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莫斯科之恋
初次见到外公时，见他爱笑，性格爽朗，也很乐观，善言谈，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但我在心里一直在琢磨：除此之外，老人内心世界里还有些什么？一个经历了生离死别的老革命家的胸怀里，有着怎样的情感波澜呢？
第二次见到外公，是相隔两三个月后的1988年春节，他在杭州，他邀我去他身边小住。
那是个料峭的早春，杭州下了场大雪。西子湖畔，一个雪花飘飞的傍晚，我与外公在他下榻的房间里说话，不知怎么就说起了元稹的《遣悲怀》。
“《遣悲怀》是悼亡诗。中国古典诗词中悼亡诗不少，但写得好的要算元稹的这三首。”
外公评议说。他记忆力好，能背大量的古曲诗文，这会儿，他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来：
谢家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尽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
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从窗外透进来的微白的雪光。窗外有几枝腊梅，枝上有细细的花骨朵，映着淡白的雪光，象暗红的炭火。
老人继续背诵着，语调变得深沉缓重。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我感到此刻那黄昏的微光中，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四散漫延。我的心变得沉重起来。
……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无期！
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吟毕，外公久久没有开口，只是凝神注视着窗外那几枝腊梅，象是在追忆、默思……
后来，我去到外婆的墓上扫墓，看见墓碑上镌刻着外公亲笔写下的碑文：
……唐义贞烈士是我的最亲爱的亲人，是我的知己，我永远怀念她、学习她，也教儿孙们这样做。
这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对他在半个世纪前就不在人世了的妻子的深切的怀念。这一份感情是多么真挚和恒久呀！
是的，在外公的记忆中，总有一朵永不泯灭的红霞，一团光华耀眼的火焰。
年轻的外婆，就是那红霞，就是那火焰。
外公与外婆是在苏联莫斯科相识、相爱并结婚的。
那时外公是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外婆即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
外婆是来自长江之滨的大武汉的一位共青团员，于1928初由党组织派来中山大学学习。
外婆进了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大开设的课程很多，有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还有政治经济学大纲、经济地理、列宁主义、联共（布）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及军事学，功课自然十分紧张。但在开初，一切是那样新鲜，那样令人激动：陌生的街市，陌生的话语，全新的生活，紧张的学习，热烈的讨论。也有傍晚红墙下的漫步，课余街心公园的小憩，假日莫斯科郊外的徉游……虽然夜深人静时那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会象潮水般袭来，但她总是咬咬牙来克制它……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她却感受到一种西伯利亚寒流般的砭人肌肤的寒意呢？
是的，她觉的在这块土地上的政治风云在变，就连学校里也风波迭起，失去了往日的平静。那个名叫米夫的苏联人，当上了中山大学的校长后，起用王明等人，控制了“支部局”，把持学校的大权，一会儿抓“江浙同乡会”，一会儿抓“工人反对派”，天天搞斗争，谁敢与支部局有不同意见，就对谁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她对这一切感到困惑，陷入痛苦的思考之中。
她外表文静，内心却有一团灼热的火。
混乱的局面已经使人无法忍受，她带着义愤，和同学们一起，多次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向中共代表团控诉“支部局”的恶劣作法。
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她与外公相识了。
她所见到的外公，个头不高，戴一副近视眼镜，一介书生模样。但当了解到他就是出国前的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的主编，并记起她还读过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笔犀利的文章时，不禁就在心中产生了钦佩。
