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外公提出在思想工作中进行“两个改造”的问题。“两个改造”，一是指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二是指党的改造。
第一个改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前，知识分子必然发生思想大动荡。外公认为，“资产阶级分子大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从他们的阶级属性来说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了，资产阶级分子怎么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怎么办呢？这就是他们思想发生大动荡的原因。”
要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是可能的呢？外公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说是有可能的，因为在他们那里除了个别的人以外都是爱国的，绝大多数的人是赞成社会主义的。”而改造他们的办法，就是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
另一个改造，就是我们党的改造，也就是自己改造自己。改造的目的，是为了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用的方法，就是整风的方法。
他还强调：“我们主张这两个改造都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所采取的方法是不相同的。”“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就不应该采用对敌斗争的方法，而应该用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方法。”
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请广大群众和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目的是为了改进党的工作和干部作风。广大群众和党外人士抱着积极的态度，也热情地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有的人说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攻击党的领导是“党天下”，提出要轮流坐庄，搞“政治设计院”；有的诽谤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存在的根源，提出“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6月8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发起了反击右派的斗争。
7月14日，外公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的发言，认为党和人民同右派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是拥护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第二，中国革命要不要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来领导；第三，是实行无产阶级民主还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第四，是巩固和发展中苏友谊还是挑起中苏不和。外公对右派的在上述问题上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外公的这个发言，后来收入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之中。
对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个斗争却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错划了一大批右派，许多知识分子受到了冤屈，并导致否定“八大”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造成了不良的后果，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进入一个曲折发展的时期。
随着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发展，接着又发动了生产战线的“大跃进”运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提出了今后五年或稍长一些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十五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口号，在钢、粮食等产量上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会议结束后的六月中旬，毛泽东又提出干脆一点将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由酝酿发动进入全面开展阶段。在这过程中，由于高指标和层层批右倾所造成的压力，很快出现了严重虚报产量的浮夸现象。进入夏季后，各地竞放“卫星”，出现了小麦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早稻十三万余斤的虚假纪录，8月23日《人民日报》竟然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报道中说山东省寿张县“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1000--2000斤，根本没人提了”，“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8月13日，在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创36956斤纪录时，引用社长的话说：“我们就怕想不到，想到了的我们都做到了”。
对于这些离奇荒谬的报道，稍有一点农业生产知识的人都是不会相信的。外公在读到《人民日报》报道粮食亩产由几千斤到一万五千斤的时候，就对这些虚假报道由怀疑到否定，他终于忍不住，打电话责问《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知道一亩田有多大、每亩田能插多少株秧，每株秧能长多少粮、一万五千斤粮又是多少？……”
农业上的浮夸风，助长了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思想的发展，各地根据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拟定的文件《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规定一九五九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预计完成数增长百分之六十八。钢的指标为二千七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至一百七十三。
北戴河会议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一轰而起，“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也严重泛滥起来。北戴河会议后的三个月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及地方负责人相继到农村调查研究。外公也到了山西、陕西、四川等地考察。通过调查研究，中央觉察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着混淆两个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平均主义等“左”的错误，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1959年4月27日、28日，举行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外公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5月15日，周恩来总理把外公找去，对他说：“交给你一项任务。你去作一次旅行，从北京到上海，看看钢铁生产。”外公说：“我没有做过经济工作，也没有学过炼钢。”周恩来说：“给你配备一位钢铁专家。”这位钢铁专家是冶金部的工程师陆达。
外公与陆达、还有周恩来的秘书许明一起商量，认为，钢铁生产要靠煤，所以也要了解煤的生产情况。于是，他们定下一条从北京出发，经济南、薛城、枣庄、徐州、南京，到达上海，然后经苏州、无锡、常州回京的考察路线。他们到了这些地方，看到所谓用“小土群”或“小洋群”办法炼钢铁是极大的浪费。炼铁要焦炭，没有焦炭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部分炼焦煤被白白烧掉，只有中间一小部分能作为焦炭用。所谓“小焦炉”，很多是用砖砌的，炼不出铁，炼出铁来也不合格，只好弃置不用。开煤矿的民工有的很苦，吃得是地瓜藤子，没有地方住，在地上挖个方坑，在坑里铺上地铺，被褥都是湿的。弄虚作假的现象也很严重，例如，炼出的铁含硫量高不能用，却充好铁计算生产数字。他们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市委管工业的书记是马天水，却不敢来见他们，只是派了一个人向他们说大话，说到1962年上海要年产一千万吨钢。外公他们听后，做了一番计算，要生产这么些钢，单是为了运输煤碳、矿石和生铁，上海的车站和码头就不够用，且不说其他的生产条件了。他们又将各地了解到的情况作了综合分析，估计出要在1962年全国年产二千五百万吨的指标是达不到的。
回到北京后，外公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谈了他们分析后得到的看法。周恩来听了，没有谈他的看法，只是在默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