张子意来了看他，并说：“据说这次要你回来，是毛主席的意见。”他大概是要说明为什么以前中央要他在外面多住一阵，这会儿又改变决定，召他回来的原因。
接着外公被通知参加正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早在4月26日就已经开始了，在外公参加会议前的5月5日下午和6日上午，康生在“座谈会”上传达了毛泽东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宣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5月6日下午至7日上午张春桥讲话，他从十届十中全会讲起，一直讲到1966年，重点放在1965年11月以后，矛头对着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
会议的一项活动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月16日上午，大会通过了这个通知，故又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对“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做了上纲上线的批判：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盗窃中央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因此，“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五.一六通知》还阐述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五.一六通知》的制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彭真、陆定一进行揭批。
对外公的揭批，在不少与会者违心或不违心的发言中所提到的他的“错误”和“罪行”归结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方面：
（1）对毛泽东思想无感情，反对工农兵学“毛选”，反对宣传“毛选”，提出“毛选”要提价。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是贴标签；
（2）在文艺、教育、体育等领域贯彻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针锋相对；
（3）反对搞阶级斗争，在文艺口提倡题材自由化；说“医生治病，是不问病人属那个阶级的”；对体育报只准搞业务，不准搞政治；
（4）反对总路线，对大跃进咬牙切齿；
（5）在庐山会议上态度消极，从来就与彭德怀搞在一起。给自己的小孩取名“德德”，两个“德”，其中一个德就是彭德怀的“德”；
（6）从来反教条不反修，反左不反右。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是大学阀。《二月提纲》亦是陆定一的思想。
（7）陆定一与彭真、罗瑞卿有共同点，三人互相勾结，互相配合，是桃园三结义、大三家村；
（8）反对林副主席，是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的幕后策划者、指使者。
……
在林彪的布置下，特别就匿名信案对外公强加责难：严慰冰的匿名信“关键要害是反革命”。严慰冰不是单干户，而是有其同伙、密谋者。陆定一就是同伙、指使者、主谋。他的家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革命的夫妻老婆黑店、裴多菲俱乐部。
为指责他是严慰冰匿名信案的同谋或主谋，经过一番搜罗之后，会上提出了所谓的“八大证据”。
这“八大证据”为：
一、4月28日严慰冰被捕后，在她房间桌面上的玻璃板下发现了一封末寄出的匿名信，可见匿名信在家里是公开的。
二、林彪一家包括两个孩子，人到哪里，匿名信也就寄到哪里，跟踪而至。如林豆豆到空军报，匿名们也就寄到空军报。一家四人，四省十几个单位的地址，为什么严慰冰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如果没有陆定一、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的帮忙，严慰冰何以能知？
三、匿名信百分之九十寄给林一家，而且逻辑清楚，根本不象害精神病的人所写。而且其中的规律是：陆定一对党对林彪攻击最猖狂的之时，亦是严的匿名信发得最多的时候。特别如将发信地址写为按院胡同，用毛主席媳妇的名字署名等，是企图挑拨毛主席与林彪的关系，这必定是陆定一所为。匿名信中署名“基督山”，是明目张胆地要向党反攻倒算。
四、严慰冰在匿名信中怀疑叶群十六岁入党，说明她研究过叶群的历史。严与叶早先无来往，只有调档案才知道，叶的档案在军委，如果没有彭、罗、陆、杨四人帮忙，严何以能调出叶的档案？
五、严慰冰知道1927年第23、24号《东方杂志》及其所载的《王国维传》的内容，这只能是陆定一告诉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