而外公眼里的外婆，也有很好的印象：外表秀丽文静，内心却充满激情，且正义感强，疾恶如仇。
她在他面前吐诉对学校“支部局”的不满，和面临政治风云的困惑。
他仔细听着她的倾诉，陷入沉思……为了解答她的困惑，他说：“我讲讲我的一个体会。当初，我以为参加革命，就是同反动派斗争，单纯得很。后来，瞿秋白同志告诉我，党内有斗争，我才意识到革命的复杂性。那时候，就是瞿秋白同志为代表，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斗争，‘四.一二’、‘七.一五’就是党内的右倾妥协给我们的血淋淋的教训……现在，你所反映的那伙人，也在提出一套‘左’得出奇的理论，还有他们在学校的所做所为，，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呀！”
他的话，使她明白了党内同样有正确与错误力量的斗争，她认定米夫和王明一伙一定是错误的势力。当她知道中共代表团也成为打击的对象时，才感受到他的心中同样有一团压抑的火焰。
就这样，他们相识了，有了往来，有了交流，有了说不完的话题。
火与火相映照，那沉闷的日子就会少一份冷寂。
形势却更加严峻，学校一批批无辜的学生遭到迫害。她的头脑更加清醒，对那伙人的面目认得更清了——她内心的火突跃了！
又一场斗争会，她忍无可忍，挺身而起，慷慨陈辞，语惊四座！
同在中山大学的谢怀丹后来著文回忆：“女同学唐义贞，性格坚强，头脑清醒，敢于说话，不满陈绍禹（王明）一伙，因此被开除团籍。”1988年，小定舅舅寻访谢怀丹，谢又谈了两件事，一是中山大学开会时，外婆因气愤而中途退场；二是一次会议上，外婆与她坐前后排，两人都发了言，但内容已不记得了。
后来我从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写的《往事如烟》中读到她回忆在中大时的情形，其中提到了外婆（但她把外婆的名字写成了“汤仪贞”）：
“当时在中国同学中有两位女同学，一个是汤仪贞，一个姓徒，名字忘记了，她们都是湖北省女子师范的学生，汤仪贞长得唇红齿白，亭亭玉立，惟个性很倔强，一张嘴不肯让人，一回斗争大会时，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骂得最凶。汤曾同陆定一结婚，有一个时期住在青年国际招待所。”
同学们钦佩她的勇气和胆略，却又都为她暗暗捏着一把汗，因为大家知道任何愤慨的表示都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厄运。但是她无所畏惧，义正辞严。
就在这严峻的时候，外公与外婆的心贴得更紧了。
一天，她又去到他那里，告知一个紧急消息：支部局要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并要瞿秋白参加，目的是要质问和斗争瞿秋白。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瞿秋白同志决定不予理睬。”他说，然后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进又长长地吐出。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我有一种预感：这伙人有野心，是要篡夺中国党的领导权。打击别人，是为了抬高自己，他们不是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吗’，只有他们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这说明什么，用意不是很清楚吗？”
停了片刻，他又关切地对她说：“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今后……你就不要来这里了。”
“为什么？”
“他们要打倒代表团，当然就不会放过与代表团亲近的人……你会受连累的。”
“就因为这个？”她淡然一笑，然后沉默下来。
这时候他看见，一种刚烈的神色泛上她本是柔各的眼波，那略显厚实的嘴唇的轮廓透着平时少见的坚毅。
她却突然把话题一转，“我来背一段诗你听吧。”说完，她果真用流利的俄语背诵起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中的一段对话来：
——呵，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吗？
——知道。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疾病、甚至死亡吗？
——知道。
——知道你会跟人世隔绝，完全孤伶伶一个吗？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知道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弃亲人，离开朋友吗？
——是的，可以离开他们。
——好吧，你情愿去牺牲吗。
——是的……
她的话语轻轻，却充满了激情。她的眼睛凝视着他。他从她那深沉的目光中，看到的不仅是对正义和真理的执着，而且还有另一种灼热的情感……他们的两颗心，跳动着同样的韵律。
火与火的融汇，什么样的寒潮不可以抵御呢？
1929年12月的一天，外婆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了“留克斯”旅馆——外公下榻的地方，她的脸上荡漾着兴奋和幸福的神情——这天，是她与外公结为伉俪的日子。
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满堂的宾客，只请了几位中国同学来聚餐。她既当新娘又当厨师，亲手做了中国菜。
她也没有穿婚纱，只是特意换上了那件她喜欢的、平时不轻易穿的红丝绒旗袍。
穿上红丝绒旗袍的外婆光彩照人，如一团红霞，如一朵火焰，在外公的心中留下永恒的记忆。
多年后当外公对我谈他起与外婆从相识、相爱到相知的过程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成为相知，首先是因为政治，然后才是感情。”
外公所说的政治，就是革命——一方面要同三座大山作战，一方面要与党内邪恶势力斗争。正因为这种双层的战士身份，便决定了外公与外婆要走忍辱负重的道路，也就有了磨难中相濡以沐、刻骨铭心的爱的历程。
婚后没有多久，预料中的事情发生了——学校“支部局”做出一项决定：开除唐义贞的团籍与学籍，“罪名”是“反对支部局”——“反对支部局”就是“反党”。
外婆在遭受打击后无悔无憾，曾坦然一笑告诉一位即将回国的女友：“我被光荣地开除了团籍和学籍。”表示出她同王明集团势不两立的坚强决心。学校当局问她：“你回国后还革命不革命？”外婆回答：“当然还要革命！”于是她被送到一个“医务训练班”进行短期培训，规定回国后到苏区做医务工作。
1930年，共产国际提出要“刷新”中共代表团成员，外公回国，外婆即还在“医务训练班”培训。他们婚后第一次分离。为了保守秘密，外婆没有前往送行，只是与外公约好在上海见面的办法。
第二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外公于1930年7、8月间回到上海。外婆即是在9月底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于10月份回国，来到上海。外公派人把她接到他在同孚路租好的房子。当时租房子很困难，因为国民党的暗探、特务工作更加严厉，租房子要有家眷，否则房东不敢出租。外公事先对房东说他有家眷，才租到了房子。外婆没来时，房东经常要问。外婆来了，房东才放下心来。
外公回国后担任出国前原来的职务——团中央宣传部长。他向团中央反映了外婆在中山大学被开除团籍的缘由，并提出恢复她的团籍的要求。他指出，所谓“反对支部局”并无政治内容，构不成“反党”的罪名，开除团籍毫无根据和理由，也不符合团的章程。团中央因而做出决定，恢复了外婆的团籍。
外婆与外公在上海的小住，是他们婚后的所有岁月里所度过的相对稳定的一段“家居”生活。有欢乐，但也十分单调。秘密工作的环境下，非不得已是不出门的，甚至也不能出去散步。这对活泼好动的外婆来说，很不习惯，但她忍了下来。
外公也不无遗憾地告诉我：秘密工作的缘故，他与外婆结婚和婚后连合影也没有拍过一张。所以他拿不出一张他们合影的照片来。这成为外公的一件憾事。
外婆在这期间也曾想回家去看望她十分思念的母亲，但由于秘密工作的要求，她不能回去，为此她十分难过，但她也克制了下来，只是给母亲写了封信，告诉母亲她已经结婚的消息。这封信被保存至今，下面抄录其中的一段：
我已经结婚了，他姓陆，无锡人，性格很似大哥，不过加上些孩子气，只知做事业，不知其他，脏也同大哥相仿，不叫他洗脚他就不洗脚。荷包乱七八糟的塞了一大包。写的东西总是杂乱地堆满一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别人都笑我，说我做过了，我也不否认。妈妈，这样顽皮的脏孩子你老乐意吗？我叫他写信给你老，他说不知道如何写才好，只知道坐在那里傻笑。你老来信可骂他这个不知事的小子。
这段文字不妨说是他们这段“家居”生活的一个方面的写照，那充满情趣和嗔笑的语言中，蕴含着她对外公的浓郁的情意。但因为秘密工作的缘故，她在信中只能写外公的姓，不能写他的名，也不能写自己的通信地址，因此也不能希望收到母亲的回信。
他们的“家居”生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他们发现忽然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来到他们住地的前楼望了一望，一言不发就又走了。他们警惕起来，不一会，这个男人又来了，并且带来一个人，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同志。他们虚惊一场，赶忙让周恩来进屋。带周恩来来的那位同志又出去了。周恩来坐着不说话，他们也不好问什么，怕隔墙有耳。大约一个小时后，那位同志回来了，把周恩来引走了。事后才知道，是因为顾顺章叛变，周恩来组织党的机关紧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暂时没地方去，先到他们住地避一避。顾顺章只知道党的机关的地址，不知道团的机关的情况，所以他们的住地倒是较安全些。他们为能掩护周恩来同志感到高兴。